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总理一纸命令，向守志不当大军区参谋长，改行当校长

当年热衷于“打得井喷炮火、冲得最前一线”的向守志，刚在高等军事学院完成三年深造，手中握着即将上任武汉军区参谋长的推荐函。此时，军区司令陈再道与政委谭甫仁都以为“向军长回汉口已成定局”，谁料电报一到，局面骤变。两人连夜把他叫到司令部，相劝再三。“你是带兵行家，跑去管教案书桌，不屈才吗？”陈再道语重心长。向守志默然，心底却已拿定了主意。

回顾他的从戎路，1934年参加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神头岭浴血奋战，抗美援朝更是一战成名。战功、资历、声望，样样拿得出手。正常的晋升曲线，确应在大军区大展拳脚。可现实是，彼时新中国亟需快速培育导弹骨干。面对核威胁，不掌握制胜法宝，前线就算再勇猛，也难以撼动战略天平。

在北京讨论任命时，周总理与罗瑞卿交换意见。罗总长一句“非老向不可”促成最终拍板。周恩来考虑到向守志既有实战经验，又在高院系统学过火箭、核基础，正是奠基导弹教育的合适人选。就这样，军区参谋长的光鲜职位被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炮校取而代之。

火车驶向关中平原的那一夜，军号声远去，车厢里昏黄的灯泡摇晃。老战友送行，嘱托声此起彼伏。向守志握住车窗外的手，只留下四字：“国家要我。”列车汽笛长鸣，把他的军功章也一并带向西安。

落脚校园才知艰难。操场是荒地，弹坑未填；教材是空白，仪器寥寥；教员多数仅懂常规炮，谁也没摸过导弹。向守志站在破旧教室门口，环视四周，沉声一句：“从零开始，不丢中国军人的脸。”

他先抓课本。把苏联顾问留下的技术资料拆开，补上在高院的所学，再邀请北大、清华、哈军工的教授补漏。半年过去，第一批《导弹结构》《制导原理》等讲义油墨未干就进了课堂。有人担心错误百出，他微微摆手：“先有框架，才能装知识，错了再改。”

器材更是难题。采购费受限，他拨通老战友电话，铁路部门给助手，机械厂拆旧件，兵工厂捐仪表。西安城外的废旧仓库被他拉去改装成“操作大楼”。当地农民看见高墙深院，只当又一座普通军校，哪里知道里面竖着刚运来的导弹壳体。

1962年盛夏，罗瑞卿陪同朝鲜国防部长金光侠到校观摩。楼顶的防汛帆布下，学员们快捷起竖、对号入座，十几分钟完成全套流程。金光侠看完连说三声“惊叹”。送行前，罗瑞卿问向守志有无难办之事。他当场提出两条：其一，“校”改“院”；其二，实施“拔青苗计划”，直接从名校挑尖子生做后备教员。罗瑞卿答“同意原则，回京汇报”。几周后电话打来：“周总理批准，想要哪所大学自己去谈。”

借此东风，学院派人奔赴北大、南开、同济，一次带回十余名青年讲师，还请来了北航流体力学专家王列。饭堂年夜饭，向守志把王列请到主桌，亲自为他盛了一碗热腾腾的臊子面，笑言：“先生先动筷，我们后生再吃。”教员优先制度，自此写进院规。

1963年秋，学院二营负责编列首发国产地地导弹。出征前夜，西安细雨霏霏，营房灯火通明。向守志走上操坪，向官兵拢袖敬礼：“一次成功，就是民族脊梁的一砖一瓦！”列车西行，越太白山，入河西走廊，终点是酒泉。

10月25日，凌晨寒意透骨，指令台亮起红灯，二营完成点火测试，成功率百分之百。九天后再次发射，导弹划破暗夜，留下一道白焰。消息传回西安，他只奖了两个土豆，“国家暂时穷，可咱的志气不能穷。”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呼啸而起；次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独立的战略导弹领导机构。向守志奉命北上，出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肩负筹建导弹部队重任。他与张爱萍、吴克华踏勘山川，依“山、散、洞”方针选布阵地。车轮滚过太行密林，也驶入西南深沟，挑选最隐秘、最安全的火箭军家底。

有人问，为何舍热闹的陆军，甘心去荒山大漠“打地基”？向守志只回一句：“守芝已去，守志当行。”当年在延安，毛主席送他“守芝”之名；此刻他把“芝”改为“志”，志向系于万里长空。

1960年那道任命书像一声集合号，把一个陆战名将引向科研教学的前线。他走进教室，也走进大漠，既握粉笔，又握罗盘。多年后，东风系列列装，背后那一串脚印，始终清晰——从白手起家的西安炮兵学校，到山洞深处的战略导弹部队，向守志用实际行动证明：战功不只写在战场，也可以刻进课堂与实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