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小圈子”主导下，美伊和谈的可能性依然不大｜IPP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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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4月11日，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均已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双方准备进行谈判。美方代表团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据多家外媒报道，此前围绕停火的外交铺垫主要由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二人推动，但鉴于美国与以色列此前曾在主导谈判期间两次发动突袭，这两人在伊朗高层中完全不受信任。另据《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围绕伊朗战事，特朗普的核心信任圈十分狭小，其身后缺乏一支专业团队对谈判细节问题提供支撑。

4月11日，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美伊和谈进展曲折，实际折射出美国外交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鲜少与伊朗这类“对手国家”开展真正的实质性外交，同时又缺乏专业能力和制度支持，使外交决策者倾向于依赖个人直觉。在此之上，特朗普还派出了库什纳和威特科夫——两位房地产出身、毫无外交经验、伊朗根本不信任的谈判人，可能让本就艰难的美伊对话雪上加霜。

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

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同时兼任乔治城大学助理兼职教授。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右二）和陆军参谋长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左二）陪同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中左）及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中右），抵达位于伊斯兰堡附近拉瓦尔品第的努尔汗空军基地。图源：法新社

随着周二夜间在最后关头宣布与伊朗达成一项为期两周的停火安排，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外交二人组”又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巴基斯坦举行的谈判中再度走到台前。

贾里德·库什纳（Jared Corey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一直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斡旋和调解”来解决全球悬而未决冲突的执行者。但在实际操作中，此二人几乎没有成功过。虽然这一点往往被归因于他们在外交方面经验相对不足，但事实不仅如此。

的确，美国总统的女婿和密友都出身房地产投资领域，相比处理核扩散、战争与和平这类复杂问题，他们显然更适合操盘商业并购。

然而，库什纳和威特科夫——乃至我们常说的更广义上的“特朗普式外交”——都只是美国外交窘境的冰山一角。只要决策者仍无法弄清如何把灵活思维与专业能力结合起来，美国就很可能继续陷于外交困局之中。

首先，外交与创造和平是好事。事实上，正如特朗普去年在多次推文和演讲中提醒人们的那样，《圣经》告诉美国人，缔造和平者应当受到格外推崇。寻求和平的道义责任也经常被不同宗教的领袖所强调。最近的一例，便是这位出人意料地来自美国的新任教皇，他在圣周期间的多次布道中都强调了和平的必要性。

伊斯兰堡一块宣布本周末美伊会谈的告示牌。图源：Getty Images

但在现实中，华盛顿的政治和媒体环境中常常弥漫着一种对外交的怀疑情绪。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比如，罗纳德·里根当年就曾因开启与苏联的军控谈判，而受到保守派阵营内部的猛烈批评。

不过，无论外交被描绘成什么样子，它往往都具有明确的战略价值。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重大成就，并不是单靠赤裸裸的武力取得的，而是通过艰难外交协议的谈判达成的——无论是与苏联推进军备控制、亨利·基辛格推动对华接触，还是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皆是如此。在其最理想的状态下，外交提供了一种减少不必要军备竞赛、降低冲突风险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选择“缔造和平”，并愿意与伊朗、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对手或竞争者展开对话，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现在已经很明显，无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多么执着地想贯彻总统的指令、在全球多个久拖不决的冲突中促成和平，他们都并不适合承担这项工作。

两人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交经验，而外交在很多方面都与房地产和商业并购的世界截然不同。更糟的是，两人似乎都存在可能妨碍其代表美国利益行事的金钱和个人牵连，从海湾国家的投资交易，到他们在以色列的私人和商业关系，莫不如此。

由贾里德·库什纳运营、并由中东多国政府背景基金出资的投资公司Affinity Partners，其资产去年增长了近30%。图源：彭博社

两人同样显得不适合处理复杂的外交议题。尤其是威特科夫，外界普遍都对他的专业知识持不信任的态度。特朗普团队有一点说得并没有错：华盛顿的“专家精英”往往更擅长告诉人们什么做不成，而不是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结果。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就注定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言，最重要问题倒不在于他们对正在谈判的外交议题缺乏专业积累。而是他们不愿建立一支能够为自己提供建议与支持的团队。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在白宫听取特朗普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的讲话。图源：路透社

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有关乌克兰的谈判。相关谈判如今陷入所谓“领土交换”等问题的泥潭，而这些议题未必真正反映冲突任何一方的意愿或需要。

这种对领土问题的执念，与其说是出于对冲突本身关注，不如说更像是谈判人房地产背景的映射。

但要修复美国外交，绝不只是用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更合适的人选替换他们这么简单。近年来，外交在历届总统政府中愈发不受重视。甚至在特朗普“掏空”国务院及相关机构之前，这些机构投入在外交上的时间——尤其直接与中国、俄罗斯、伊朗这类同美国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敌对关系的国家展开实质性沟通、讨价还价、危机管控和达成协议的时间——本就少于它们花在程序流程、与盟友同行打交道以及公共关系上的精力。

以拜登政府为例，其主要外交成果，是协调一批北约与非北约盟友，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作为当时美国事实上的首席外交官，却很少与那些同美国关系紧张国家的对口官员通话或会面。

即便高层官员之间确实举行了这类会晤，谈判也往往收效甚微。比如，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与中方对口官员举行会谈时，最后就演变成了一场唇枪舌战。拜登政府真正需要同美国的对手进行高风险对话时，派出的不是布林肯，而是中情局局长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由其私下展开这类接触。

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失控后，伯恩斯秘密赴喀布尔与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会面。当时喀布尔刚被塔利班控制。这是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后，拜登政府与其最高层级的一次面对面接触。 图源：DAWN

而那些持续推进中的外交进程——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努力——也因高度官僚化的跨部门协调程序，以及一种政治顾虑而举步维艰：即认为若要让谈判继续推进，还需要伊朗作出更多让步。

因此，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

一是库什纳和威特科夫那种过度个人化、又缺乏充分认知支撑的外交方式——这表明美国需要更强的专业能力和制度支持；

二是美国过度聚焦程序、同盟管理以及“安全型”谈判，而忽视了与对手国家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外交。

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路径却指向相反方向。未来数年，政策制定者如何既能重建美国外交的人才储备，又能保留开展创新性谈判所必需的灵活性，以及摆脱官僚程序束缚的空间与自由？

眼下，美国当务之急仍是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对伊战争。美伊谈判代表即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利害攸关。持续六周的战事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且持续的冲击，令亚洲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也给整个海湾地区带来严重破坏。

重新开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然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能够与伊朗达成一项各方都可接受协议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事实上，这已是不到一年时间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第二次在美伊冲突升级、战火已起之际，出面同伊朗方面接触和谈判。也正因如此，德黑兰方面很难把他们视为可信的谈判者，更难相信他们是诚实可靠的对话对象。

因此，政府决定派出副总统J.D. 万斯，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万斯一直在幕后同伊朗方面保持接触，而且自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态度低调，但始终对这场战争持保留甚至反对立场。他在外交上仍然缺乏经验，恐怕也很难与高度不信任美国的德黑兰迅速找到共同立场。但相比之下，他至少不太可能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味放手，也更有可能在专业支持下参与真正意义上的谈判。

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上空军二号前向记者发表讲话，试图给局势降温。图源：Pool

若美国外交今后想在更广泛层面取得成功，就必须避免重蹈近几年的覆辙，也要避免其外交实践在不同极端之间来回摇摆。面对特朗普政府，人们很容易得出两种结论：要么认为其失败的谈判尝试已经败坏了外交本身的名声；要么只是把库什纳、威特科夫以及“让商界人物处理复杂外交问题”这件事，当成笑柄来看待。

但无论是哪一种反应，都无助于解决美国真正的外交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迄今为止，美国仍没有出现一个真正愿意把开放姿态、灵活思维与专业能力结合起来的政府。若美国想在多极政治日益复杂的时代重建其外交能力，未来的执政者就必须重新汲取美国外交实践的经验教训。

*文章原标题为“America’s Problem With Diplomacy Predates Trump”。于4月11日发布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官网。

编译：周浩锴 IPP新媒体编辑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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