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6年2月5日清晨，兰考县城的广播喇叭突然同时响起，告诉人们：焦裕禄回来了。凛冽的寒风卷着沙土，街巷却刹那静默——不到半个时辰，全县几乎所有男女老幼都涌向火车站。有人披着门帘，有人手握青竹棍当扶杖，只为那一列载着县委书记灵柩的专列。
火车进站后，汽笛拉响，满站哭声。棺木被抬下月台时，场面几乎失控。白发老妪扑通跪地，呼喊着“焦书记回家了”；小伙子们张开双臂，硬生生拦在轨道前，不让车再前行。维持秩序的民兵急得满头大汗，依旧挡不住情绪汹涌。灵车从站口到县城公墓只三公里，却走了两个多小时，路面上被泪水与黄沙一起浸湿。
队伍最前排的，站着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她原本咬着嘴唇强忍悲痛，可当棺木放稳的一瞬，还是冲上去，一头撞在棺角。身旁孩子们慌忙拉住她，哭声几乎盖过人群的哀号。焦家这些年艰难度日，六个孩子都晓得母亲的倔强，此时却只能用尽力气，把她按在怀里。
同一时刻，距兰考不足百里的郑州，新华社记者穆青在办公室里看着手边稿件。他回忆起一个月前的夜访：村民抱着孩子追出几里路，只求替焦书记“搬坟”回乡。“他是咱的救命恩人，得常来看看。”一句话让这位久经采访的老记者差点掉泪。于是，迁葬决议在省委会上被迅速敲定，时间定在春节前后，务必让兰考人在新年里迎回亲人。
故事得追到1962年。那年的兰考，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三十多万人靠救济粮勉强过日子。焦裕禄临危受命，第一天进县城就钻进沙窝子、蹚进涝洼地。老乡惊讶于这位新书记“嗓门大，胆子更大”，可更吃惊的，是他夜里还能挨家登门问情况。有人说兰考没救了，他摆手：“灾区锻炼人，硬骨头得在硬地方出力。”
值得一提的是，他改变干部状态的第一招不是会议，而是带县委成员深夜到火车站。车厢里挤满外出逃荒的乡亲，冻得直哆嗦。焦裕禄盯着同行的干部，只说了八个字：“他们是咱的亲人。”那一夜之后，无人再提离开教育局、离开农田的调令。
一年多时间，他顶着肝病反复发作，把兰考水、沙、碱的规律摸了个通透。雨夜蹲在齐腰深的积水里画排水图，疼得站不稳，就用右膝顶住肝部；盐碱地试种泡桐，渴得没水喝，啃半个生地瓜继续干。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劝他进城治病，他开玩笑：“治病的钱还不如给庄稼买化肥。”众人哭笑不得。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郑州。噩耗传到兰考，万人自发披麻。可省里按惯例将他葬进郑州革命公墓，理由是“规格高”。百姓不懂什么规格，只知道“书记的心在兰考”。为此，他们一封封来信，一张张按满手印的请愿书，终让省委下决心把棺木送回。
灵柩抵达公墓时，又起波折。十多位群众跳进墓穴，用身体挡住棺木，“再等等，让他透透气。”人墙里外哭成一片，最后还是徐俊雅哑着嗓子劝：“同志们，让他歇歇吧。”棺木落土，万人同时跪倒，蘸着泥沙叩首。
焦母李星英站在人群后面，面色苍白却不掉泪。有人关切地扶她，她摆手：“媳妇要撑家，娘要顶着。”可三天后，老人回到山东老家，一下火车才嚎啕大哭，跪在站台，“我的裕禄啊……”同行的人这才知晓，她把所有眼泪留给了无人处。
焦裕禄走后，徐俊雅按遗言“不给组织添麻烦”，靠每月五十多元工资和十三元抚恤金拉扯六个孩子。寒冬夜里，她仍把孩子衣服捂热后再叫他们起床；逢年过节，先擦丈夫遗像才动筷。有人劝她申请优抚，她摇头：“日子紧也能过，孩子羞于伸手。”
1966年9月15日，北京天安门城楼迎来国庆彩排。毛主席身着绿色军装同群众握手时，被王光美拉到身前的是十三岁的焦守云。“这是焦裕禄的女儿。”主席笑着握手，眼里含着安慰，“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兰考。”旁边的周恩来补了一句：“有什么困难，和大家说。”守云用力点头，却一句话没说出口。
后来焦家子女各有去处。焦跃进谋划“大蒜兴县”，让杞县成了出口大县；焦守云、焦国庆、焦守军先后参军；最小的焦保钢扎进公安队伍。六个人从未借父名分承权要利，老同事感慨：“焦书记那股劲儿，都刻在他们骨子里。”
五十多年过去，兰考的泡桐林密如云海，每年春风一起，紫花遍野。当地老人爱领着孙辈到陵园上坟，说一声“焦书记，兰考这两年又丰收了。”那声音掺着风，却实实在在回荡在朔风与沙丘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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