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熟人、见过灭门惨案！刘良：手握解剖刀43年，人不能没敬畏

刘良，知名法医。解剖台之上，他看见逝者的凝望，懂了法医的使命，是为死求证，为生寻光。

65岁的刘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深耕43年，从临床跨界法医，解剖案件4000多例、参与7000多例。他见过七楼坠落的惨烈遗体，遇过被精心伪装的高智商犯罪现场，直面过灭门惨案的惊心画面，也因面对熟识逝者难以下手。

他曾以三级审核的严苛守住鉴定真相，在法庭之上不惧各方压力，只对逝者负责、只讲事实真话。他手握解剖刀，剖开的是死亡的真相，守护的是生者的期许，更坚信“法医的工作，是让生者死者，在各自的轨道空间明白的活着”。

刘良：我叫刘良，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满65岁了。我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工作了43年，曾在临床科室工作过两周，因热爱法医专业，从临床调至法医岗位。

我参与解剖的案件有4000多例，参与办理的案件总计7000余例。凡是非刑事案件、非正常死亡案件，公安机关不予管辖的，或是监所内检察机关无法处理、需要查明死亡原因乃至死亡性质的事宜，均需由法医负责。这是我们今天要检验的遗体，把标尺贴在这里，腋窝位置也贴上，每个部位都要放置标尺，没有标尺的照片均为无效照片。好，这边完成了。

凉子：您现在还坚守在一线工作吗？

刘良：在从事法医病理工作的从业者中，我应该是仍在现场勘查的年龄最大的一位。

凉子：冒昧地说，这份职业十分崇高，唯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胜任，可为何会有人愿意从事这份工作？

刘良：人与人各有不同，有的人了解死亡，却惧怕接触遗体；还有一部分人，对逝者的离世原因充满好奇，一定要查明真相。

凉子：你本有三种职业选择，可以做刑警参与侦查破案，也可以做医生救死扶伤，为何偏偏选择法医这份工作？

刘良：法医工作极具挑战性。比如发现一处刀痕，初步判断为刺伤致死，但也有可能是中毒身亡，或是自身疾病导致死亡。这就需要结合临床医学知识、法医学知识，同时具备刑侦知识乃至心理学知识，去推断逝者生命终结时的状况，判断是否存在加害者及其作案心理，这些都需要细致推敲。因此，这份工作会吸引那些好奇心强、勇于自我挑战、不畏惧遗体，且对该领域抱有浓厚兴趣的人长期坚守，我大概就属于这类人。

凉子：我之前和同事说，今年开年第一位访谈对象很特殊，接触过4000多具遗体。大家第一个疑问是，接触这么多死亡，他眼中还会有光吗？会不会陷入抑郁？

刘良：你和我握个手吧。敢吗？我们见面本就该握手。你感受一下我的手温。很温暖吧？曾有一位访谈者和我握手后说，原以为我的手会很冰凉，没想到是这样的温度。我年轻时手脚确实冰凉，随着阅历增长，身体微循环与心态都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如今的状态。

凉子：接触过7000多具遗体，其中很多是非正常死亡，充斥着仇杀等负面场景，人难免会情绪低落吧？

刘良：还好，至少我们法医专业的学生没有出现过自杀的情况。我们学校其他专业曾有学生自杀，多是因为心态不够豁达。而我们直面死亡，更懂得生命的珍贵，又怎会陷入抑郁、选择轻生呢？

凉子：见惯了死亡，对生死的理解，反而与普通人不一样了。

刘良：见证过无数次死亡，清楚人生的最终归宿，便更懂得在有限的时光里快乐地活在当下。

凉子：还记得第一次解剖遗体的场景吗？

刘良：当然记得。那年我23岁，在中国医科大学进修，逝者是从七楼坠落身亡的。当时我们五名进修人员，安排三人参与解剖，因缺乏经验，逝者头部已严重碎裂，形态扁平。其实无需开颅，仅翻开头皮，看到脑组织损毁殆尽，就能确定死因，但我出于好奇，坚持要打开颅骨。完成胸腹部解剖后，我掀开了逝者头皮，碎裂的骨渣瞬间落入托盘。虽然拍照、记录等流程都完成得很规范，后续却陷入了困境——需要将头部复原，以便家属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几人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只能向老师求助。

老师说：

“我就知道你们会出这种问题，我当年也犯过同样的错。”

我连忙询问解决办法，老师让我们去找解剖教研室的同事，用石膏制作了头部模型，我们将模型置入，再缝合头皮，复原后的头部形态，甚至比逝者生前更为规整。这是我印象极深的一次教训。

凉子：您讲述时轻描淡写，当时真的不害怕吗？

刘良：不害怕。当时在场的实习生与进修生约有25人，人多势众，自然不敢表露胆怯。还有一次遇到汽车起火，遗体被烧得焦黑模糊，散发着刺鼻气味，面部难以辨认，即便现场光线不足，需要用手机照明，仅两三个人分工操作、一人打光，也从未感到恐惧。

凉子：这是职业素养的要求。

刘良：没错。

凉子：勘查过众多非正常死亡现场，您理应见多识广、胆识过人，可我在您的书中看到，您曾写道“现场平静得可怕，一进门便浑身发毛”。您也会感到恐惧吗？

刘良：会的。有些现场过于安静，安静到显得反常，仿佛是刻意伪造的场景。通常来说，现场凌乱不堪、血迹遍布，反而更容易侦破；而高智商犯罪者，往往会精心清理现场，抹去指纹、血迹，反锁房门，甚至雇凶作案——凶手提前配好钥匙，藏匿于床底，待受害者熟睡后行凶。警方抵达时，逝者衣着整齐、盖着被子，看似因病离世，毫无破绽。

凉子：所谓现场平静得可怕，不只是环境安静，更是一切都过于正常。

刘良：对。有些场景确实令人心生畏惧，比如灭门惨案，遇害者中有仅数月大的婴儿，也有三五岁的孩童，凶案从庭院蔓延至卧室、厕所、厨房，一家七口全部遇害，百米外的路上还躺着一名肢体被砍断的受害者。推开院门时，甚至有头颅滚落，孩童趴在地上，头颈分离。这类场景会不断冲击人的内心。

凉子：会心跳加速、感到紧张吗？

刘良：必然会。我们并非冷血之人，会产生恐惧、愤怒的情绪，但必须迅速冷静下来，完成现场勘查、拍摄伤口照片、标注遗体位置与现场关系、绘制勘验图，再将遗体送至解剖室进行细致检验。无论内心多么紧张，都要妥善处理遗体，给予逝者最后的体面。

凉子：从事法医工作多年，有没有解剖过认识的人？

刘良：有。是我的一位同事，驾车经过收费站时发生撞击事故，不幸离世。这位同事人缘很好，一家三口两人遇难，仅女儿幸存且双腿截肢。这起案件需要进行交通事故鉴定，我当即提出拒绝亲手解剖，只愿在旁指导，让学生操作。我实在下不了手，不愿让刀具划开逝者的身体，若有疑难问题，再喊我进场判断。人终究是有感情的，前几日还一同谈笑风生，转眼便阴阳两隔，我不想在记忆中留下他被解剖的画面。这类画面本会随时间淡忘，可面对熟人，这份记忆会格外深刻，难以磨灭。

凉子：即便您已如此资深，面对熟识之人，依旧会动容，法医也是普通人。

刘良：确实如此。

凉子：我十分好奇，您接触过无数遗体，应该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吧？

刘良：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我会如实回答。我起初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可随着对死亡研究的深入，越发觉得，我在解剖时，逝者的灵魂就在解剖台上方俯视着我工作。

凉子：人真的有灵魂吗？

刘良：有。

凉子：真的有？

刘良：真的有，必须有。

凉子：您为何如此确定？

刘良：就像你问其他星球是否存在生命一样，只是当下人类的科学技术，还无法观测到可见光范围之外的事物，便轻易判定其不存在。可借助红外设备，就能捕捉到热量成像。因此，不能因我们未曾看见，就否定事物的存在。若心怀善意，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积德行善，身心都会产生积极的变化。我曾在自媒体上看到，有人说我的鱼尾纹形似“英字纹”，我查阅后得知，这是积德深厚的象征。

很多事物，都会反向作用于现实世界。我在QQ空间写道：

“让生者与死者，在各自的轨道里，清醒地存在。”

越是深入研究生命的终结，越觉得这件事并非简单的生理消亡。倘若未来人类在火星发现生命，现有认知体系将被彻底颠覆——我们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之外还有更浩瀚的世界。生命或许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脱离躯体，去往另一个空间继续存在。

凉子：对普通人而言，对生命与死亡应当心怀敬畏。

刘良：理应如此。自以为行事隐秘无人知晓，可灵魂自会见证一切。

凉子：工作中是否遇到过超自然现象？

刘良：这个能说吗？

凉子：可以便说说，有没有？

刘良：有，肯定有，但具体细节不便透露，私下里可以聊聊。

凉子：您如何确定那不是幻觉？

刘良：绝非幻觉，甚至有托梦的情况发生。

凉子：有其他证人可以佐证吗？

刘良：没有。曾有一次，我在梦中得到提示，某一处现场细节尚未查验，次日前往勘查，果然发现了关键物证。

凉子：这会不会是您长期从业形成的直觉？

刘良：或许有直觉的成分，但准确度远超普通直觉。我身边不少同行也有类似经历，有人通过梦境找到失踪逝者的掩埋地点。

凉子：经历过许多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您反而更有勇气从事这份职业吗？

刘良：我小时候有过一段经历，说出来或许让人觉得离奇。儿时与伙伴玩捉迷藏，我找到父亲同事家的孩子，当时我六岁多，问她：

“你左手为什么戴着黑袖章？那不是家里有人去世才戴的吗？”

伙伴否认了。结果次日清晨六点，她的父亲便离世了。我还跟哥哥说自己看到了遗像，哥哥当即打了我一巴掌，告诫我这话绝不能对外说，即便看到也不能讲。你这追问得太深入了，这里难道是审讯室吗？

凉子：我也曾访谈过遗体美容、殡葬行业的从业者，他们表示从不相信这类说法，否则无法开展工作。

刘良：我认为关键在于信仰的角度。若心怀敬畏、秉持为逝者伸张冤屈的初心去相信，而非借助这类事物作恶，从职业角度而言，反而是一种正向约束，否则行业秩序便会混乱。

凉子：所以一切终究是考验人的本心。

刘良：对，要心怀善念行事。

凉子：您见证的死亡数量，或许比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还要多。

刘良：是的。殡仪馆仅处理遗体善后，而我们需要追查死亡背后的真相。

凉子：需要与逝者产生联结，与逝者“对话”。

刘良：没错。逝者家属悲痛欲绝，跪地倾诉，那份真挚的哀伤绝非表演，一次次触动着我们的内心，也让我们不断思考死亡的本质。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真正能铭记我们的，不过三代人。到了重孙辈，便只剩一张照片，再无情感联结。因此人生本就是一场体验，不必自我膨胀，也不必过度焦虑。人人皆知最终结局，理应做到不喜不悲。生命降临世间自有其缘由，有人早逝，有人终老，或许与前世、今生乃至未来都有关联。而法医的职责，就是让逝者的亲人、社会大众，知晓其真正的离世原因。

凉子：如此说来，见证过无数生命逝去，您认为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刘良：我认为人间是一处修行场，考验人一生行善、作恶，或是平庸度日，不同的选择，会迎来不同的归宿。

凉子：让自己的灵魂在这一生得到进化与成长？

刘良：佛教所讲的转世轮回，或许便是这个道理。我相信，生命被赋予思想与意识，必然存在一套考核体系，根据一生的所作所为，划分不同的归宿。

凉子：所以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的过程，在于面对贪婪与诱惑时的选择，在于成为什么样的人。

刘良：很多看似生活困苦的人，未必是不幸；那些不择手段欺压他人、看似风光的人，我始终相信，有更高的存在注视着一切，决定其最终的归宿。我们出具鉴定结论，说句实在话，并非仅对当事人、对警方负责，而是对逝者负责。山西有一起广为人知的案件，女子抱住民警腿部，民警挣脱时，执法记录仪清晰传来脖颈断裂的声响，女子随即倒地身亡。

凉子：这个案子我知道。

刘良：当时舆论直指民警施暴伤人。我们的鉴定结果为：机械性损伤导致颈部脊髓高位损伤，进而使横膈膜失去神经支配、停止运作，引发呼吸衰竭窒息死亡。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议激烈，控方指控民警见死不救、故意伤害，要求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辩方则主张民警并非故意。

庭审最后，民警提问：若女子抱住大腿时松开手臂，肩部与颈部可随之活动，若无扭转动作，是否可避免损伤乃至死亡？从专业角度，这类假设性问题本可不予回答，但法医的职业道德要求我必须说出真相，我的职责是向法官还原事实，由法律作出裁决。

因此我理性作答：即便女子未抱住大腿，趁其不备快速扭转颈部，同样会造成损伤甚至死亡。我还举例说明，影视中常见的从后方扭断敌人脖颈的动作，受害者并未抱住他人；车辆急刹车引发的挥鞭样损伤，也可致人死亡，均无抱腿动作。这一动作的危害性，与是否抱腿并无关联。法官据此明晰了双方责任，最终判处该民警五年有期徒刑。

我并非认为自己的证言左右了判决，但作为鉴定人，在法庭上必须坚守真话，如实回应每一个问题，让法官厘清事实、依法裁决。即便如今复盘庭审记录，我依旧坚信自己的表述客观公正，未偏袒任何一方。

凉子：所以您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刘良：没错，绝不能颠倒黑白、违背事实。

凉子：工作中有没有出现过误判的情况？

刘良：有，绝对存在。不过我们内部建立了三级审核机制，多数误判会在内部纠正。曾有一例，一级鉴定人将胃部切片误认为心脏切片，把胃壁正常炎性细胞判定为心肌炎，出具了心肌炎致死的结论，与病史完全不符；二级鉴定人未严格把关，报告已初步拟定；直至三级鉴定人审核时，发现切片并非心脏组织，才及时叫停。

凉子：最终查明的真实死因是什么？

刘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伴随心肌桥，此前均未被发现。

凉子：若未通过审核，这份错误报告一旦出具，看似给出了死因，实则背离了真相。

刘良：这涉及医疗纠纷。心肌炎与冠心病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若误诊为心肌炎，对患者家属极为不利；若确诊为冠心病，医院需承担更大责任，因为冠心病并非必然致死。不同的鉴定结论，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

凉子：这份工作当真如履薄冰。

刘良：确实如此。

凉子：刑事案件往往涉及立场对立，从事这份职业，是否常遭遇不被理解的情况？

刘良：主要源于当下自媒体的发达。我们鉴定人完成报告后，仅提交给委托单位，不会向媒体公开，这是保护个人隐私与案件机密的职业要求。但当事人一方有时会擅自发布报告全文或片段，引发网络舆论，大量网友化身“审判者”，对我们提出各种质疑，而我们因职业规范无法公开回应，内心十分憋屈，还会遭受网络攻击。

凉子：这也是这份职业的无奈之处。

刘良：无可奈何，鉴定人必须恪守职业准则，不能在网络上随意发声。

凉子：这么多年来，有没有某一阶段想过放弃，或是失去热情？

刘良：我从未放弃过这份职业。攻读硕士、博士期间，曾因经济压力产生过动摇。读硕士时，薪资仅发放70%至90%，每月仅70元，持续三年，一度难以支撑，入学不到半年便提交了退学申请，答辩前三个月仍在写退学申请，当时已成家育儿，经济压力实在过大。但这份动摇，并非不想从事法医工作。

如今想来，这也是因果使然，彼时虽历经困苦，1994年毕业后，1995年便因博士学历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次年又因唯一的博士身份，被提拔为系副主任。所以我常说，今日所受的磨砺，明日都会成为福报，不必计较一时得失。

凉子：您出书、做科普，也是希望引导大众思考生命的意义。

刘良：我本对写书并无兴趣，临近退休，才想着做一些科普工作。通过节目我发现，大众对法医职业缺乏了解，要么将其神化，要么将其丑化。我希望通过宣传，让大众客观认识这份职业，而非追求猎奇；同时，也希望借助工作中的案例，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

凉子：书中选取了许多过往案例，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刘良：我不想刻意追求情节离奇、反转不断的故事，只想直白地向大众展现法医工作中遇到的各类犯罪情形，以及我们运用的专业技术手段。

凉子：书中记录了一位老人在家中冻死的案例，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刘良：老人前往儿子家中居住，未得到悉心照料。老人曾告知儿子脚底燥热，甚至主动减少衣物，儿子误以为室内温度适宜，夜间外出饮酒至通宵。老人最终趴倒在地，衣物半褪，面带微笑。老人脱衣，是因低温导致外周血管收缩，血液集中供应脑部，产生了温热幻觉；而髂腰肌出血，是冻死的典型体征。

凉子：为何冻死的人会面带微笑？

刘良：这是一种幻觉引发的面部肌肉痉挛，类似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女孩临终前的微笑，并非真正的笑意。

凉子：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在家中也会冻死？

刘良：因室内环境温度过低。

凉子：多低的温度算低温？

刘良：零下二三摄氏度即可称为低温。

凉子：家中为何会达到零下二三摄氏度？

刘良：完全可能。若家中无取暖设备，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湿温”环境，比如山区气温骤降，骑行者身着湿冷衣物，体表热量快速流失，即便不在室外极寒环境，也可能冻死。

凉子：湿温并非只发生在室外，长期处于室内低温环境，对老年人而言尤其危险。

刘良：没错。野外环境中，气温4摄氏度左右，伴随大风与体表潮湿，便足以致人失温死亡。

凉子：法医的工作，其实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刘良：对，很多悲剧都源于生活中的疏忽，一不留神便可能危及生命。

凉子：这四十年来，行业有哪些趋势性变化？

刘良：如今，中国法医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专业设备令国外同行惊叹。近五年，我国命案破案率接近100%。节目播出后，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给我写信，其中一名高二学生曾因抑郁退学放弃高考，观看节目后与我交流，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如今已考入上海某高校就读法学专业，还专程来我这里实习，感受工作氛围。我也希望通过自身经历，预防更多无谓的死亡。

我曾在山东济宁开展遗体捐赠相关讲座，坦言自己已登记遗体捐献。节目播出后，全国遗体捐献网上登记量从300万增至400万。有孩子给我写信，说此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被家人与学校否定，甚至想过轻生；得知可以捐献遗体后，意识到自己并非无用之人，决心好好活下去，让自己的身体为医学研究贡献价值。

凉子：这也是一种生命教育。当下抑郁、焦虑情绪普遍，加之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生活与工作方式面临巨变，人们更需要思考人生的活法。

刘良：的确如此。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生命，不做恶事，也不要伤害自己。很多人选择轻生，看似解脱，却会给家人、朋友带来无尽痛苦。

凉子：对于有志从事法医职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刘良：首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切勿被迫选择；其次，法医工作绝非猎奇玩乐，而是极为严肃的职业，手中掌握着他人的命运，职业素养要求远高于普通医生。医生仅需面对患者一方，而法医要面对双方乃至多方当事人，还要应对媒体舆论与外部干预，必须具备极高的道德品质，坚守真话、实话，仅向相关人员客观陈述。品德要求，与专业技术能力同等重要。此外，法医还需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经手的案件越多，压力越大，始终要坚守底线。切莫心存侥幸，因果报应从不会缺席。

对未来的法医从业者提出如此高的要求，你们还愿意、还敢投身这份职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