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遇见作家：他们竟然是这种关系！

本文转自公众号“译林出版社”

“有些相会跟朝霞一样丰饶。”这是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在致加缪的一封信中所写下的。当一位作家遇上另一位作家，他们之间的故事，完全不输于他们笔下的小说：比如歌德与席勒从相互嫌弃到相互成就，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从相知到决裂。除了这些熟悉的故事，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相会，悄悄地改变了作家们的创作道路，这也在无形中改写了世界文学史的走向。

托尔斯泰 &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22岁时，在青年人的彷徨和苦痛中，曾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内心的矛盾。令罗曼·罗兰没想到的是，他真的等到了这封回信。托尔斯泰的这封回信影响了罗曼·罗兰的艺术观，甚至是罗曼·罗兰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

托尔斯泰的回信长达几十页，对罗兰提出的问题予以诚恳的解答。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艺术不应为某一特殊阶级之所有物……艺术若不转向民众，则绝无生存之理”。

契诃夫 & 蒲宁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蒲宁，曾如此回忆：“我与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像与契诃夫那样亲密。”

1901年，喜欢旅游的契诃夫从意大利回到雅尔塔后，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好在那时作家蒲宁也在雅尔塔，他们天天见面，契诃夫甚感欣慰，但蒲宁一走，契诃夫又有了“就留下我一人”的孤独感。蒲宁曾写下这样的回忆：

他坚持要我每天一清早就到他那里去。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两人亲近了起来，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我们两人都很矜持，但已经有了深深的友谊。我与其他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像与契诃夫那样亲密。在相处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不愉快的情形。他永远对我彬彬有礼，热心照顾，就像是我的一个兄长——我几乎小他十一岁，但与此同时他从不显示自己的优越，而且总是喜欢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可以这样说了，因为这被他给亲爱的人的书信证实了：‘蒲宁来过这里，现在他走了——就留下我一人。’”

王尔德 & 普鲁斯特

王尔德与普鲁斯特不仅认识，王尔德还因为自己的毒舌，在普鲁斯特家中发生过“小型社死”。这个鲜为人知的插曲，被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写进了《穿红外套的男子：妇科医生波齐与19世纪末的法国》中：

1891年，奥斯卡·王尔德在巴黎“声名大振”，有一天他遇见普鲁斯特，普鲁斯特邀请他去家中做客。到了约定的那天傍晚，普鲁斯特回家时略晚了几分钟，“那位英国绅士来了吗？”他问仆人。

“来了，先生，他五分钟前到的。他一踏进客厅就要去卫生间，到现在还没出来呢。”普鲁斯特奔向走廊尽头。“王尔德先生，您不舒服吗？”焦急的主人隔着门问道。“哦，您来啦，普鲁斯特先生，”王尔德神气十足地答道，“不，我没有不舒服。我原以为我有幸与您单独用餐，但他们却把我引入客厅。我环视客厅，发现您的父母大人坐在客厅尽头。我吓得要命。再见，亲爱的普鲁斯特先生，再见……随后，马塞尔的父母告诉他，当时王尔德一边环顾客厅一边嚷嚷：“您家简直太丑了！”

加缪 & 勒内·夏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勒内·夏尔在爱国抵抗运动中与加缪成为挚友，此后，两人始终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加缪称夏尔为“法国自兰波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夏尔在他的诗集《愤怒与神秘》中，将《修普诺斯散记》这部断片集献给加缪。

加缪在1957年给夏尔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发觉人只能和使我们自由的人共同生活，这些人所给予我们的感情很轻盈，使人易于承受，同时也足够强烈，使我们不至于感受不到……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是您的朋友，我爱您的幸福、您的自由、您的冒险。总而言之，我希望作为您的伙伴，对于这一点，我们彼此肯定，直到永远。”

加缪猝然离世后，夏尔写下《在卢尔马兰永生》一诗：“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终止了对话，但这并不是沉默。他又怎么啦？我们知道，我们自以为知道，但只有当意味深长的过去敞开为他让路之时。他就在那里正视我们，很远很远，在前面……”

维多夫罗 & 聂鲁达

维多夫罗与聂鲁达，两位同来自智利的诗人，大半生更多在彼此攻击、“互相伤害”，但即便如此，在维多夫罗逝世后，他的“敌人”聂鲁达建议智利政府为他立一座纪念碑。

维多夫罗是西语美洲先锋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为拉丁美洲先锋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比拟的卓越贡献。聂鲁达如此评价：“维多夫罗在生命中和在思想上都独树一帜。然而，当时代的喧声退潮，令他与众不同的却不是那些标新立异之举。这种追求常常使作家变成自身的漫画像。

重读维多夫罗时我们发现，他那些高傲的姿态伴随生命结束，并未破坏他的透明。他的众多诗行仍然拥有一种貌似缺乏的鲜活，或许因为诞生于智性的构想。如今我们看到诗行中露珠闪烁，仿佛曙光中的草叶。”

卡尔维诺 & 罗兰·巴特

卡尔维诺曾经隐居巴黎十余年，这段隐士生活对他的人生与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旅居巴黎期间，卡尔维诺与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经常来往，这种友谊既基于思想家和文学家间的志同道合，更多来自卡尔维诺对符号学的赞赏。

《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中提到，卡尔维诺参加了罗兰·巴特主办的关于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两次研讨会。“尽管巴特学术有专攻，但对卡尔维诺来说，巴特依旧像佩雷克一样，属于不可归类的人。就连二人离世的情景都颇为相似。”

1980年2月，罗兰·巴特因车祸离世的噩耗突然传来，卡尔维诺被迫担起发布讣告的责任；而两年后，佩雷克离世，同样由卡尔维诺忍痛发布讣告。卡尔维诺在《悼念罗兰·巴特》一文中直言：“罗兰·巴特将科学家推衍一般规律的能力和诗人对于独特性的关注结合起来，耕耘于这片每一个客体都独一无二的科学苗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