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问政治的霍梅尼，如何靠批判巴列维政权，崛起为伊朗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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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原名赛义德·鲁霍拉·穆斯塔法菲，1902年9月24日出生于德黑兰西南约两百英里的小镇霍梅茵，此地距离什叶派圣城库姆不远。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毛拉，霍梅尼是这个宗教家庭6个孩子中的老小。在霍梅尼5个月大的时候，父亲被人谋杀。

随后，返回库姆。1937年阿亚图拉哈依尼去世的时候，霍梅尼已经掌握了完整的神学和教法知识，开始在库姆的宗教学校教授课程，成为一名较为出色的宗教学者，获得霍贾特伊斯兰的头衔，在经济上已可收养自己的门徒。

从1937年开始独立的社会活动直到1989年去世，霍梅尼的公众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哈依尼去世到20世纪60年代初，他主要是一名宗教学者和教师，是一名热忱的伊斯兰传播者和捍卫者。第二阶段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巴列维王朝倾覆，霍梅尼成为一名坚定的反王权斗士、伊朗宗教领袖和革命导师。第三阶段是80年代，霍梅尼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精神领袖和政治领导人。

从一开始，霍梅尼就对研究神智学展现出特殊的才能。

据说，1941年礼萨·汗在英国压力下逊位时，霍梅尼曾组织一班毛拉赶赴德黑兰，企图阻止巴列维继位，以结束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后来提及此事时说：“我们对英国人说，礼萨·汗一旦去位，要允许结束君主制，以便让我们穆斯林选择一个我们自己喜欢的政府。”

这一时期，霍梅尼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学活动，还撰写了一些作品，包括道德伦理学、教法学理论研究以及评论，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在1943年出版的《揭露秘密》，这也是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政治论著。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伊朗政府推行世俗化政策和对伊朗前伊斯兰历史的强调，伊朗社会开始出现一股改革什叶派理论的潮流。

其中，著名律师和历史学家赛义德·艾赫迈德·喀什拉维是改革派的突出代表。他所领导的帕克-蒂尼运动批评某些什叶派信条，攻击、指责乌里玛和什叶派教义提倡迷信是导致伊朗落后的主要原因。

他批评礼萨国王以刺刀强迫妇女除去面纱、剥夺乌里玛的权力、普及男女同校、扩散酒吧和夜总会之类的“堕落中心”。他认为合法政治的模式只能是“神的治理”，神的律法从“各个国家最普遍的问题，到个人家庭中最具体的问题”无所不包。

当然，此时在霍梅尼看来，乌里玛的“统治”范围是应该有严格限制的：

但是，他坚持教法学家应该是议会的成员或类似机构的监督者，由他们选举出一个公正的素丹，“此人不会违背神圣的律法，也不会压迫人民，不会侵犯人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

霍梅尼对巴列维王朝的强烈不满是有缘由的，因为正是在霍梅尼作为一名年轻的穆智台希德时期，礼萨·汗的世俗化造成了对乌里玛权力与财富的严重损害。

可以说，在《揭露秘密》一书中，霍梅尼对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现代化路线的反对立场就定型了。

尽管霍梅尼热心讲授伊斯兰教神学与教法，并著书立说捍卫什叶派教义，但这一阶段他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并不显眼。在这一时期伊朗最重大的政治运动——1951-1953年石油国有化运动中，霍梅尼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不明朗。在有关这一事件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缺乏关于霍梅尼活动的记述。

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霍梅尼的立场与当时伊朗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布鲁杰尔迪对政治卷入的冷淡态度相矛盾，因此，他不敢涉足政治，而专心于学术活动。

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他与布鲁杰尔迪之间有矛盾，不受重用。这种解释实际上难以成立。布鲁杰尔迪固然对政治漠不关心，但这并未妨碍一些乌里玛积极参与石油国有化这场民族主义运动，有些乌里玛甚至扮演了鼓动、组织、领导角色。布鲁杰尔迪的立场并不能解释霍梅尼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缺失，霍梅尼在这一运动中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因此，有两种可能：其一，霍梅尼选择了与布鲁杰尔迪相似的政治无为主义立场，没有介入这一运动。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这与此前霍梅尼对伊斯兰的热情捍卫和此后20世纪60年代积极介入政治活动的表现不相符，故而这种可能性较小。其二，最可能的情况是，虽然霍梅尼从其一贯立场出发，参与了这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由于当时其名望和地位不够，还未达到公众认知的程度，因而未能留下记载。

1958年，霍梅尼已被列入12名高级阿亚图拉之列。1961年3月什叶派宗教领袖布鲁杰尔迪的去世成为霍梅尼生涯的转折点。当时，巴列维国王试图影响布鲁杰尔迪的继承人问题，“国王就布鲁杰尔迪去世一事，向居于伊拉克纳杰夫的哈吉姆发去一份唁电，宣称希望他继任布鲁杰尔迪成为唯一‘仿效的源泉'。政府无疑希望减少库姆的重要性，防止在伊朗境内出现一个教士权力中心。”

国王的希望落空了，3位伊朗境内的什叶派阿亚图拉——马什哈德的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库姆的卡兹姆·沙里亚特马达里和霍梅尼共同继承了布鲁杰尔迪的位置。

霍梅尼成为“仿效的源泉”之一，这标志着其公众生涯第二阶段的开始。

霍梅尼成为一名“仿效的源泉”时恰逢巴列维国王发动改革，由于反对改革政策中的某些措施，霍梅尼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家政治舞台上。

20世纪60年代初霍梅尼对巴列维政权的反对围绕着三个问题：1962年地方委员会选举法、1963年全民公决和1964年给予在伊朗的美国军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司法豁免权。

1962年10月6日，阿拉姆政府向议会提出地方委员会选举法案，引起了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乌里玛的广泛不满。

乌里玛向阿拉姆政府发起挑战，他们联名向国王发出了一份电报，反对这一法案：“国家和地方选举法案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视为平等，将宣誓典礼上的古兰经换为‘一本圣书'，这不仅仅是一种退步，也违背了伊斯兰、国家和国王的利益。而且，它也违背了宪法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他们还分别单独给国王去电，要求撤销这一法案。霍梅尼的电报这样说道：“据报道，政府已经在地方选举法案中不把信仰‘伊斯兰'作为候选人和选举人的资格，已经给予妇女选举权。这已经引起了著名乌里玛和其他穆斯林团体的关注。显然…国家的利益在于保护伊斯兰宗教。”

同时，霍梅尼警告国王：“你的周围都是些奉承者和奴仆，他们所能奉献给主子的只有反伊斯兰和非法的行为，批准他们叛逆和错误的法令将会削弱作为主权和王权保障的宪法。”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一个月后，政府撤销了这一法案，危机暂时平息。在这一回合，霍梅尼小心翼翼地将国王与阿拉姆政府的政策分开，并不反对国王本人，而国王也能够不厌其烦地给予回应。

1963年1月，在后来以“白色革命”著称的6点改革计划中，政府再次引入了这一法案。当国王希望其“白色革命”具有合法性而命令进行公民投票时，霍梅尼对政府的反对加剧了。霍梅尼再次利用1906年宪法和伊斯兰原则反对公民投票，他指出，1906年宪法对于哪种权力可以召集公民投票是模糊的，暗示国王没有这种权力。

而且，他坚持，“本质上，公民投票或者全民公决在伊斯兰没有合法性…投票者应该有足够的知识理解在为什么投票。因此，大部分（伊朗）人（对于这次公民投票)没有投票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6年后，霍梅尼正是通过全民公决寻求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

他禁止自己的学生参加投票，并呼吁人们抵制公民投票。1月26日，公民投票通过了这一改革计划，此后，反对派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持续的冲突。

3月21日是伊朗新年，霍梅尼发表新年布道，抨击政府的改革与国王本人，要求信徒不要庆祝这个伊斯兰教产生前即已存在的节日，而把它改为哀悼日，因为伊斯兰教处于危险之中。他说新年是哀悼而不是庆贺的时间，呼吁要注意穷人的苦难。他断言政府是在按洋人的意旨办事，力图摧毁伊斯兰和宗教界。

他说：“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必将人狱和送死，我们肯定会成为洋人罪恶目的的牺牲品。”

3月22日，政府作出了激烈反应，国王的伞兵攻击了霍梅尼在库姆的据点费兹耶宗教学校，一些学生被杀。政府威胁要征宗教学校学生去服兵役，大众媒体将公民投票的反对者描绘为得到企图重返黑暗年代的封建地主支持的“黑色反动分子”，说改革会使伊朗进入“喷气机时代”，而毛拉们仍要停留在“毛驴时代”。

这种攻击只能强化霍梅尼及其热心支持者的倔强，霍梅尼宜称：“残暴的统治因制造这一起灾难而决定了自己灭亡的命运。”整个1963年春天，霍梅尼一直谴责国王政权，他的指责集中于国王政权专制独裁、向美国屈服，以及与以色列勾结。6月，时适穆哈兰圣月，冲突骤然升温。

大部分宗教领导人都发表了反政府的布道，其中，霍梅尼的布道最具煽动性，导致了他的被捕。在一份致宗教领导人的传单中，霍梅尼谴责政府的这一行为：“哦，宗教布道者们…不要害怕几天的监禁。…先生们应该知道目前伊斯兰的危险不亚于倭马亚王朝时期。专制政府权力与以色列及其走狗相勾结。…你们应当提醒人民提防以色列及其走狗的危险。”

霍梅尼还对第三伊玛目侯赛因殉教作了新的说明，认为死可以净化归真，从而提高殉教者的地位，而生则孕育着各种腐化堕落与犯罪，因此，“你们应祈祷真主给予你们充当殉教者的荣誉”。

1963年6月3日是阿舒拉日，霍梅尼发表的布道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国王政权的厌恶和愤怒。

他这样评价巴列维政权：

他警告国王：

霍梅尼还表达了与政府的分歧和不妥协的立场：

最后，霍梅尼宣布对国王开战：

第二天，霍梅尼和其他几位阿亚图拉被政府逮捕。当逮捕的消息传出以后，在主要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并很快发展为大规模冲突，这就是所谓“六月起义”或“六月骚乱”。

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做出了一些安抚姿态，释放了一些起义参加者，霍梅尼也于7月20日改为软禁。政府发表了以下声明：“安全当局已经与霍梅尼、库米和马哈来提阁下达成谅解，按照这一谅解，先生们将不再干预政治事务；由于这一谅解已经完全保证先生们不做任何有违国家利益、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因此他们已经被送回各自家中。”

霍梅尼在1964年4月6日被释放后发表的第一次布道中，就否认自己与政府之间存在任何谅解：

显然，霍梅尼并没有与巴列维政权妥协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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