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苏东坡 文化史上的“联珠双璧”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近年来，推崇宋代文化者日渐增多，苏东坡亦随之声名益盛。世人或谓“有趣之灵魂，唯东坡一人”，若闻此语，白居易当不以为然。

　　白居易，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出生于河南新郑，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因此又被称为白乐天、白香山。白居易中过进士，也做过进士考官；他因文才得到过皇帝的赏识，也曾因文字受到皇帝的贬谪；他当过江州司马，也做过杭州刺史；他起步于校书郎，以刑部尚书致仕；他提出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著名的文学理论观，也写过不少通俗易懂的闲适诗作。

　　这些都不算什么，我们要说说他和“有趣的灵魂”苏东坡之间的故事。

　　苏东坡是北宋人，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1037年1月）出生于四川眉山，二人相距265年。虽身处不同时代，但有趣的灵魂其实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甘当白居易铁粉

　　东坡名自乐天传

　　苏东坡本名苏轼，字子瞻，“东坡”这个名字正是源自白居易。

　　苏轼谪居黄州后，自号“东坡居士”，南宋洪迈在《容斋三笔》中指出，“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谪居江州已有四年的白居易转任忠州刺史，施元之在《施注苏诗》中这样说：“白乐天谪忠州，州有东坡，屡作诗以言之，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用乐天之遗意也。”白居易写了两首《东坡种花》诗，一首中有“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一首中写“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另有《步东坡》《别种东坡花树两绝》等诗，详细描述种花、赏花之趣，表现出身处逆境的诗人随缘适意的悠闲心境。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宋人王十朋在《游东坡十一绝》其二中也称苏轼“出处平生慕乐天，东坡名自乐天传”。

　　苏东坡一生“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是白居易最忠实的“铁粉”。苏东坡诗中多次将自己与白居易相比：“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等等。在最后这句诗的下面，苏东坡还自注：“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

　　苏东坡不仅取名追慕白居易，作诗也学白居易。苏东坡的诗中或者直接借用白居易诗的原意，或者反其意用白居易诗句，或者袭用白居易诗句中意象、事典，比比皆是。白居易写《步东坡》：“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东坡则写《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青出于蓝，意境更胜一筹。苏东坡有一首著名的词《定风波》，上阕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词人由眼前风雨推及人生风波，那种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千百年来吸引人们膜拜不已。然而，这种境界其来有自，一如苏东坡在另一首《定风波》中写的千古名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即源自白居易《初出城留别》一诗，“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达观顺命、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白居易有《池上篇》，苏东坡亦作《池上二首》，其中一首写道：“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诗人不慕李白，却对白居易所营造的“池上境界”表达了倾心向慕。

　　白居易兼取儒道佛三家，对道家亦有自己的心得，《读庄子》一诗中他这样说：“庄生齐物同归一，我道同中有不同。”和白居易一样，苏东坡顽强乐观的处世信念和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亦可见道禅的旨趣，其《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中的“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就出自白诗“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一句。白居易《盐商妇》一诗写“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苏东坡《鱼蛮子》一诗开篇即道“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

　　类似这样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深切认同的诗句，苏东坡还有很多，无不流露出对白居易的倾心敬羡之情。事实上，白居易不仅是苏东坡的偶像，同时也是宋代诗人群体的偶像。白居易的诗在宋初诗坛流行甚广，是诗人们竞相学习效仿的对象。宋人蔡居厚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一语道破其时风尚。

　　官场亦是隐身地

　　我心与世两相忘

　　与盛唐诗人要么仕途精进、要么隐逸出尘的人生态度不同，亦和北宋文士乐于树朋结党、异论相搅的士风不同，白居易虽身在官场，却向往那种悠游自在、享乐自洽的生活，践行孔子所欣赏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人格，做到了“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

　　白居易的一生，除元和十年（815）因越职言事等原因遭江州之贬，小小地被打击之外，基本上是风轻云淡、惬意自适的。这正得益于白居易独特的处世态度，因此，宋人对白居易“处世艺术”击节叹赏。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白居易与杨虞卿是姻亲，却不受他牵连；白居易和元稹、牛僧孺相交亲善，却不和元、牛结党；白居易受到名相裴度的赏识，却不因此升官晋爵；宰相李德裕不喜欢他，却没有受到李氏的陷害。一句话，白居易无私无党，不攀不附，这种潇洒的处世之法，世所罕见。

　　唐朝中期以降，朝臣间朋党之争，未有稍息。白居易历经“牛李党争”“二王八司马事件”“南衙北司之争”等，却能置身事外、不党不争。白居易与刘禹锡交游甚多，世称“刘白”，刘禹锡是“八司马”之一，白居易却没有陷于“八司马”之案；白居易和元稹友情甚笃，世称“元白”，锋芒毕露的元稹在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中一生数贬，白居易虽批评过宦官专权，却没有陷入“南衙北司之争”（唐代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宦官掌握的机构称为北司）；白居易的妻兄杨虞卿是牛党魁首，白居易也没有卷入“牛李党争”。一党在位，权势熏天，白居易却能做到“和而不同”。如其诗中所道：“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相反，苏东坡虽然既不属于新党，也不属于旧党，可是，新党执政，苏东坡得罪新党；旧党在位，亦排斥苏东坡。处于新旧党争的夹缝当中，苏东坡却做不成白居易。究其缘由，在于“东坡多干世之意”，加之性格上“稍露锋锷，不及太傅混然无迹”，难如白居易那般做到“我心与世两相忘，时事虽闻如不闻”，故而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

　　与苏东坡仕途坎坷相比，白居易仕途平顺，他还提出了“中隐”的思想。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写下《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他这是把官场当作隐身地，将穷通看作等闲事。就在这一年春天，白居易即称病请长假，接着求为闲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自此，不复出”，毅然决然且一去不回头地离开了政治斗争中心长安。

　　与苏东坡相比，白居易的朋友圈更为广博。他晚年居洛阳履道里，与胡杲、郑据等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的友人组成“七老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后又增加禅僧如满、李元爽二人，成为“九老会”，诗酒唱和，绘《九老图》，其晚年风雅，为宋人所慕。

　　情系红颜怜薄命

　　深情不输苏东坡

　　白居易重情重义，关怀女性命运，同情其遭遇，深情不减苏东坡。

　　读过著名的长诗《琵琶行》，读者定不会忘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浔阳江头，诗人白居易夜中送客，“忽闻水上琵琶声”，被美妙的乐音所吸引，见到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歌女，由此引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情关切。

　　还有那首著名的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爱情的长诗《长恨歌》，诗人从“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美艳爱情的凄美结局，到最后发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深情咏叹，在历代读者的心中荡起阵阵涟漪。由此更可发现，倘若没有诗人白居易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则不可能有这一千古杰作。

　　对于自己的妻子，白居易也颇付真情。当我们读到他写的一首《赠内》诗时，还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情趣的人：“漠漠暗苔新雨地，微微凉露欲秋天。莫对月明思往事，损君颜色减君年。”

　　所谓“赠内”，就是写给自己夫人的。白居易37岁才娶了同僚的妹妹杨氏，算是晚婚的典型。诗的背景就是白居易与夫人闹矛盾，夫人不吵闹也不撒泼，和他冷战，于是白居易赶紧写了这首诗来哄夫人。诗写得颇有情趣，从雨天着笔，大概是想说，你不理我的时候，天都是阴的，天都在哭泣，我的心也是凉的。落脚到规劝：你莫要生气呀，生气不仅不美，还会折寿呢！短短四句，可谓句句切中女人心思。

　　白居易待自己的侍妾同样出于真心。白居易有二侍妾，一名樊素，又称柳枝；一名陈结之，又称桃叶。白居易晚年患风疾，而樊素还很年轻，白居易不忍重演死殉的悲剧，决定趁自己活着时，放其归家另嫁。他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居然将侍妾陈结之的名字刻于石上以表纪念：“闲拨船行寻旧池，幽情往事复谁知。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后人对此大为赞叹。他还给她们写诗送别或表达牵挂，如《别柳枝》抒发与樊素临别时的感情：“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白居易笔下的女子没有情色的意味，总是饱含真情、清丽雅致，令人感慨。如此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亦可谓前无古人。

　　富贵诗酒皆自得

　　世间第一有福人

　　世人多以为古代仕宦衣食无忧，亦有谓宋代官员俸禄优厚者，而苏轼平生却艳羡白居易之生计从容。

　　白居易收入有多高呢？因为白居易常于诗中记述俸禄，其收入清晰可考。做县尉时，白居易晒出的工资是“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任宾客分司时，“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任左拾遗时，“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任京兆户曹时，“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担任河南尹时，“厚俸将何用，闲居不可忘”；任太子少傅分司时，“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当时一万钱大概相当于十贯，即十两银子，如此白居易的工资就不难算出来了。

　　那么，苏东坡收入有多高呢？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判贬谪黄州，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据《文献通考》记载，元丰改制前，团练副使从八品官员的俸禄为“禄米每年62石，月俸650钱，食料每月300文”。苏东坡贬官黄州后，一家数十口一个月的开支只有4500钱，即4.5贯，他在给秦少游的回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苏东坡远贬海南后，曾写信向友人发牢骚，说朝廷还欠他三年的俸禄（共两百贯）呢。可见北宋官员俸禄优厚之说，并非尽然。

　　洪迈在《容斋五笔》里记载，“东坡云：‘公（白居易）廪有余粟，府有余帛。’殆亦不然。”苏东坡看到的是白居易为官越做越大，联想自己做官越做越偏远，焉能不羡慕？但他没有看到的是白居易达观、乐天的性格掩盖了他生活上窘迫和艰难的一面：退休后白居易“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都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白居易窘迫到盘算卖地卖房，却偏偏要说钱用不尽。可见，白居易能引起苏东坡艳羡，实在是他“装阔”装得太巧，这种“装阔”是他安贫乐道、自娱自乐的写照，如他诗中所言“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

　　即便如此，白居易一生诗酒优游、潇洒旷达，趣味一点儿不输苏东坡。如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后，白居易作诗道：“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留侯爵秩诚虚贵，疏受生涯未苦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白居易显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前半生强烈的兼济之志，与后半生坦然的独善之乐，以及由此导致他政治上渴望一展抱负、生活上又追求通达俊赏，两者在他身上并不矛盾。

　　白居易自撰的《醉吟先生传》生动地叙述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筐，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白居易这种诗酒优游的生活，完全看不出诗人内心的苦闷，以至于后人称“乐天富贵酒色可谓至矣”。

　　这种富贵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富足，也正是白居易这种乐天风范直接开启了中唐以降文人“居官亦行乐”之风。然其实，白居易的诗酒生活清雅不俗，游赏、听琴、观书、吟咏，皆为雅事，无关奢靡。即便仕途未尽其志，也不妨碍他做“世间第一有福人”，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之有趣灵魂。白居易与苏东坡，堪称跨越两百余年的文化史上的“联珠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