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秦桧时代：绍兴更化与南宋皇权政治转型

本文作者胡斌博士

南宋政治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长时间主政的权相反复出现。高宗朝出现了权相秦桧，宁宗朝有韩侂胄、史弥远，理宗、度宗朝则有贾似道。而从高宗朝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至孝宗朝淳熙八年（1181）王淮主政的二十六年间，南宋政治却呈现出皇权伸张、无权相主政、无剧烈党争的特征。这一时期又为后人称作南宋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国力相对强盛、学术思想繁荣争鸣的“全盛期”。南宋权相政治的谱系，为何在高宗朝末期及孝宗、光宗朝发生中断？此时的无权相皇权政治与南宋“全盛期”的出现有何关系？正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寺地遵著《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既有关于绍兴二十五年至淳熙八年的政治史研究，多将高宗朝绍兴二十五年以降（即绍兴更化时期）与孝宗朝作为两段独立的政治史时段。学界一般认为，绍兴更化时期朝廷延续了秦桧维持和议的对外政策，朝中宰执多由秦桧旧臣担任，此期政治仍为秦桧时代的延续。孝宗即位后改主和为主战，不再以秦桧旧臣为宰执。他力主君主强化独裁、任用潜邸亲信，频繁易置宰执，彻底扭转了秦桧主政时期的权相政治。不过，上述研究未能解释孝宗为何能在即位之初就全盘扭转由秦桧长期塑造的政治格局（由朝中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方式、政治话语与政治共识、朝中政治群体等构成）。要知，政治权力可能于一夜之间交接易主，而要“走出”秦桧所塑造的政治格局却势必要经历一个渐变积累的过程。孝宗即位不久即能以“独断”方式理政，或可说明此时朝廷政治格局已经“走出了”秦桧时代。作为嵌在秦桧主政时期与孝宗朝之间的过渡期，绍兴更化的政治过程是否体现走出秦桧时代的政治特征，应当作为探索南宋高、孝之际无权相皇权政治起源的关键。

为了分析绍兴更化时期南宋政治格局的变化过程，本文拟首先回顾秦桧主政时期南宋朝廷内部不满其植党怙权的政治张力，揭示促成绍兴更化的原因。继而从朝中权力结构、政治话语塑造和朝中政治群体变更等角度分析绍兴更化驱动政治格局变化的过程，及无权相皇权政治新格局的形态特征。最后，本文将分析绍兴更化对孝宗、光宗朝政治的长期影响，以期对绍兴更化的历史意义及南宋无权相皇权政治的起源提出新见。

何忠礼著《宋高宗新论》

一、废公议以窃主威：秦桧主政时期南宋王朝的内部张力

宋金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后，力主促成和议的宰相秦桧长期把持朝政。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高宗在维持和议国是不变的前提下再度总揽权纲，斥逐朝中秦桧亲党，史称“绍兴更化”。秦桧主政时以“植党”的方式擅权，限制了高宗政务处置能力并抑制了秦桧亲党以外官僚士大夫的晋升空间，由此造成南宋朝廷内部皇帝、宰执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张力。这正是促成绍兴更化的主要原因。

既有研究大体认可绍兴和议达成后朝中出现了秦桧擅权的现象，但关于秦桧如何擅权，在哪一层次上实现擅权，及其擅权对高宗行使皇权造成何种影响，则缺乏分疏。清代王夫之认为秦桧所专之“权”与高宗的皇权是同一层面的“权”，故秦桧持续擅权造成了动摇高宗皇权乃至威胁其安全的风险。实际上，秦桧之擅权至多只是在高宗默许下窃据皇权，未能超越皇权政治格局下“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的界限。当代学者已注意到秦桧擅权受到高宗控制，并支持其皇权的面向。如刘子健强调秦桧对高宗十分恭谨，认为其擅权处于高宗“绝对君权的控制之下”。虞云国提出秦桧是高宗行使专制皇权的“代理人”。而高宗任命这一“代理人”的原因，正是为了借秦氏之手压制反对和议的朝中异论，避免自己留下恶名。上述观点均强调秦桧所擅之“权”是处理政务的执行权，与高宗君主的权威不在一个层次上。高宗的皇权才是支持秦桧擅权的正当性基础。

虞云国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

不过，假使高宗与秦桧真如刘、虞所言“无间合作”，高宗就不必在秦桧死后发动绍兴更化。刘子健已经注意到高宗与秦桧合作之下的矛盾：“秦桧替高宗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当然有他的代价，就是权势。”此处的“代价”，实指高宗不愿付出而不得不付出。也就是说，掌握权势的秦桧造成了高宗行使皇权的不便，致使后者认为以秦桧为“代理人”要付出“代价”。

关于高宗与秦桧的权势之争，朱熹有一个切近的观察：

高宗初见秦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亦无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朱熹也认为秦桧擅权源自高宗“以国柄付之”。但由于宋代皇帝行使皇权的主要方式，是君主走到政务处理前台面对百官、裁处事务。高宗既然“悉以国柄付”秦桧，就导致其逐渐丧失直接处置政务的能力，令“权臣执国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上”。

黄士毅编，徐时仪、杨艳汇校《朱子语类汇校》（修订本）

进一步说，前引刘、虞所论的问题在于，将皇权的“代理人”纯然视作执行决策者意志的工具，未能注意到“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代替委托者掌握控制权的可能。具体到此事，既有研究未能在秦桧“秉承高宗意志行事”和“打着高宗旗号自行其是”之间作出区分。实际上，秦桧自绍兴二十年以后引用亲党入朝，使其“私的关系、私的权益向公权或整体渗透”，此举显系背离高宗意志的自利行为。正因如此，即便知悉秦桧擅权源自高宗的授权，时人与当代研究者也将绍兴十二年以来的政治称作“秦桧专权”而非“高宗专权”。原本应当代表全体官僚士大夫共同意志的高宗，失去了“超然地站在统治层的各派斗争之上”的立场，这正是高宗任用秦桧主政的“代价”所在。

高宗如何在绍兴十二年秦桧主政后逐渐丧失处置政务能力？掌握政务信息是君主建立政务处置能力的前提。从制度角度看，原本应当申奏禁中的章奏，往往先递至由秦桧控制的尚书省，致使高宗无法全面而直接地获取政务信息，进而无法行使政务处置权。故高宗在秦桧死后曾批评章奏不经进呈而径由宰相批复“乃大臣任意所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从人事角度看，宰执、台谏、侍从官身居“言路”，本应是皇帝获取信息的“耳目”。擢用不同政治立场的士大夫担任、维持朝中“异论相搅”是维持皇帝多元、多途信息渠道的重要方式。而为了壅蔽高宗的信息渠道，秦桧打着维持和议的旗号，长期独相并任命亲信党羽垄断执政、台谏及侍从官。“分朋植党”以掌控“言路”是秦桧得以长期“怙权”的重要手段。应当明确的是，秦桧“分朋植党”之“党”，不是泛指共享学缘、血缘、地缘的政治庇护集团，而是专指由当朝宰执培植的、协助其掌控政务处置权、壅蔽皇帝信息渠道的政治群体。绍兴二十七年，殿中侍御史叶义问弹劾知枢密院事汤鹏举任用私人担任台官，称其：“掠美以欺君，植党以擅权，长恶不悛，故违诏旨。揣其后患，实有甚于秦桧。”高宗对宰执剖白：“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党。”叶氏批评秦桧之“植党”，专指秦桧以亲信党羽为言路官，控制信息渠道来维持擅权。高宗强调“不欲”朝廷出现“分朋植党”的现象，即是强调防止宰执“植党怙权”。此说背后的逻辑是：朋党是与权相并生的政治现象。只有怙权的宰执，才可能为朋党成员提供有效的政治庇护。

秦桧之“植党怙权”旨在阻碍高宗行使政务处置权，又难免引发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广泛不满。一方面，为了避免持异论者得到向高宗进言的机会，秦桧广泛推行兼官，空置有资格参与转对的行在职事官窠阙不除。“方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至有一人兼数职者”。此举虽便于秦桧“分朋植党”，却收窄了官僚士大夫入朝晋升之路。另一方面，秦桧打着维护和议的旗号，操控台谏、司法机构大兴文字狱打击异己分子：“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由此看来，秦桧“植党怙权”使得不附秦桧的士大夫既难以入朝为官，又不敢置喙朝政。后者无论是为了实现得君行道的理想，还是出于仕进荣禄的利己考量，都难以对秦桧“植党怙权”表示满意。

陆游撰《渭南文集笺校》

由此看来，秦桧主政时期与高宗权力矛盾的核心，不是秦桧直接挑战高宗的君主权威，而是秦桧为“怙权”而以“分朋植党”的方式壅蔽高宗的信息渠道，导致皇帝无法自主行使政务处置权。为了掌控信息的流动，秦桧有意避免异己分子获得御前奏对、通进章疏的机会，造成了士大夫晋升入朝、参议政事的困难。秘书省正字张孝祥在绍兴二十六年面对时，将秦桧擅权描述为：“专国者怙权植党，废公议以窃主威。”在他看来，秦桧为“怙权”而“植党”，既侵蚀了君主政务处置能力（“窃主威”），又压缩了士大夫参议政事的空间（“废公议”）。

秦桧之擅权，塑造了一种枣核型的权力结构（见本文图1）。位于权力金字塔中层的宰相及其朋党臃肿而具有强大自主行政能力，表现出明显的自利取向；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与位于下方的官僚士大夫同时式微，由此生成出一种对于权相“窃主威”“废公议”的不满。故而在秦桧死后，高宗与士大夫即在终止宰执“植党怙权”一事上达成共识，合力探索一条无权相、无党争的皇权政治新路径。

张孝祥著、辛更儒校注《张孝祥集编年校注》

二、躬揽威福之柄：绍兴更化的内政“国是”

秦桧死后，南宋朝廷权力结构在高宗的推动下开始“走出”秦桧时代。当前学界仍将绍兴更化时期的南宋政治视作秦桧主政时代的延续。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秦桧所确立的维持和议的“国是”在绍兴更化时期未曾动摇。如前文所述，推动绍兴更化的主要动力，是高宗与广大士大夫对秦桧及其亲党擅权的不满。故“更化”的主要方向，应在高宗恢复总揽权纲及防范宰执效法秦桧“植党怙权”。实际上，南宋时人口中的“国是”未必限于对外和战。张修在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论罢曹泳之侄曹纬的理由，就是“使其留行朝，深虑造作语言，动摇国是”。此处“国是”一词，即指向内政方面，代表得高宗认可的调整权力运行方式的政治路线。具体来说，就是指检讨秦桧“植党擅权”的历史教训，恢复君主总揽权纲。随着更化的推进，君臣之间信息沟通渠道被疏通，高宗恢复了裁断朝廷政务的能力。

方诚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国是”的确立与绍兴更化的推进，使得提倡君主揽权与批判宰执“植党怙权”开始成为流行的政治话语。高宗亲自推动了这一话语的形成。他在秦桧死后次月即降手诏于大理寺称：“年来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轻重其罪，致民无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为甚！”一个月后，他又降御笔令台谏举职言事，称：“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支党，而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这里的“大臣”即指秦桧。通过颁布两则御笔，高宗展现了对于秦桧掌控司法机构和台谏，壅蔽君主信息渠道等做法的反对态度。

高宗要求台谏成为君主“耳目之寄”，就是要求台谏纠举新任宰执可能的“植党怙权”行为。此后，台谏屡屡批评宰执：“迹其所为，稍若假以岁月，授之权柄，殆有甚于秦桧。”“颛权自恣，擅作威福，箝制天下，大率效秦桧所为”。台谏论及宰执“植党”“擅权”即要称其效法秦桧，既体现朝廷权力结构的变动，又表明秦桧的公共形象已成为“植党怙权”的反面典型。

Charles Hartman著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站在高宗的立场上，批判宰相“植党怙权”正是为了保障君主总揽权纲、万机独运。此时，赞和君主揽权独断的声音也在朝中涌现。绍兴二十六年三月，起居郎兼权给事中吴秉信上奏论及近事，称：“仰惟陛下总揽权纲，日亲机政，中外之事，皆出宸断。”绍兴二十六年五月孙觌上表称：“陛下躬揽威福之柄，朝听群臣之议，夜览四方之奏，或降玉音，或御宸笔，乾刚独断，大吏奉行。”王十朋于绍兴二十七年将高宗推动绍兴更化的方针总结为：“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机于独断。”张孝祥在绍兴二十七年致同知枢密院事陈诚之的书启中提到：“前年天子总揽权纲，号召数公，新美庶政。”周麟之在绍兴末任翰林学士时奏称：“近者陛下总揽权纲，修废振弊，更化之道粲然一新。”上述议论将反对宰执擅权、恢复君主揽权作为绍兴更化的主要成就，既体现了更化时期朝中权力运行方式与政治话语的变动，又表明苦秦桧擅权久矣的广大官僚士大夫对于高宗揽权独断的支持。

要之，绍兴更化时期南宋的内政“国是”，是恢复君主揽权独断与防备宰执植党怙权。该“国是”代表朝中权力格局调整的方向，并塑造了朝中主要政治话语。它由高宗亲自订立，受到台谏及广大官僚士大夫赞和，表明反对宰执擅权业已成为政治共识。值得考虑的是，这一共识的建立，应以推动乃至实现朝中官僚群体“更化”为前提：倘若秦桧死后仍由其亲党盘踞朝中，则仅凭高宗之力难以凝聚反对秦桧擅权的共识。有鉴于既有研究对绍兴更化时期朝中官僚群体的结构性变化缺乏研究，下文拟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考察。

宋高宗像

三、煖日寒风尽荡摩：绍兴更化时期朝中官僚群体的更化

卢傅霖在秦桧主政时因作《雪》诗“寒乡只愿春来早，煖日寒风尽荡摩”而被罢，直到秦桧死后才得以还任。高宗为防范宰执擅权及稳固君主揽权，在秦桧死后大力擢引不附秦桧之新进。“皇帝陛下自更化以来……鼎新庶政，登用贤俊，屏除奸回”。上述秦桧主政时期士大夫怨望之语，恰一变而成为绍兴更化时期朝中官僚群体结构性推陈致新的真实写照。

绍兴更化时期，高宗一面擢用沈该、汤思退等秦桧旧臣为相，以维持对外政策及朝局稳定；一面扩充行在职事官窠缺、大力拔擢因不附秦桧而沉沦州县的“新进”，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官僚群体的更化。

官僚群体的更化始于扩充中央官僚。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诏称：“行在百司阙官甚多，可令侍从共举一二十人。”此后，朝中官僚数量，特别是侍从官及行在职事官的数量迅速增加。以科举省试考官为例说明：绍兴二十四年省试任命考官时，因“百官多阙”，甚至点检试卷官要由浙西安抚司、临安府附郭县幕职官充任。而到了绍兴三十年，省试考官均由尚书省郎官、寺监丞簿及太学官等侍从·职事官充任，不再借调在京及地方官员。这一现象直观体现了绍兴更化后朝廷扩充中央官僚的力度。

周必大著、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

高宗之所以要扩充中央官僚，正是在秦桧主政时期擢引旧臣的范围之外，将那些不附秦桧的士大夫引入朝中，以建立制衡秦桧旧臣、支持君主揽权的力量。因此，高宗一旦收回官僚选任之权，即大力拔擢因秦桧抑压而沉沦州县之人入朝。因秦桧主政时任用私人范围达到了监司长官以上，高宗就着力由知州、通判乃至州县末吏中拔擢：“今天子厉精更化，拔用文武之器于疏远侧微之中。”不附秦桧而忠于天子，也成为高宗选擢新进的主要标准。如绍兴二十五年高宗任命赵逵为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时即称：“卿乃朕自擢，秦桧日荐士，曾无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也。”

具体来看，陆游曾称绍兴更化时高宗“慨然尽斥其子孙姻党，而收用耆旧与一时名士”。此处的“耆旧”与“一时名士”代表了更化新进中央官僚的两个类别：

所谓“耆旧”，主要指在秦桧主政时因与赵鼎、张浚、李光等前任宰相交往密切而遭到打压的官员，如表1所示贺允中、杨椿、金安节、朱倬、叶义问、王师心六人。他们经历颇多共性：大多为徽宗政和、宣和年间进士（唯叶义问中举在建炎二年），在秦桧主政之前大约升至地方诸州监司长贰、中央殿侍、寺丞，此后因秦桧打压沉抑于地方。直到绍兴更化时期才受召入朝，受擢为卿少、丞郎等行在职事官，并在绍兴三十年前后担任台谏、给舍，乃至接替秦桧旧臣担任宰执。

表1 绍兴更化拔擢新进中的“耆旧”

王师心像

绍兴更化拔擢的“一时名士”是“耆旧”的后辈，包括史浩、陈良祐、陈俊卿、汪应辰、汪澈、刘珙、虞允文、王淮等（见表2）。他们多于绍兴中释褐，在仕履初期即因秦桧擅权而未能崭露头角，直至绍兴更化才被拔擢为尚书省郎、诸寺丞簿及馆阁官。孝宗朝隆兴、乾道宰执侍从的中坚力量即在他们之中产生。史载王师心从子王淮于绍兴二十八年至绍兴三十年在秘省时，“一时名臣汪公应辰、史公浩、虞公允文、陈公俊卿、刘公珙雅相器重”。这些孝宗朝升任宰执侍从的“名臣”，正是绍兴更化时高宗拔擢的“名士”。

表2 绍兴更化中拔擢的“新进”“一时名士”

史浩像

由此看来，高宗在绍兴更化时期大量拔擢受秦桧压制的“耆旧”和“一时名士”入朝。秦桧主政前就已官至丞郎的“耆旧”，于更化后受召入朝，至绍兴末年已升至台谏、侍从乃至宰执。而秦桧主政前后方才中举的“一时名士”，则在更化后入居行在职事官，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入拜宰执。绍兴二十五年后朝中政治群体的“更化”，就是高宗引用不附秦桧而沉抑州县的官僚士大夫充实朝中侍从及行在职事官，自下而上地替代秦桧主政时期擢引之旧臣的过程。这些更化新进官僚在朝中迅速晋升，至绍兴末年及孝宗隆兴、乾道时，已成为宰执、侍从官的中坚力量。

既然高宗擢用“新进”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君主揽权，则后者不得不对高宗总揽权纲、抑压宰执表示拥护。如汪应辰自广州通判召还面对时亦称：“惟是政事之间，天下之民有望于独断者久矣。”不过，新进官僚大量入朝，又势必要谋求自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合理位置，寻找在无权相皇权政治格局下发挥自身能动作用的空间。为了争取这一空间，更化新进官僚在赞同君主揽权独断的同时，强调君主应当遵循士大夫“公议”进行独断。王十朋在绍兴二十七年的《廷试策》，就代表了更化新进官僚对于参与无权相皇权政治的设想。

汪应辰像

四、任贤以为揽权之助：更化新进官僚关于无权相皇权政治的设想

王十朋于绍兴二十七年应举，为高宗亲擢为第一名。在《廷试策》中，王氏将君主揽权作为“祖宗之法”的核心（“陛下能揽威福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以及历代中兴之主成就功业的关键（“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他盛赞高宗“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而发动更化，“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可与汉宣帝、光武帝等中兴之主相比肩。可以说，推崇君主揽权独断是王十朋《廷试策》的核心主张，也是王氏为高宗擢为第一的重要原因。

既有研究对于王氏《廷试策》的阐释存在一定误解。刘子健认为王十朋《廷试策》是逢迎阿谀、推崇“专制主义”之作。王氏在文中提倡：“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实际上，王十朋提倡君主“揽权”只是告诫君主不要使宰执操弄权柄，而并非推崇刘氏所定义的“专制主义”：

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飡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窃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

刘子健著《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实际上，王十朋借由阐发“祖宗之法”，强调揽权之本不是君主师心自用专决政事，而是“揽育才取士之权”。在他看来，君主揽权即是掌握择用宰执臣僚的权柄，而君主一旦择贤就当任贤。君主任贤不会造成君权旁落，而会使君主基于“广览兼听”作出合理的决策——任贤正是“揽权之助”。因此，王氏此策的主旨不是赞同君主以不依靠任何官僚的方式行使权力，而是提倡在“广泛吸收群臣意见基础上的‘独断’”。此处王十朋对于“祖宗之法”的阐释，指向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提倡“异论相搅”等宋代政治传统。

王十朋巧妙地借重支持高宗揽权的政治话语，积极扩大新进官僚参政议事的空间，因而在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而早在一年前，张孝祥就在提倡高宗总揽权纲的札子中提到：“使群臣精白，以承休德，则陛下高拱而昭成功。”可见强调君主揽权是以君主“高拱”而分任“群臣”的方式行使权力，这一提法代表了更化士大夫对于在无权相皇权政治格局下扩大参政空间的共同意识。

王十朋还在《廷试策》中强调，君主应当将“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或“有罪”作为黜陟的根据。这一提倡君主尊重“公议”的提法，呼应了彼时高宗在黜陟人才时自称俯从“公议”的政治论述。如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右正言张修称：“人才自有公议。”建议以后荐举必三人以上同衔列荐，“庶无私于亲党，免取讥于公议”。高宗从之。次月，高宗览陈正同为枢密院检详除目后称：“今此差除，皆合公议。自两月以来，卿等除用人材，无非尽公，想见外议，皆以为当。如朕未尝容纤毫之私于其间，若行公道不变，天下何忧不治？”此处所谓“公议”“外议”，即指宰执以外官僚士大夫各种声音凝聚而成的共识（常由台谏、太学生发出）与皇帝意旨的公约数。高宗公开标榜君主遵循“公议”黜陟人才，正是为了争取官僚士大夫对于独断皇权的支持，使得人心之“公议”成为增重皇帝决断正当性的力量。如绍兴三十一年臣僚进言请罢御前马军都统制王权时称：“人君诛赏，一断以公议，而不牵于左右之毁誉，则人心自服，士气自振，而敌国自（听）退矣。”

王十朋书法

需要说明的是，高宗在绍兴更化时期黜陟推重“公议”，并非将舆论主导权拱手让予新进官僚。由其“今此差除，皆合公议”一说，可知皇帝保留着认定何为“公议”的权力——虽然皇帝定义的“公议”也不能完全背离士大夫的集体意志。而王十朋既然将推重士大夫“公议”作为助成皇帝“揽权”的支柱，也就难免造成“公议”与皇权界限不分明的问题。不过，此时“公议”话语的兴起，主要还是发挥防范宰执“植私党”的作用；所谓贤相，即应“一政一事，务合天下之公论”；所谓奸相，则“狠愎自用，不恤公议，分朋植党，背公营私”。故时人提倡“公议”主要不是针对君主用人之“私”，而是针对宰执植党之“私”。

总之，高宗与更化新进官僚建立的权力结构，改权相及其亲党臃肿横亘中央的枣核形而为觚型：居于权力金字塔上下两端的皇帝与士大夫的势力同时增重，后者作为前者总揽权纲的支撑（见图1）。居于二者之间的宰执，只能通过成为“公议”代言或唯君主是从而获得力量。

图1 秦桧主政时与绍兴更化以降两种权力结构示意图

余论：绍兴更化影响下的孝、光两朝政治

由本文考论可知，绍兴更化的发生，实缘于高宗及官僚士大夫对于秦桧结党擅权的不满。秦桧主政后期借维持和议谋求一己私利，同时限制了高宗处置政务的能力，与亲党以外士大夫的晋升空间。因而在其死后，高宗与士大夫群体均不愿新任宰执继续“植党怙权”，“走出秦桧时代”的政治共识就此形成。绍兴更化以来，高宗确立了恢复君主揽权、防范宰执“植党怙权”的内政“国是”，推动了朝中权力结构向君主揽权、终止宰执擅权的方向变化，塑造了秦桧“植党怙权”的反面形象。高宗还大力拔擢因不附秦桧而沉沦州县的士大夫入朝，培植朝中拥护更化“国是”的政治力量。这些受擢入朝的更化新进官僚一面拥护高宗君主揽权，一面强调君主揽权应当俯从士大夫“公议”，重申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维护了官僚参政议事的空间。要之，绍兴更化推动了权力格局由权相掌权之枣核型结构向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觚型结构的转变。就权力格局的变动而论，“绍兴更化”成功实现了“走出”秦桧时代的目标。

绍兴更化推动的权力格局变动，对孝宗朝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就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来看，孝宗之所以能够“总揽权纲”，正是建立在高宗绍兴更化恢复君主揽权的基础之上。就政治群体来看，孝宗朝隆兴、乾道时期的宰执侍从，以绍兴更化高宗拔擢的新进士人为中坚。就政治话语与政治共识来看，孝宗亲身经历了秦桧主政及绍兴更化时期。他在秦桧主政时曾向高宗传递秦桧隐瞒的政务信息，此举虽遭秦桧忌恨，却成为高宗选定其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孝宗对于秦桧“植党擅权”的切肤之痛，造成其对绍兴更化政治共识的高度认可。

隆兴时期，汤思退、钱端礼等宰执为争取议和而在太上皇高宗的支持下获得了上制孝宗、下压臣僚异论的能力。为了消除宰执“植党擅权”再兴的风险，孝宗在乾道初期效法高宗绍兴更化，重新建立了君主总揽权纲、宰执不得植党擅权的政治格局。从乾道初到淳熙八年，孝宗逐步加强个人权威，频繁易置宰相，防止宰执安植亲信固结为党。如淳熙八年赵雄罢相后，孝宗因“时有言雄多私里党者，于是命大臣进拟，皆于姓名下注本贯封入”，即是防备宰相暗引同乡成党。直到淳熙八年以后，孝宗任用王淮为相七年，绍兴更化确立的权力格局才出现动摇的迹象。

宋孝宗像

随着防范宰执“植党擅权”共识的确立，“植党”遂成为悬置在宰执朝臣头顶之上的利剑。孝宗朝中虽无宰执“植党怙权”之实，却间或有人试图以“植党”为名掀起政治风波：曾觌等潜邸近臣说服孝宗于乾道七、八年（1171—1172）间以“合党”为名罢免反对张说担任执政的台谏侍从，又于淳熙四年欲以“植党”为名清除朝中曾受参政龚茂良举荐之士。侧近武臣选择以“植党”为名抨击宰执及在朝官员，侧面反映了孝宗本人以及朝廷内外对于宰执植党怙权的戒惕。

不过，侧近武臣兴起党论实为争取权势，或有促使朋党生成的反面功效。孝宗对他们的意图洞若观火，“故于此辈虽以驱使之故稍有假借，实亦阴有以制之”，因而不肯真据党论径行黜陟。如淳熙二年孝宗对宰执称：“朝廷用人，止可论其贤否何如，不当有党。”淳熙五年孝宗对史浩等人论及汉唐末年的朋党之祸。他一面强调“宰相岂当有朋党”，一面力图避免掀起“党论”造成主动塑造朋党的后果：“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已名其为党，彼安得不结为朋党？”至淳熙八年赵雄罢相时，朝中有人建议罢黜赵雄荐引入朝的蜀士。陈俊卿向孝宗进谏：“近时宰相罢去，则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淳熙十五年，林栗等人指朱熹等人为道学之党却遭斥逐，侍御史胡晋臣称：“栗狠愎自用，党同伐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乞黜之以为生事者之戒。”当然，孝宗反对朝中检举朋党、掀起党论，前提在于他认定朝中确实无党。后一认识的形成，缘于孝宗对于揽权独断的自信：“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朕尝嗤其言何至于此！朋党本不难去。若人主灼知贤否所在……则党论自消。”

总体看来，孝宗朝的君主“揽权”，主要表现为君主自主易置具有不同政见的宰执。对于宰相擅权的防范，却没有延伸到压制摧折朝中多元化议论的程度。而党争不兴的政治情势，又塑造了朝中言论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时人注意到孝宗虽有效法神宗“一新天下之志”，却并未效法神宗确立变法“国是”而斥逐异论，反而存在“用人不专，旧话不去，所以终身二三其说”的问题。在政治实践中，孝宗虽曾因臣僚忤逆其政见而严厉斥逐，却始终坚持君主应“广独智以照临，稽众论而遴选”，而未以“钩党”罪名压制某类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可见此时朝中处理异论争端的还采用协和、包容的方式。

胡晋臣像

在保障君主总揽权纲的前提下，皇权专制对于士大夫议论的相对优容起到了“召和气”的作用。就结果而论，孝宗的做法有效避免了政论极化导致党争、党争加剧挟持决策的困局，为朝廷多元政策选择提供了空间。因此孝宗朝虽未建立恢复祖宗旧疆的功业，却为缠身于宰相怙权与党争倾轧的南宋中后期时人尊奉为理想时代。同时，相对宽松的政治风气为南宋乾淳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考察孝宗朝皇权政治的基调，不应只由孝宗个人经历或孝宗朝某一政治群体的主张中探求，而应充分考虑高宗绍兴更化的长远影响。

无权相皇权政治的前提，是君主愿意“揽权”。自淳熙八年以后，孝宗倦勤之心渐起，宰执长期主政的情况开始出现，指控官僚士大夫结党的风气逐渐兴起。而直到光宗主政时，反对兴起党论的政治意识仍有留存。如曾为光宗潜邸师官的彭龟年，在绍熙五年（1194）上奏称：“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国者，必进朋党之说……夫能言人之党者，此人必有党，但欲黜君子之党，而后其党始可进耳。”这就将掀起党论视为“小人”结党排挤朝中“君子”的做法。

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此外，余英时提出绍熙二年朱熹《与留丞相书》提出“奚必以无党者为是，而有党者为非哉”，体现了朋党话语的再兴。朱熹此书固然反映了反对兴起党论的共识在光宗朝的松动，但仍有两处细节值得重视：其一是朱熹此书是针对留正来书“深以士大夫之朋党为患”一说而发。他恐怕提倡反对朋党的话语为他人利用，致使“君子恃其公心直道，无所回互，往往反为所挤而目以为党”，朝廷若“不察其贤否中邪，而惟党之务去”，则将尽去朝中“善类”，难免至于“至于亡人之国”。可见朱熹此书的一个层次，就是提示留正防备反对者以“朋党”名目将“善类”一扫而光，这与乾道、淳熙时人之论及绍熙五年彭龟年反对兴起党论之议属于同一脉络。其二，朱熹还曾对留正言及：“前辈有论嘉祐、元丰兼收并用异趣之人，故当时朋党之祸不至于朝廷者。世多以为名言。”这种由“前辈”提倡的调和包容论调，旨在塑造朝中无党无派的政治格局与政治话语。朱熹虽未认可此说，却也承认“世多以为名言”。可见反对结党和朋党之论的共识，在光宗朝尚未完全取消，这与宁宗庆元时期兴起“党论排轧之祸”存在明显区别。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作者：胡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华法治文明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