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历史不只0.01%的英雄，还有99.99%的普通人

王笛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有人称历史学者王笛是“农耕型”学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茶馆》《袍哥》《中国记事》《消失的古城》《碌碌有为》……一部接一部的著作即是最佳证明。

这可能是一句“双关”，王笛说起农耕本身亦是滔滔不绝。他说春天到了，天气暖了，就适合种瓜，南瓜冬瓜黄瓜都可以，但不适合种菜，种菜容易长蚜虫，自己以前在家里种的瓜可大了，丝瓜有近一米长……尽管现在长居澳门，任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还是在阳台上搞了几个泡沫箱，种点辣椒、韭菜、木耳菜。

王笛出生于成都，在高考前，他当过农民、工人；成为学者后，他依然能往街角茶馆一坐，和人聊家长里短；也能迅速换上西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他给自己的书《那间街角的茶铺》和《历史的微声》画了插图，算是给不确定的人生多了一些坚持的确定性。

通过王笛，我们知道了一个词——微观史学。在他看来，历史不只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叙事，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经验构成的日常。从微观处能见宏大，在日常中读懂中国。

“认清普通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今天历史学家的责任。”王笛说。近日，他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专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研究成都茶馆，也放眼中国记事，两个尺度差异很大的研究范围，是如何在你这儿汇集的？

王笛：我研究的兴趣点不是外交史，而是城市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就美国怎样认识中国写成一本书。《中国记事》的产生有一点偶然性。

史学研究，一般先有课题再收集资料，但这本书先有资料后有课题。到澳门大学之前，我一直给德克萨斯A&M大学的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历史写作的必修课，指导学生如何用原始资料进行历史研究。上课的本科生不懂中文，所以我在课堂上使用的原始资料都是英文文献，包括传教士的杂志和信件、海关报告、美国媒体对中国事件的报道等。

美国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就是课堂在2008年使用过的资料之一。在课堂讨论中，我发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世界，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但当时美国人怎么看待这个运动，基本上没有研究。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初衷很清楚，受众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读者。中美关系至今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现状受历史影响，那中美关系在历史上是怎样的，美国对中国做了什么，美国人在中国干了什么……书中详细描写了6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故事，也许不全面，但真实、立体。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的多部著作，一以贯之的核心是“微观历史”，《中国记事》也是如此吗？

王笛：是的。过去的历史书上大都记录大事件，比如政治运动、战争，但看不到个体的人、看不到普通人的命运。《中国记事》虽然记的是“中国”，但事实上我仍然关注细节，包括这些人具体的经历——这是我写历史的一贯特点。

比如，书中写到一个叫鲍威尔的美国记者，在中国旅行时，曾经被一伙儿山东土匪绑架，但他毫发无伤，最终被释放；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又被日军逮捕，关进监狱，甚至在狱中失去了双腿。他感叹，比起日本人，他更喜欢中国土匪。

我们有时候对历史的了解是大框架的，缺乏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所以我在写《中国记事》的时候，特别想把这些个体的活动，包括他们的心理状态写下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在多个场合提到，我们了解的历史只是占不到0.01%的英雄，而99.99%的普通人被遗忘了。

王笛：中国历史往往就是一个一个王朝写下来、一个一个帝王写下来。但帝王，或者说英雄、精英，只占人口极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史书上“消失”了。当然，我不是说帝王不重要，他们对历史的影响肯定大于普通人，但我们的史书不应该抹去普通人的痕迹。

我希望我们能有“民众史观”，“微观历史”就是一种实现途径。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一个普通人看上去对历史没什么贡献，芸芸众生，但他的背后有千千万万同样经历的人——身处同样的历史阶段、生活环境，拥有相似的文化和家庭……写出了他的故事，历史就多了一些血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去倾听那“99.99%的普通人”的历史，对当下年轻人能有什么作用？你有一部著作讲了“碌碌有为”，普通人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王笛：作为一个普通人，“碌碌”不是让你不奋斗，每个人依然要通过努力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标准并不只有一个，即便努力后达不到目标，你依然对社会作出了贡献，在自己的生命中有所作为。一个人上学、工作、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社会就是在这样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碌碌”中向前发展的，文明也是。

我在《那间街角的茶铺》那本书中谈到，以前我们觉得那些人在茶馆就是喝茶闲聊、浪费时间，但其实茶馆不仅推动了经济，还创造了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研究的成都茶馆，是将陌生人变成“邻居”的公共空间。现在年轻人住在高楼里，习惯点外卖，依赖虚拟社交，如果想重建人与人的“公共生活”，该怎么办？

王笛：人毕竟是社会动物，需要面对面的交往。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社会和政府，都在积极创造能够吸引年轻人参与的公共生活，比如办讲座、读书等活动，开放文化馆、公园、书店等物理空间。

年轻人的线上社交变多了，也并不是坏事。微信群就像当下的“茶馆”，陌生人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在不同类别的群里交流，聊得好了还能线下聚会，这和过去相约去茶馆喝茶是相似的。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是要把人隔开，而是要把人更好地联系起来，我们也要努力创造条件把年轻人引向实际的公共空间。我的不少读书分享会就在商场、书店，甚至酒吧办的，来了不少年轻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说过，人人都可以是历史学家，哪怕是非常小的一件事，坚持记录，就有历史的意义。

王笛：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一个人把自己，或者家庭、邻居的故事记录下来，就是记录了一段历史。在过去，记录是文人的特权，但现在记录是公平的，这是现代科技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但科技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大部分记录是在互联网上，很容易丢失。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和档案馆工作人员讨论这个话题，我建议档案馆也要收集网络信息，并进行妥善存储，不然很多信息就慢慢消失了。

有人说，普通人的故事有什么好写的——也许普通人自己也这么觉得。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记录，不记录就会被忘却。我们需要从宏大回归日常，用记录抵抗遗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在过去几十年间记录了什么，现在已经被证明有价值？

王笛：我从1997年开始做茶馆的研究，每次去茶馆做“田野”，都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茶价多少钱、茶客聊什么……绝大多数内容在一时的学术研究中用不上，所以我等了好多年。5年、10年、20年……城市在发展，茶馆在更迭，物价涨了，人的生活方式变了……如果我不记录，这些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无人知晓。后来，当我把考察笔记整理成书时发现，当时看起来是寻常的事，由于社会变迁而消失，从而显示出特殊的价值。

现在普通人写作兴起，比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王婉《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还有“外卖诗人”王计兵等。快递员、外卖员，这些职业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普通、很熟悉，但在若干年后，行业也许会改变，他们可能被遗忘，这些就成了后人了解今天非常珍贵的记录。虽然讲的是个人的故事，但背后折射的问题十分丰富：平台计费系统、城市交通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下历史学面临AI的挑战。我认为，“大历史”的写作很容易被AI取代，因为有足够庞大的数据让AI来处理——这正是AI的优势，而个体的、微观的历史，AI并不擅长。“微观历史”也许是史学的最后一块阵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