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临终前的遗憾

余生也晚，是从巴金的《随想录》里面的一篇文章《赵丹同志》，知道老一辈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去世前两天的1980年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他写于病榻上的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但是，对于赵丹这篇文章当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时的来龙去脉、前前后后，其实一无所知。

直到最近看了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的著名作家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才对赵丹这篇引发强烈反响文章的发表经过有所了解。

说起来，这事还要从1980年9月《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此时距离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已经过去了四年，文艺界逐渐从为害十多年的江旗手炮制出来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中央领导人邓公代表党中央到会宣读祝词，热情地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江反革命集团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邓公还特别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邓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邓公的这些话，都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江反革命集团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邓公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公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07-214页。)

邓公的讲话，在人民大会堂不时引起与会者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

“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

这些领导人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

正如著名剧作家李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李準为此大声疾呼:“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

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人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

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表示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

当时报社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文艺部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为此，《人民日报》文艺部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的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石羽的《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蓝光的《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认真总结经验，改善领导方法》、石联星的《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中》、鲁军的《文艺要立法》、古元《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

那个时候，曾经出演过《林则徐》《烈火中永生》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那两年赵丹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

作为一名将自己的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桎梏了十多年的电影艺术家，赵丹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希望在银幕上塑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当时他曾经受邀拟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影片中饰演周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的准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人的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

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还比较好，两国的电影工作者准备合作拍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想请赵丹担任剧中中方的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后来只好改请孙道临出演这一角色。但是虽然远离影坛，拿起了画笔，他却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

1980年10月初，赵丹的病情已日益恶化，自感时日无多的他，要自己的妻子、著名演员黄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来听一听一个病危人的意见，他怕匆忙间说不清，要宗英先将意见整理好。

那位领导同志果然应邀来到医院探视。赵丹躺在病床上，强打起精神，听黄宗英代他详尽地陈述他考虑很久的意见，时不时地插几句话补充。

这位领导听得很认真，不住点头赞许，连声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别时还紧握赵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疗养病，要宗英代他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发表。

这位领导走后，黄宗英赶紧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说已经整理好一篇文章，袁鹰当即去北京医院取回立即发排，个别地方同黄宗英商量后作了些改动，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为题，在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
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
“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
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
否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
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时，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
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
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
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袁鹰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黄宗英忍泪告诉袁鹰，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了。大家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赵丹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听到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赵丹与黄宗英

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赵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

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个反党的屁”。

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而且粗鄙的口吻。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让人顿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惯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

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呼风唤雨的年代了，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

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袁鹰去看望老前辈夏衍，便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袁鹰他们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

停了一会，夏衍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金山也是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素有“电影皇帝”之称。袁鹰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文章开头便说：

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
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晚年的夏衍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像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

......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三十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剧作家李準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準在文章中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

袁鹰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赵丹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