中篇小说《山村那个“毡帽子”》连载四：山下来了厂子

作者：宁文英

野鸡岭蜷伏在群山褶皱深处，这里的山不是那种可供游人登临抒怀的秀峰，而是层层叠叠、犬牙交错的穷山恶岭。石头多，土薄，一场暴雨就能冲走几代人攒下的薄薄一层耕作层。村里人守着几亩山坡上的"挂地"，从春种到秋收，弯腰弓背，换来的不过是半年粮的日子。穷，是刻进骨头里的印记，是代代相传的宿命。谁家要是能攒下三斗余粮，便是村里人艳羡的"富户"；谁家闺女能嫁到山外去，那简直是祖坟冒了青烟的荣耀。

风水轮流转，这话在野鸡岭应验得格外戏剧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坳里突然炸响的爆破声，惊醒了沉睡千年的山谷。那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遗脉，又或是改革开放后工业布局的新棋，总之，一座拥有上万名职工的巨型工厂，像一头巨兽占据了野鸡岭脚下的沟底。从岭上俯视，厂房的白墙灰瓦在绿树丛中若隐若现，高耸的烟囱日夜吞吐着白烟，像是沟底深处生长出的另一座山峦。更有那上下班时分，浩浩荡荡的自行车流、人流，沿着新修的砂石路蜿蜒如河，给这片死寂的山谷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气。

这厂子与野鸡岭，蜿蜒着一华里羊肠小道。一华里，不过是城里人饭后散步的轻松距离，却是野鸡岭人与沟底职工的命运分水岭。

起初，村里人是惶恐的。他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没见过那么多穿着工装、说着普通话的外乡人。但很快，精明的村支书嗅到了铜臭味——不，那是比铜臭更香甜的、名为"机遇"的气息。他蹲在岭上的老槐树下，吧嗒着旱烟袋，眯眼望着山下那片灯火通明的厂区，忽然一拍大腿："祖宗哎，这是财神爷搬家到咱门口了！"

确实如此。上万名职工，就是上万张要吃饭的嘴，上万套要换洗的衣服，上万颗渴望改善生活的心。他们要吃米面粮油，要吃新鲜蔬菜，要吃肉蛋禽鱼；他们的家属要逛集市，要缝新衣，要打牙祭。而野鸡岭，这个不足五百口人的小山村，突然间发现自己坐拥了一座金山——不是地下有矿，而是脚下有需求，且是求大于供、如饥似渴的需求。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村里的"能人"刘三拐。此人因年轻时摔断了腿，走路一瘸一拐，却长了一颗七窍玲珑的心。他推着独轮车，装了自家种的几十斤南瓜、几捆葱蒜，试探着下山。厂门口的警卫起初要拦，他赔着笑递上一根"大前门"，又塞过去两个最大的南瓜："同志，自家地里长的，没施化肥，面着呢！给工人们尝尝鲜。"这一尝，不得了。厂里的食堂采购员追着问他："老乡，这南瓜还有吗？西红柿呢？黄瓜呢？我们全要，有多少要多少，价钱好商量！"

刘三拐几乎是飘着回村的。他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声音因激动而变了调："发财了！发财了！山下的厂子，那是吃粮食的怪兽啊！咱种啥他们买啥，价钱比县城的收购站还高两成！"

消息像山火一样蔓延。第二天，野鸡岭的田间地头出现了奇观：平日里懒洋洋的汉子们，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疯了一样侍弄那几亩薄田。女人娃娃齐上阵，把自家腌的咸菜、晒的干辣椒、攒的鸡蛋，统统装进筐里。连村里最懒的二流子赵老五，也破天荒扛起了锄头，把他家屋后那片荒废多年的坡地，硬是垦出了新土。

一个尴尬的现实浮出水面：野鸡岭的田太少，土太瘦。全村能种的地加起来不过三百多亩，还多是"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你就是把种子当珠宝供着，把庄稼当祖宗伺候着，一亩地打出的粮食也就那么可怜巴巴的二三百斤。果蔬更是金贵，黄瓜结得细如手指，西红柿红得羞羞答答，茄子瘦得像弯弯的月牙。全村人勒紧裤腰带，把最好的收成全卖给厂子，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厂里的食堂大灶，一顿就能吞下野鸡岭一个月的口粮。

"物以稀为贵"，这五个字在野鸡岭得到了最残酷的诠释。当需求像山洪一样暴发，而供给却如涓涓细流，价格便坐上了火箭。起初是粮食，后来是蔬菜，再后来，连喂猪的糠麸、烧火的秸秆，都成了抢手货。厂里的职工们拿着工资，却苦于买不到东西，眼睛都绿了。有个采购员甚至找到野鸡岭村支书，红着脸问："老乡，你们那麦秸……卖吗？我们厂做纸箱需要填充物……"

麦秸！野鸡岭人几乎要笑出声来，那东西往日里除了烧火、沤肥，还能有啥用？如今竟也能换钱！村支书强压住狂喜，板着脸说："麦秸金贵着呢，过冬要喂牛，铺床要保暖……不过嘛，看在同志们的份上，五分钱一斤，要多少有多少！"——其实他心里清楚，往年这麦秸烂在地里都没人捡。

就这样，野鸡岭的一把麦秸，真的升值了。升得让村里人夜里睡觉都能笑醒，升得让山外的人眼红得滴血。

钱，这神奇的东西，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流进了这个穷山沟。村支书家率先拆掉了茅草屋，盖起了三间青砖大瓦房，玻璃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惊得村里人以为见了宫殿。刘三拐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不好，屏幕上雪花纷飞，但每到夜晚，他家门槛都能被踩平，挤满了来看"西洋镜"的乡亲。更有人家开始盘算着买拖拉机、买缝纫机，甚至……送娃去县城读书。

眼界，这东西比金钱更微妙，却更具穿透力。野鸡岭的村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另一种生活。他们看到厂里的工人穿着整洁的工装，领口露出雪白的衬衫；看到女工们烫着卷发，抹着雪花膏，说话轻声细语；看到工人们周末骑着锃亮的自行车去县城，车筐里装着网兜，里面是点心和水果。这些景象像一把钝刀，缓慢却坚定地切割着他们世代固守的贫穷观念。

野鸡岭年轻的二丫，原本注定要嫁给隔壁山头的放羊倌，如今却死活不愿意了。她偷偷学着厂里的女工，用攒下的钱买了布料，自己裁了一件碎花衬衫。她站在厂门口的梧桐树下，等那个经常来买她蔬菜的年轻技术员。她知道了"爱情"这个词，知道生活除了种地、生娃、老死，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

最固执的老辈人，也开始松动。赵二爷，那个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坚信"山里人就该守山里"的老汉，有一天竟然问孙子："那厂子里……招不招咱农村娃当工人？"当得知需要通过考试、需要学历时，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个让全家震惊的决定：卖掉准备给自己做棺材的老木料，送孙子去镇上读初中。

野鸡岭变了。山还是那座山，岭还是那道岭，但人的精气神不一样了。田埂上讨论的是哪家菜价好、哪样作物俏；夜晚的油灯下，有人开始翻看借来的《蔬菜种植技术》；甚至有几个胆大的年轻人，合伙包下了村后那片荒坡，说要建大棚，种反季节蔬菜——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疯狂举动。

当然，并非全是鲜花着锦。也有争吵，为了争厂里的采购权，刘三拐与赵二爷差点动了手；也有迷失，黄老五赚了钱便去县城赌，输得精光回来哭嚎；更有隐忧，那片薄田在过度索取下日渐疲惫，而厂子的红利能持续多久，谁心里也没底。

无论如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这场际遇，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雨，淋湿了野鸡岭干涸已久的土地。一把麦秸的升值，升起的不仅是一个小山村的经济账面，更是一代人对贫困的反抗，对未来的想象。当山下的厂房在夜色中亮起万家灯火，野鸡岭的窗户里，也渐次透出了比以往明亮得多的光芒。那光芒里，有算计，有渴望，有迷茫，也有希望——那是被时代巨轮碾过而又顽强重生的，属于普通人的光芒。（待续）

（宁文英，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政协西安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参政议政智库特聘专家。出版文学书籍6部，搬上舞台的小品剧本30余部，陕西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短剧剧本100余部。喜马拉雅听书平台播出4部长篇小说《文化馆那些事》《汾水呜咽》《华山演义》《旦角3》以及 《宁文英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