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以战事真是“文明的冲突”吗？

中新网北京4月9日电(记者 韩禹)当地时间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威胁伊朗：“一个文明今夜会死去，永无复兴之日”(a whole civilization will die tonight，never to be brought back again)。

随后，局势又出现巨大转折：美伊同意为期两周的临时停火，随后以色列表示支持。但交火、爆炸时有发生，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也存在不确定性。

极限施压的外交辞令，已涉入“文明存亡”的高度——伊朗究竟是怎样的“文明”？这场冲突能被理解为一场“文明冲突”吗？

断裂与重组

伊朗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频频断裂、频频续接。

伊朗的国家传统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亚历山大东征之后，这一秩序被打断，但帕提亚与萨珊又重新建构起伊朗的王权传统。到萨珊时期，统治者强调自身的伊朗人、波斯人和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信徒身份，把政权合法性重新锚定在自身历史中。

7世纪阿拉伯征服，是又一次巨大断口。伊朗由此进入伊斯兰时代，原有宗教被废止，政治结构也发生深刻变化。但伊朗没有在语言、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达上被消灭。许多形成于萨珊晚期的本土政治哲学和治理理念，被重新吸收；新波斯语在吸收阿拉伯语词汇后，发展出新的文学语言；菲尔多西及其《列王纪》又将伊斯兰化前的伊朗历史重新编织，成为新的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11世纪后，塞尔柱、蒙古、帖木儿接连入侵，但征服者总会发现，他们的统治离不开伊朗的书记员、官员、诗人、建筑师和工匠，其本质是离不开本土已高度成熟的文化资源与行政传统。正因此，波斯文明没有被扼杀，而是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繁衍。16世纪，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什叶派宗教自此成为国家建构的核心。

今日伊朗文明，正是在帝国传统、波斯语言文化与什叶派身份的长期耦合中形成。

亨廷顿说对了吗？

“文明”一词从特朗普口中说出时，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重新回到了人们视野——美伊以战事是文明的冲突吗？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国际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间，“文明断层线”将成为冲突的主要潜在点。

亨廷顿曾充分论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紧张关系：前者宗教基础是伊斯兰教，而后者是“西方基督教”(Western Christianity)。在他笔下，二者存在“持续且深度冲突的关系”，彼此“都成为对方的他者”。他认为，双方之所以形成深层冲突，也由于某种结构性相似：二者都基于一神教、普遍主义宗教，都自认掌握“唯一真信仰”，也都具有强烈的传教冲动。

这套理论提供了一幅简洁、鲜明的世界图景。但正因简化，它也受到广泛批评。

文化哲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曾指出，亨廷顿无视文明内部的多样性和矛盾，仿佛“文明”可以化约为一个好斗的主体。他认为，亨廷顿笔下的文明冲突是漫画化的世界图景，忽略了各文明内部存在的对话、融合与再生。

“文明冲突论”也许能在宏观层面解释一场危机为何发生，却解释不了它如何发展、如何结束，更解释不了为何在极限施压数小时后突然停火。当下真正起作用的，或许不是抽象的“文明断层线”，而是大量现实因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能源压力、核问题、以色列的考量、美国国内政治、海湾国家立场以及多方斡旋。

比理论更冰冷的，是现实本身

伊朗确实承载着漫长而复杂的文明积累；但战事如何爆发、升级或暂歇，最终仍取决于现实因素。把战争简化为“文明碰撞”，试图完成本质主义的“一锤定音”，可能让背后的具体历史背景和现实政治因素被遮蔽。而“文明冲突”概念若被政治化、阵营化，可能反而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何况战事中发生的轰炸学校等行为，已非“文明冲突”所能解释。

或许更值得注意的，不是“文明冲突”被证明或推翻，而是“文明”一词返回了美国的战争语言体系，成为威胁之语的修辞，甚至谈判筹码。

“一个文明今夜会死去”的余音消散，经历过亚历山大征服、阿拉伯征服、突厥化、蒙古冲击与近代国家重建的伊朗文明，并未一夜终结。真正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毁掉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生命和国际秩序。

8日，特朗普称，如果谈判不顺，美方将能轻易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日，伊朗方面表示“武装部队的手仍扣在扳机上”，直到伊朗国家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以色列空军宣布10分钟内袭击了黎巴嫩100个目标，袭击规模为自本轮冲突开始以来最大，致黎巴嫩上千人死伤。由于空袭，伊朗表示，鉴于以色列违反涉及黎巴嫩的临时停火协议，伊朗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对以色列的军事阵地开展“威慑行动”。

停火能否延续，地区秩序能否重建，世界是否会进一步滑向动荡，仍未可知。宏观的文明前路，依然需要具体而切实的变量逐步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