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卖江姐的中共叛徒，遭国民党处决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1949年1月，一个清晨的嘉陵江雾大得伸手不见五指，军统重庆站却因一份加急电报炸开了锅：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供词，再次补充了两行名字，其中赫然写着“江竹筠”。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这个电报的署名人就要在白公馆里举起被折磨得肿胀的右臂，高呼与共产党员同样的口号，走向终点。

追溯源头，1947年夏天，川东游击队频频袭扰宜昌至重庆公路，火车、辎重、碉堡轮番“挨闷棍”。蒋介石坐不住，派徐远举兼任“行营稽查处”头目，许诺抓住“老杜”便可直升上校。徐远举绣着金边的袖口还没来得及换，就得到线索：涂孝文极可能就是那位让国民党头疼的“老杜”。

涂孝文当时34岁，延安整风期间参加过党的七大，按理说根基扎实。问题出在“心理防线”这四个字。1948年9月，他刚从万县回到重庆，还没坐热板凳，便被特务盯上。绳索勒住手腕时，他只看见瓷砖缝里晃动的灯光，脑子里持续一个念头：先拖住，保命要紧。

有意思的是，审讯并没有想象中的体面。冉益智在隔壁哭喊声中挨了三记皮鞭就“开了口”，并主动引出涂孝文的大名。徐远举瞄准“连环供”，对涂孝文直接上老虎凳。木楔子卡进膝盖的瞬间，涂孝文喉咙里只剩野兽般的喘息。十五分钟后，他交出了二十多名同志与七处联络点，追问江竹筠时，他甚至把她的进出路线画成草图。

那一张草图不久被摆进万县伪地方法院门口。1948年11月的一天午饭后，江竹筠刚迈出石阶，背后传来“江老师”的招呼。回头见是冉益智，她皱眉一句：“三哥让你来？”街头不能随意说暗号，这是早就订下的纪律，听见“三哥”，她当即转身想走。两名特务扑上来，短促的拖鞋声搅散了秋日的阳光。

当天夜里，万县城像被掀翻的棋盘，数十名地下党接连失联。下川东地委网络几乎被连根拔起。江竹筠被押往渣滓洞的途中，仍叮嘱同伴：“能扛多久就多久。”这一幕被刚转运到白公馆的涂孝文远远瞧见，他低头不敢再看。

接下来的剧情出人意料。特务为了突破另一个口子，把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拖到涂孝文面前“对质”。李青林一条腿已被刑具夹断，却仍抬头冷笑：“他求爱不成，便拿我开刀。”一句话像铁锤砸在涂孝文心上。羞愧、惊恐、自责交织，让他从那天开始慢慢沉默。

徐远举发现这条“大鱼”不再产出情报，恼火之余把他列为“政治疑虑分子”，与江竹筠等人关在同一栋牢楼。白公馆墙皮潮湿，夜里能听见老鼠窜过铁门。江竹筠曾隔着墙轻声说：“你还有机会改回来。”对话只有这一句，足够。

1949年10月14日，二野一部跨过大巴山，川北前线拉到剑门关。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辕，“可守一日是一日”，同时批出绝密手谕：杀绝政治犯以绝后患。徐远举领命，拟定屠杀名单，一共313人，第三行就是涂孝文。

11月14日凌晨，枪声和犬吠搅在一起。涂孝文被押到松林坡乱葬岗，裤腿上还沾着昨夜油灰。狱卒低声调侃：“叛徒也喊共产党万岁？”子弹上膛时，涂孝文突然大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人民牺牲！”枪响后三秒，口号未断。送行的看守愣在原地，没人接话。

同一座城市的另一端，江竹筠半个月后赴刑场。她听到刽子手报出“备枪！”便抬头笑，声音和松林坡那一声口号隔空呼应。

回到细节，涂孝文的犹豫、动摇与醒悟，都发生在一年之内，极端紧凑。选择错误，后果沉重；回头补偿，却已来不及。川东地下党为恢复组织花了整整五年，多条联络线永远断了。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重庆军管会整理档案时，发现涂孝文曾在狱中写下七页材料，详细列出自己泄密经过及尚未暴露的同志藏身点，末尾附言：“死后不得掩名，望党纪国法明鉴。”这份材料帮助十余名幸存者及时转移，也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极为罕见的“忏悔档案”。

涂孝文在历史中留下的面目相当复杂：既是叛徒，也是最后时刻的忏悔者。对组织而言，他的背叛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个人而言，他用生命做了迟到的证明。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悲剧里，重庆解放前夜的腥风血雨被镌刻进记忆，再也磨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