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寻医广播响起，我掏出证件，却站在车厢连接处犹豫了！

高铁再现广播寻医，医生却没有出手！

4月4日，一位医生分享了自己清明假期出行的经历：“高铁上又遇到了广播寻医，这一次，我没表明身份，没有提供帮助！列车广播响起：‘各位旅客大家好，这里是列车广播，现有旅客被砸伤，急需医生的诊断及治疗。有哪位旅客是医务工作者？请到4号车厢帮忙诊断及治疗，我代表铁路与患者向您表示感谢。’我心里一紧，要不要去？本能反应是要去，可是我去了好像也帮不了太多，砸到哪里了也不知道、多重也不知道，车上有什么能用的，我也不知道。纠结了一下，我还是掏出自己的证件装兜里，去了。

鉴于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事了，我这次学聪明了，走到4号车厢，我选择了假装上厕所，在旁边偷听了几句，大概观察了一下被砸的乘客情况怎么样。于是我看到了两个大哥在配合乘警和工作人员登记，估计是他们的行李不小心砸到了那个坐着的女乘客。而正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那个女乘客说：‘凭什么，又不是你被砸了，我不谅解，不能就这样算了’。于是我转头就跑了，这么足的精气神，估计也没什么事，这也不是医生能解决的了，还是交给警察叔叔比较好！”

其实这些年关于广播寻医的报道已经不新鲜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的评论里最多的却不是指责，却是许多医生的留言支持：太能理解了！

什么时候开始，医生听见寻医的广播，第一反应不是冲过去，而是先在心里掂量值不值、敢不敢？会不会给自己惹上麻烦？这种现象乍一看令人不解，但回顾一下过去的新闻大家就懂了——是过去有人把事做得太过分了，导致很多医生碰到这种情况都会陷入犹豫。

很多同行应该都还记得2019年的那个新闻，当时列车上有旅客突发疾病，一名陈姓女医生及时出手，随后列车工作人员却要求她出示医师证，并写出情况说明。这件事经过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医生都会有一个共同感受：明明是去帮忙，怎么最后又要签字又要拍照的，反而像犯了事儿一样？治不好岂不是要来找我麻烦？

这种顾虑其实不是来自法律层面，此前民法典就有相关规定：因自愿实施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2022年新《医师法》进一步给好人撑腰，用白纸黑字打消了医生在法律上的后顾之忧：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过就像没有病人会按照教科书生病一样，现实中碰到的故事往往也和理论上不一样，法律上不担责任不代表后续不会有麻烦！救了人，要不要留个人信息？要不要写情况说明？万一后续病人情况不好，家属会不会找上门？万一被录像放在网上，会不会有一堆人冒出来，对着视频指点江山？

2025年，武汉大学一名大二的临床医学本科生孙同学在航班上进行了救助，患者情况好转，事后却被大量网友质疑其没有执业资格，操作存在极高风险，最后救人的孙同学不得不出面回应。这就是医生最真实的顾虑，人才刚刚帮忙，惹出来的麻烦却已经在路上了！

4月6日，重庆一位医生说得很直白：“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奉劝各位想帮忙的同行先冷静！”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放在当下的环境里却只觉得扎心啊，因为这些年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了，救人未必是最累的，最累的是操心那些后续！这就像经典的扶不扶问题一样，那些推到医生头上的麻烦，正在不断抹杀心里的善意。

医生不出手，就是冷漠吗？

缺乏药物和医疗设备的情况下医生能做的不多

其实每次出了这种事，总会有人在评论区高高在上地指责：医生为什么不上？可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到点子上，高铁不是急诊科，飞机也不是抢救室。广播里一句“有哪位旅客是医务工作者”，听上去像是把希望交给了专业人士，可真正到了现场，医生面对的往往却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局面：没有完整病史，没有检查结果，没有监护条件，药品和器械也非常有限。这样的场景，决定了医生很多时候能做的，顶多只是基础判断和简单支持，再复杂一点，就不是医生不愿意做，而是真的做不了！

目前火车和航空公司上配备的急救设备和药品也不足以支持医生的诊治，2019年，广东某医院主任因为在飞机上跪地为严重尿潴留老人口吸导尿引发热议，当时有不少人批评飞机上配备的急救物品不足。中国民航局的《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CCAR-121-R5） ，明确规定了机载应急医疗设备应包括急救箱、应急医疗箱、卫生防疫包，但其中只包括绷带、纱布、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等基础物品，显然不足以支撑稍微复杂一些的疾病救治。

4月4日，有广东医生留言表示：“关键是去了没啥器械药品也帮不上啥忙！简单的轻症用不着我，简单的重症，海姆立克、CPR、止血，所有勤务人员都培训过，不必非要是我。简单的轻症，他能撑到医院，复杂的重症，没有仪器我也无法穿刺缝合或其他操作！”

大家似乎对有事找医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好像只要医生一出现，车厢就会变成专业的急诊室。可是医生变不出抢救室也变不出 CT 机，特别是当专业不对口的时候，这种错位就更尴尬了！如果是儿科医生碰上成人急症怎么办？如果是外科医生碰上慢性疾病怎么办？这些问题在网络上可以轻飘飘忽略，在面对一个人的生命时，却是沉重的负担！

2024年，就有一位医生就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的经历和观点：“我听到广播之后去过，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拿着全英文的药品说明书咨询先去的医生，中年男人说他母亲是多年高血压患者，换了国内某医院新买的药，现在吃了头疼，问是不是药有问题？我装作路过，去了卫生间。我一外科医生，英语不行，怎么能人家指导高血压用药呢……没有检查设备，没有齐全的药物，仅仅靠急救箱里药物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

所以，再碰到这种情况，不要再说医生冷漠，而是他们知道自己能做的不多，在对患者没有太大帮助的情况下，也许没必要让自己冒险！

每212个航班就有1个紧急情况

医务人员参与航空医疗事件救治率达80%

救人不应该指望过路医生！

高铁、飞机上出现广播寻医，这在新闻中常常报道，这些医疗事件主要依赖同路的医生而没有更完善的解决方案，难道是因为发生率太低吗？

其实不是，据2025年JAMA Network Open发布的一项研究，对84家航空公司报告的77790起机上医疗事件进行统计后发现，每212个商业航班里就会出现1起医疗紧急情况，在处置方面，具有医疗背景的乘客志愿者参与了32.9%的医疗事件救助。2025年，发布在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显示，医务人员参加机上医疗事件救治的比例更是高达80%！

可能正是因为此前医务人员参与救治的比例太高，大家才会对“广播寻医”形成一种近乎条件反射式的依赖：大部分时候都能找到医生，只要找到医生就没事了！

早在2016年，国内某航空公司就推出了招募机上医疗志愿者的计划，当乘客遇到机上突发伤病事件时，客舱乘务员可通过系统定位当次航班上的志愿医生，寻求帮助。

在国外，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也有类似计划，如果在机上需要医疗援助，加入汉莎航空“机上医生”计划的医生将施以援手。

但这种计划，主要还是依靠医生同乘的偶然性，并没有改变医生担责的主要矛盾！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医生是乘客，不是随车、随机的值班人员！

4月5日，上海的一位医生就表示：”我还是那句话，铁路部分需要招聘属于自己的医生，而不是有事就广播寻医。这样还能增加医学生的就业率！“4月5日，安徽的一位医生也表示：“现在工作这么难找，铁路局完全可以招聘一个医生当乘务员，给一个医疗补贴就行了，大把人去。不行，专科也可以。”

从法理上看，国家的态度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和《医师法》都在做同一件事：鼓励公共场所施救，并通过免责条款降低医生出手的顾虑。值得注意的是，“鼓励”不是“强制”。也就是说，法律是在保护医生愿意伸手时不被反噬，而不是把“公共场所一旦出事，路过医生就应该被召唤，然后自动接管现场”变成一种义务。

好在，近几年我们也能看到新的规章制度出现，2024年，《铁路客运车站和旅客列车医疗急救箱管理办法》印发，规定应从医疗急救箱配置、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和应急处置流程等方面提升站车急救能力，这也减轻了医生道德压力。

回到这种紧急事件本身，明明是营运公司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却一直被推到医生身上！一边让医生冒着风险救人，一边却只给医生“志愿者”或者“医德高尚”的名号，不能让这笔生意这么做下去了！

参考资料：

蒋唯松, 朱晓娟, 周颖, 石瑞紫, 周与华, 杨之涛, 陈尔真. 商业航班空中紧急医疗事件的应对策略.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25, 34(7): 992-997.

Alves PM, Kumar KR, Devlin J, Nerwich N, Rotta AT. In-Flight Medical Events on Commercial Airline Flights. JAMA Netw Open. 2025;8(9):e2533934. doi:10.1001/jamanetworkopen.2025.33934

医客说

别再把“广播寻医”当成理所当然

高铁上再次响起“寻找医务工作者”的广播，这一次，我没有站出来。

不是不想救，而是越来越清楚：在缺设备、无病史、责任边界模糊的车厢里，“医生”两个字，往往意味着风险远大于帮助。

法律说：自愿急救，不用担责。

现实说：签字、说明、解释、网暴、家属追责，一个都不会少。

于是，每一次广播，都变成一道选择题：是赌上自己的安宁，去换一句“医德高尚”？

我不是急诊科，也不是全能神。 没有CT、没有监护、没有药柜，甚至连最基本的无菌条件都没有，我能做的，往往和乘务员训练过的内容并无二致。 更复杂的情况，不是我不救，是真的“救不了”。

更讽刺的是： 每212个航班就有一起医疗紧急事件， 八成靠同行的医生“顺手救一下”。 这是制度的懒惰，却成了医生的义务。

我依然相信，大多数医生愿意在关键时刻伸出手。

但我们也希望：

• 铁路、航空能有随车的专职医护；

• 急救箱不再只是纱布和阿司匹林；

• “广播寻医”是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运营方的标准答案。

救人是医生的本能，但不该是制度的缺口。

别再用“医德”绑架医生， 请先用制度保护好这份善意。

【责编】医客君

【文章来源】梅斯医学，作者VOX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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