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李敖回到北京，参观天安门城楼见到椅子，听说来历后拒绝坐

十七年前的1988年，他曾在台北夜里对朋友说过一句话：“总有一天要回北平看看。”那个夜里没人当真，原因也简单——1949年，他跟家人登船去台湾，离别仓促，之后半个世纪，海峡风浪不断。可追溯到更早，1937年他两岁，哈尔滨到北平的那趟火车摇晃了一夜，母亲的呢子大衣成了摇篮。随后八年抗战，北平沦陷、学校停课，全城孩子在炮火间找铅笔。李敖小小年纪就懂，书包和逃难包其实差不多重。

少年李敖最崇拜的人不是文豪，而是中学老师严侨。严侨家学渊源，祖父严复曾任北大首任校长，言谈举止带着旧式书卷气。1951年，李敖在台中见到严侨，只觉得仿佛回到北平旧宅讲堂。后来得知严侨是中共地下党员，心里那股“要去大陆看一看”的念头越烧越旺。遗憾的是，1953年严侨被捕，李敖也卷进调查风波，侥幸以缓刑收场。那段日子，他读了《资治通鉴》也读《论美国的民主》，铁窗阴影反而让他的文字锋利。

六十年代初，他成了《文星》杂志的红人。岛内舆论大多循规蹈矩，他却在专栏里大谈反封建、反教条。有人骂他狂，他回一句：“狂一点，空气才流通。”1963年他坐进总编辑办公室，没两年整本杂志就被停刊。之后十年，他写书、辩论、坐牢，命运看似坎坷，可名声越滚越大。1976年因大赦出狱时，他掏出口袋里那支写完监狱回忆的蓝色圆珠笔，往地上一扔：“自由万岁。”语气像台词，却没人能说他做作。

九十年代电视黄金时代到来，李敖应邀上镜，逻辑快、语速快、火气更快。2004年他在凤凰卫视开设《李敖有话说》，节目传到大陆，他与观众之间的海峡距离，屏幕一下缩短。正是这一年，连战、宋楚瑜相继访京，岛内舆论热议不断，他索性报名参加台北“立委”改选，成功当选。议场里一句“请部长回答，是还是不是”掷地有声，镜头外观众大呼过瘾。

9月19日下午五点十分，当航班降落首都机场，舱门打开，他先让夫人辛玫莲走在前面，自己微微垫后。有人说他怕飞行，他笑答：“要真掉下来，就抱最漂亮的空姐一起落地。”玩笑归玩笑，踏上廊桥那刻，他额头的汗全被风带走，情绪却没被冷却。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晚报》记者用老北京腔问：“吃了吗，您？”李敖两眼一亮：“没呢！来碗豆汁儿。”场内哄笑，他拍拍肚子：“真想那味儿。”一句闲话，把他和这座城的距离缩短到一碗早点。

天安门城楼中央的那排明黄锦缎椅，引导员介绍来历——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就座。同行人忙让李敖体验，他看一眼，摆手：“坐不得，会烫屁股。”声音不高，却清晰。有人以为他故作玄虚，实际上，这句拒绝背后是分寸感：历史现场不宜留个人印记，这是他向来坚持的尺度。

城楼俯瞰长安街，他按住风衣下摆，目光久久停留。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此宣告新中国成立，广播声越过城门、越过大街，也跨越了他童年的记忆。那天他只是在上海码头收音机旁听到消息，半个多世纪后，他终于站在原点。

随后一行人转到故宫。台阶湿滑，他拄着陈文茜赠送的黑色拐杖，一步一步上太和殿。院长郑欣淼将《韩熙载夜宴图》、乾隆牙雕依次展出，李敖掏出放大镜，招呼儿子过来：“看这里的线条，像不像水在流？”儿子点头，他笑，又正色提醒：“别碰，只能看。”听郑欣淼介绍故宫藏品已达一百五十万件，他先是挑眉，接着直言：“过去说故宫‘只有皮，没有瓤’，我欠它一句道歉。”此话一出，场内哑然，随后掌声爆起。

午餐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桌上菜式讲究，红酒鹅肝、葱烧鲍鱼轮番上席。他举筷不多言，只感慨一句：“菜再好，也不如这里的气氛。”吃罢，服务人员围上来合影，他耸耸肩：“两天拍的相，比我在岛内选举期间还多。”

真正让他语塞的是当天下午的探访。鲁荣坤老师86岁，帕金森让她几乎无法开口。李敖跪地握手，轻声喊：“我是李敖，我来看您。”老师眼神动了动，女儿在旁边解释：“她听得见。”红包递出，那是1000美元，他不解释，只说：“学生一点心意。”合影时他盯着那张老师年轻时的照片，喃喃一句：“她教我时，就这个样子。”

21日北大演讲，礼堂横幅“敖哥，欢迎回家”很抢眼。他谈历史、谈自由，也谈北大传统。讲到激动时，他突然停顿，抬手指台下：“讨论归讨论，别骂人，骂人没水平。”掌声带着笑声响起。演讲后，他拎着花和水果到校医院看病中的吴子尤。十五岁的少年乐观地说：“我得的病比你多。”李敖拍拍他的肩：“态度比药管用。”

四天行程排得满，却没有多余一句煽情话。有人统计，李敖在北京说得最多的词是“有意思”。的确，对他而言，城楼的风、故宫的木香、老师的目光，乃至豆汁儿的酸味，都与“有意思”三个字分不开。旅程结束时，没有刻意总结，他只在离京前买了十本空白笔记本，挥笔写下：北平，北京，终究还是这三个字——“休戚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