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给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带来一定冲击,其中被视作工具学科的外语专业首当其冲。AI浪潮下外语专业何去何从,已成为当下必须回答的问题。需要明晰的是,外语学科的危机是否源于AI?一流大学外语专业课程呈何样态?通过英语国家英国和非英语国家丹麦的探索,或可一窥究竟。
1 外语学科危机并非源于AI
欧洲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确遇到危机,英国和丹麦近年出现的外语专业停办潮印证了这一点。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2025年7月发布的统计显示,外语科目虽从2014年起成为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必修课,但停办法语、德语等语言专业的英国高校已达28所。不仅如此,2020年“脱欧”以来,英国外语专业招生人数持续下降,个别语种专业人数下降幅度几近一半。丹麦的情况与之类似。丹麦国家外语中心粗略估计,2015—2020年间丹麦高校停办的外语专业约为32个。丹麦奥胡斯大学等历史悠久的大学一直在缩减外语专业规模,成立时间较短的大学则被迫取消了外语专业。
可以看出,外语专业教育危机在英国和丹麦已经凸显,但这一危机开始的时间显然要早于AI大语言模型工具的出现。事实上,外语专业教育的危机是政府、大学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英国来说,外语专业教育主要是受到了国家外语教育政策调整和“脱欧”公投的影响。一方面,英国从2004年开始,外语不再是九年级之后学生的必修课,而且,英国中学会考外语科目过难也影响了学生继续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发布后,欧洲的校园和职场不再像过去那样“来去自由”,学习欧洲语言的动机自然随之下降。英国高校外语专业因此受到的冲击,只是大学“断臂求生”的选择。
就丹麦来说,市场因素是造成外语专业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是英语已然成为世界通用语。对于非英语国家丹麦的学生而言,学好英语似乎就可以满足日常沟通和未来工作需要。抱有“英语足矣”心态的年轻人,自然不愿费时费力再去学习另一门语言。二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在多个国家教育战略中地位日益凸显。相较于STEM专业,外语专业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在政府拨款和政策等方面难以得到足够支持。这导致外语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地位和吸引力大幅下降,学生“用脚投票”,高校外语专业招生遇冷。
2 外语专业一流大学课程样态
英国高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外语学科在世界一流大学QS学科排名上也处于前列。以英国牛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的外语专业教育课程,主要由单一院系或两个院系联合开设,普遍具有复语性和复合性的特征。这些专业课程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为“现代语言1+X语”的复语式,也就是同时学习一门现代语言(法语或德语)和另一门语言方面的课程。“现代语言1+现代语言2”专业便是如此。该专业为学生提供了兼修两门现代语言的本科课程,还为他们提供了法语、德语、俄语或西班牙语课程,同时可以学习电影研究方面的课程。“现代语言1+中东语言1”专业与之类似。这个专业由欧洲与中东语言专业联合开设,要求学生学习一门现代语言,并学习一门中东地区的语言,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或土耳其语,从而构建欧洲与中东地区文化的联系。这类课程还有“现代语言1+语言学”专业,要求学生学习一门现代语言,同时学习语言学的语音学、句法学等课程。牛津大学开设了“英语与现代语言1”专业,要求学生学习英国和其他英语国家文学,并掌握一门现代语言如法语、德语和研读相应的文学作品。
另一类是“X+现代语言1”的复合式,即“专业+1门现代语言”的课程。代表性的专业有古典学、哲学和历史学,联合现代语言学部开设“古典学与现代语言1”、“哲学与现代语言1”和“历史与现代语言1”专业。这些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学习一门相关的现代语言。“古典学与现代语言1”专业要求既学古典学又学一门现代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1”专业让学生兼修哲学经典、语言技能和文学作品课程,来培养他们的分析能力、逻辑批判和推理能力。“历史与现代语言1”专业要求学习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历史,选修北美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历史方面的课程,并提高现代语言技能和研究文学、电影艺术的能力。
3 外语专业课程未来走向
与英国不同,丹麦高校外语专业的危机已经受到政府和大学的重视。2025年11月,丹麦政府专门拨款6800万丹麦克朗,重点扶持大学开设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方面的课程。这一举措不仅为中学阶段储备语言课程师资,也将促进丹麦与欧洲各国的交流合作。丹麦政府已将国家语言能力提升为国家文化水平和欧洲共同身份的一种体现。
丹麦奥胡斯大学更是在2024年成立了跨学科专家组来化解外语专业危机。该专家组广泛收集了校内和校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还调研了英国、波兰、荷兰、芬兰和瑞典多所大学,提出了用来指导学校外语专业教育未来发展的课程框架。该框架从语言教学类、区域文化类、传播类和语言技术类四个方面,为外语专业课程指明了方向。第一类课程侧重第二外语习得理论和教学法的学习,强调在真实、有意义的交际情境中学习语言,旨在培养学生语言教学能力。第二类课程是通过语言学习,来培养深刻理解特定国家或区域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人才,要求学生必须到海外学习或实习。第三类课程是在语言专业中融入传播学的知识和技能,分跨文化传播、数字传播和战略传播三个方面来培养。最后一类则是培养AI工具和语言技术赋能的语言学习和研究者。这些不同难度的课程包括帮助学生使用语言技术辅助语言学习的初级课程、增进学生对于数字传播和语言模型理解的中级课程以及涵盖语言模型开发和编程基础的高级课程。外语专业课程既可聚焦其中一类定制培养市场所需人才,也可齐头并进培养宽口径外语人才。显然,丹麦外语专业教育已经谋定未来发展方向,这些也将成为化解外语专业危机的“丹麦方案”。
纵览外语教育发展历史,21世纪初机器翻译的出现就已使其备受质疑,AI浪潮下再次出现的热议有些“似曾相识”。对于外语教育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需要警醒和深思的是,如何化危机为契机,更新社会对于外语教育的认知。学习任何一门古典语言或现代语言,并不只是实现“语码转换”,而是借此来发展“语言思维”。这种思维包括细读文本和辨析语法发展起来的分析能力,比较分析不同语言文化语境观点培养起来的批判性思维,感受语义差异和口、笔头练习提高的表达能力以及跨文化意识和同理心。如果说未来更加不确定,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那“语言思维”的训练就是让学习者为更好迎接未来做准备。
虽然外语专业似乎已成为危机议题的中心,但AI对教育影响深远,其他学科也概莫能外。今天的科学让我们知道,语言学习的过程已经超越了语言本身。无论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健康问题,还是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都需要国际合作,而学习不同语言和文化则为这些提供了创新的养料。各个国家更应做好战略规划,大学也需提高外语人才的市场适配度,学习者则应清楚未来需要的是“精母语、通多语、熟工具、悉领域”的高端人才。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高黎系该院教授。本文系西北大学全英课程提升项目“跨文化交际”课程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6年04月09日 第10版
作者:高黎 罗惠琳 范菲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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