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他被撤职，当处分决定送到中央毛主席大怒：他对党是有功的

1957年，广东省委的一份处分决定送到中央。
毛主席翻开材料，看完，当场大怒。他拿起笔，批下一行字——"他在历史上对党是有功的"。

然而，批示终究晚了一步。那个被他亲口承认有功的人，已经被撤职、被下放，开始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漫长蒙冤之路。
从农民之子到琼崖旗帜（1903—1936）
1903年6月7日，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一个石匠家的儿子出生了。
父亲叫冯运熙，种田之余做石匠活；母亲吴氏是普通农家妇女。这个孩子乳名公孙，辈名冯裕球，后来改用学名冯继周，再后来，整个中国南方的革命史都记住了他另一个名字——冯白驹。
他读书早，读得认真。1916年在云龙高等小学，就跟进步同学组了个"同志互助社"。1919年进琼山中学，五四运动一来，他冲在前头，是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

1925年，他考进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在上海读《向导》《新青年》，接触马列主义，整个人的方向就此定了。
1926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三岁。一年后，琼崖四二二事变爆发。国民党右派在广东大规模清党，血腥镇压，琼崖的革命形势一夜间跌入谷底。中共琼崖地委被迫转入农村，冯白驹奉命回到家乡，在烂摊子里重新搭架子——组建中共琼山县委，任书记，拉起琼山县讨逆革命军，开辟出琼山西部羊山一带为根据地。
这只是个开始。
1929年，形势比之前更险。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先后在2月和7月两次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特委书记黄学增等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牺牲，整个琼崖革命一下子失去了统一领导核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时任中共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站出来了。
他不等、不靠，独自跋山涉水赶往母瑞山，找到重病在身的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一口气把特委遭破坏的情况说清楚，并当场建议立即召集各县代表联席会议，重建特委领导机关。王文明采纳了他的意见。8月，会议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选举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委，冯白驹任常委，实际主持日常事务。
1930年1月，王文明病逝。冯白驹接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接任后，他没急着布置任务，先去香港、上海，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次汇报中，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你们抓住了红军、抓住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了苏维埃政权，这三件事做得很好，今后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旗帜，一定能胜利。

这句话，冯白驹记了一辈子。
回到琼崖，他在母瑞山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扩大农村根据地，发展党组织，扩建红军。同年8月，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正式成立，琼崖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好景不长。
1932年，国民党军队再次发动大规模"围剿"。这一次，力度远超从前。琼崖红军斗争全面失败，独立师解体，各块根据地被攻破，各级基层党组织几乎被一扫而光，整个琼崖与党中央、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也完全中断。
就在这个局面最烂的时候，冯白驹带着党政机关及警卫连共一百多人，退入母瑞山。

母瑞山里，能吃的只有地瓜和一种野菜，连一粒米都没有，更别说油盐。山里冬天极冷，人越来越少，队伍越来越小。这样的日子，整整熬了八个多月。
1933年4月，冯白驹带领幸存的二十五人突围，昼伏夜行，穿过敌人封锁线，回到琼山县长泰村老家——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二十五人。一百多人进去，只剩二十五人出来。
他没有崩溃。出来之后，依靠当地群众，逐步联络分散的同志，几个月内恢复了多个乡的党组织。后来，他把这段经历总结成一句话："山不藏人人藏人。"这是他用人命换来的经验。
此后三年，形势一点一点好转。1936年5月，在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冯白驹再次当选为特委书记，决定成立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下辖七个支队，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悄悄积蓄力量。

抗日烽火与渡海解放（1939—1950）
1938年底，日本的战火烧到了海南外围。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超过一年，琼崖的形势随之急剧变化。当年12月，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担任领导职务。
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从天尾港登陆，占领海口。
就在当天，中共琼崖特委命令抗日独立队第一中队，在南渡江潭口渡口紧急迎击。这一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打响的第一枪，打出了气势，也打出了方向。
此后，独立队迅速扩编为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

1940年9月，他复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并兼独立总队总队长及政治委员，同时在美合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创办琼崖抗日公学，自己兼任校长，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干部。
1942年到1943年，是琼崖抗日斗争最艰难的阶段。日伪军连续发动"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从另一边夹击，同时，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也在战乱中中断——孤悬海岛，两面受敌，上级联系断绝，换任何人都得心里打鼓。
冯白驹没有乱。
他根据琼崖实际，独立制定出"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作战方针，一边顶住敌人的正面进攻，一边把队伍向岛西南地区拓展，把敌后游击战争硬生生推向全岛。到抗战胜利时，根据地控制区域已超过全岛一半以上。

1943年8月，白沙起义爆发，黎族、苗族人民奋起反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暴政。冯白驹坚定支持，并趁机领导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后来成了解放战争期间的战略支撑点。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夏，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正式建成，囊括数县区域，成为全岛最稳固的红色区域。从1948年秋到1949年夏，琼崖纵队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攻占大片城镇和农村，总兵力迅速扩充至一万六千余人。
1950年，局势来到了决定性时刻。
国民党大批军队撤入海南岛，岛上守军骤然增加，兵力不在少数。第四野战军决心渡海作战，但横亘在面前的琼州海峡，是一道真实的天险——没有制海权、没有足够船只，这仗极难打。

历史留下了一个关键对比。毛泽东后来在有关海南战役的指示中专门提到："海南岛与金门岛不同的地方，一是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
金门，国民党守住了。海南，没守住。最大的变量，是冯白驹。他向四野提供全岛地形情报，标出适合行军和隐蔽的路线，组织沿海地区征集木帆船，动员船工分批前往雷州半岛，秘密接应偷渡登陆的先头部队。
1950年4月中旬，主力兵团登陆成功。琼崖纵队配合野战军，分东、中、西三路追击残敌。
4月23日，海口解放。 4月30日，红旗插上天涯海角。 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二十三年，从1927年的四二二事变，到1950年5月1日全岛解放，这面红旗，整整飘了二十三年。

周恩来后来称冯白驹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建国之后的仕途起落与政治冤案（1952—1958）
海南解放之后，冯白驹开始进入正式的行政体系。
1950年，他先后出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海南岛区委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他随叶剑英进京汇报工作，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这是他仕途的高点之一。
1955年9月，他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三项殊荣同时授予的，全国仅有五十一人，其中包括十大元帅和十名大将。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冯白驹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论资历、论战功，他站在那里，没有人能说他不配。
但麻烦，早在1952年就已经埋下。
建国后，大批"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与本地干部之间产生了长期矛盾。1951年底，陶铸接管广东，雷厉风行，上任不久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广东籍干部搞"地方保护主义"，直接把矛头指向以冯白驹、古大存为代表的本土老干部群体。
1952年夏，中共广东省党内正式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冯白驹被认定有问题，受到错误批判。不久，被调离海南，改任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兼统战部长，后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离开了他打了二十三年仗的地方，离开了他最熟悉的土地。这一走，再没能回去。

本以为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是重新信任的信号，但风暴已经在积聚。
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在广东延伸成更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斗争。陶铸在全省发起"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将矛头集中指向1952年那次运动中被认定有问题的干部，重新翻旧账，重新批判，力度更猛。
1957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冯白驹因所谓"地方主义"再次受到猛烈批判。
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宣布：冯白驹是"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撤销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撤销海南军区政治委员职务。

牵连之广，触目惊心。这场"反地方主义"运动，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多达两万人，省委委员中被批判者有十七人，七十七位省直部厅级和地市级干部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不少被撤职或降级。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看到了这份材料。毛泽东是从周恩来送来的相关报告中读到冯白驹问题的。看完之后，他当场大怒，拿笔在材料上批示："冯白驹同志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就不要处理了，他在历史上对党是有功的。"
这句批示，清清楚楚，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但问题是——广东省委已经宣布了处分结果。决议已经公开，批斗已经开始，局面无法收回。毛主席的批示，因此未能改变既成事实。

1958年1月，冯白驹被下放到广东省三水县劳动锻炼，挂了个县委副书记的虚名。
一个打了二十三年仗、被周恩来称为"旗帜"的人，就这样被发配去种地了。
"文革"迫害、含冤离世与身后平反（1963—1983）
1963年，冯白驹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江省副省长，分管文教、卫生、科技，主管计划生育和防治血吸虫病工作。
表面上看，是重新启用了。但熟悉那个年代政治逻辑的人都明白：那不是信任，那是安置。他再也没有回到任何重要领导岗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迅速恶化。
"文革"第二年4月，冯白驹被"造反派"强行关押，先是关进省委84号大院，与其他省级干部一起接受批斗和盘问。此后，又被转移到西湖西北方向灵隐寺最高处的一间小房子里，与外界完全隔绝——吃喝拉撒睡，全在那间小房子里。生病了，不给看病。"专案组"的人天天上门，拿着一堆莫须有的材料，一遍遍审。
孩子们被人反复上门动员，要求与父亲划清界线。
大女儿冯尔超是军人，态度强硬，当场拒绝，说："我父亲又不是'反革命'，为什么要跟他划清界线？"这句话，后来她一字不差地告诉了来采访的记者。
冯白驹在那间小屋里，一关就是好几年。

期间，他的身体开始垮掉。
1971年9月，周恩来亲自过问，下令解除对冯白驹的隔离审查。那年冬天，二女儿冯尔敏从东北赶回杭州探望父亲，推开病房门，看见的是一个蜷曲在病床上的干瘦老人——父亲原本将近一米八的个头，整个人缩成那个样子，让人看了心里一酸。检查结果是：前列腺癌。
1972年初，在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下，浙江省革委会用公务车送冯白驹入京，到北京日坛医院继续治疗。妻子曾惠予和二女儿冯尔敏随行照顾。
住院期间，冯白驹喜欢哼琼剧。心情好的时候，会在病床上自编自唱。女儿冯尔敏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唱词是："我裕球有三女一男"——他唱得很自豪，像是在向谁宣告，这一生，值了。

但人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岁。消息传出，周恩来当晚立即行动。他通知浙江省委连夜派人带材料进京，要迅速为冯白驹准备悼词和追悼规格。材料一到，当晚午夜一点，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冯白驹的悼词和追悼规格。
会上有人提出，1937年冯白驹在狱中曾写信给国民党军官，表示愿意为三民主义奋斗终身——这句话有问题。周恩来当场反驳：去查原信，如果谈的是联合抗战问题，这样说就没什么问题。查了，确实是谈和国民党联合抗战的问题，周恩来立刻拍板：没有问题。
然后，他特别强调了三点：冯白驹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贡献在于在远离党中央的条件下坚持几十年艰苦斗争，革命红旗始终不倒，很不简单，很了不起；追悼会必须在八宝山举行，《人民日报》要刊登在第一版。

1973年7月28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冯白驹举行追悼会。叶剑英出席，周恩来、国务院、中央军委各部门均送了花圈。悼词由周恩来亲自修改，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这是一份迟到十年的正式肯定，却仍然不是真正的平反。真正的平反，在十年后。
1982年4月7日，广东省委上报中央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1983年1月27日，中央纪委向中央书记处提交《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文件编号：中央〔一九八三〕8号。
通知明确写道：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

通知还特别指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
1983年春天，广州乍暖还凉。
在广东第一轻工业厅工作的冯白驹长女冯尔超，接到省委通知，去省委组织部看这份中央文件。文件不能复印，不能带走，她就一字一字地抄下来。抄完，她的眼眶湿了。
她后来告诉记者：那一刻，她才真正相信，父亲的冤案，终于翻过去了。尽管，这个通知来得，实在太迟了。
从1957年被撤职，到1983年正式平反——蒙冤二十六年。

从1973年去世，到1983年平反——身后整整十年，才等来一句公道话。
尾声
2009年秋，海南日报记者专程拜访了已年迈的冯尔超。她翻出当年亲手抄写的那几页纸，又一字字念了一遍。她说，父亲这一生，从没有在家人面前表露过难处，无论在广州、在杭州、在北京，无论是被关押还是卧病在床，他始终是那副硬邦邦的样子。
病床上哼琼剧，唱"我裕球有三女一男"，唱得很自豪。他在历史上对党是有功的——毛主席批在材料上的这句话，说的是事实。
1927年开始算，到1950年海南全岛解放，二十三年，旗帜没倒。敌人围剿、封锁、蚕食、扫荡，通通没能压下这面旗。然而，最终压垮他的，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来自内部的政治风暴。

历史的吊诡，有时候就在这里。
一个人，打了二十三年仗，保住了一面旗帜；然后，用了二十六年，等来一句早就该说的公道话。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的通知落款那天，冯白驹已经去世将近十年。
他没有等到那一天。但那一天，终究还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