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看中国电影，没想到受欢迎的竟是它 | 周倩雯

伊斯坦布尔。新华社概念图

当中国电影在伊斯坦布尔拉开帷幕时，我们可以从异国观众的脸上观察到中国影像最真实的“热度”与“温差”，也可以在现场感知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真切场景。

土耳其作为全球第二的影视剧出口大国，有着实力强劲的影视制片产业，在影视出海赛道，土耳其和韩国均属个中高手，值得我们学习。而伊斯坦布尔作为横跨欧亚的国际大都市，文化艺术氛围浓厚，观众颇具欣赏品位。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商业广告中，影视剧集海报占了六七成。当中国面孔和中国故事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时，不妨借此为中国电影的“出圈”探寻一条出路。

一

去年5月，《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伊斯坦布尔的上映，多少有些“草草收场”的遗憾。由于缺乏长周期的专业发行策略，影片上映得像是一场“突然袭击”。消息大多只在华人圈层内传播，当地媒体的宣传也没跟上，片方似乎忽视了当地观众对《哪吒》第一部缺乏认知的现状，既没组织前作重映，也没提供必要的背景回顾。尤其是四川方言梗在银幕上如连珠炮发时，对“元神”“天劫”等概念一脸懵懂的土耳其观众陷入了一种“文化超载”。这让我们意识到，海内外华人观众带着振兴民族文化的热情走入影院，而国外观众并没有这样的专属“宠爱”。如果不做“补课式”的宣发和扎实的市场调研，再华丽的视觉特效也终究难以跨越文化的鸿沟。

面对全然陌生的异国院线，国产商业电影似乎并未真正做好落地准备，有时难以触及当地观众。不过，由官方媒体推动的影片往往能另辟蹊径。去年底，由中国国际电视台主办、北京电视台选送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在伊斯坦布尔上映，这部电影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通过纪实拍摄手法，呈现了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里市民生活的鲜活故事。主办方展现出极高的宣发热情：他们定向邀请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官员和各界华人代表观影，在独立大街市政府所属的公益影院放映，还走进多所大学组织展映。这种“精准营销”把治理大都市的中国经验，直接递到专业的城市管理者和高校学生面前。

事实证明，城市治理、邻里协商这种话题并非枯燥的教条，而是跨越国界的社会议题。影片大胆保留了那些“不完美”却“活人感”十足的段落：为了加装电梯，邻里之间吵得面红耳赤；年轻的接线员面对一通通群众投诉电话，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师傅耐心宽慰疏导，热心支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乱中有序的生活场景，让影院里的观众时时欢笑；影片所展现出的中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能力，又让观众佩服。影院中坐着的伊斯坦布尔市政务官员了解到大都市治理的中国方案，日后说不定可以借鉴；其他观众则对北京的城市景观和人情世态产生了浓厚的探究热情，期待实地一游。

二

去年12月18日至21日，由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与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电影展亮相，主题为“故事发生在中国”。中方给出推荐片单，但最终选片权被大方地交给了现代艺术馆专业的电影策展团队。这意味着，选片逻辑从“我想给你看什么”变成了“专业机构认为当地观众想看什么”。身处异域，不妨坦率地先承认“他者视角”的存在，再激发“他者”的主观能动性。

土耳其电影观众同样在学习如何转变“他者视角”。在观影前的交流中，一位有人文专业背景的当地观众曾告诉我，她头脑中对中国电影的记忆就停留在戛纳或柏林电影节的获奖名单里。这种有趣的错位，像极了中国艺术影迷对土耳其的认知往往寄寓在锡兰导演的《冬眠》里——那是一片被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苍凉乡间生活所占据的银幕世界。

为了打破这种“认知差”，本届电影展挑选了五部不同类型风格、不同地域特色且涵盖虚构与非虚构体裁的中国电影佳作：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描绘北京幽微情感的《白塔之光》，展现20世纪90年代艺术青年叛逆灵魂的动画《艺术学院1994》，引发女性共鸣的金鸡奖获奖影片《好东西》，讲述香港湾仔码头创始人传奇创业史的《水饺皇后》，反法西斯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这五部作品像五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文化多元的当代面貌。中国电影不仅仅拥有红高粱与黄土地，也会展现上海弄堂里脚踩平衡车轻快穿行的女性身影，讲述小人物拼出大事业的都市创业传奇。

整个电影展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现场发生在《里斯本丸沉没》的映后。影片一个精妙、高级的地方在于“叙事后撤”：主创者并没有急着表现“自己人”，而是用了近80%的篇幅，带着巨大的悲悯和敬意，去寻找那些二战中失踪英军士兵的后裔与幸存者，展现跨越半个世纪的思念与战士高贵的灵魂。直到最后，才以冷静、不着痕迹的手法带出中国沿海渔民划着小舢板营救的情节。

这种叙事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讲好中国故事”的范畴，展现了中国电影人作为“世界公民”的辽阔视野。当我们在关心全人类的亡魂与伤痛时，全世界才会真正停下脚步，愿意倾听中国人的心声。

三

不过，电影展上有些不足之处仍有待改进。例如，为了照顾当地观众，《您的声音》采用了土耳其语配音，虽然这种“贴心”降低了观看门槛，但对于纪录片而言，原本充满地道京腔的市井韵味与环境融为一体，配音则消解了一部分写实感。现场有曾旅居北京的观众对此深表遗憾，因为这种声音的真实性本身就是纪录片灵魂的一部分。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如何从“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转型为“市场驱动”的商业行为。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是土耳其本土剧集和好莱坞重映大片的商业海报，而中国电影的身影则大多出现在公益电影院、孔子学院或官办电影周中。我们目前更多是在“请客看电影”，而不是让对方“买票看电影”。如果不能在当地建立起成熟的商业发行网络，不能像《里斯本丸沉没》那样在叙事上真正实现“中国人讲世界故事”的去标签化，我们的出海尝试或许难以产生可持续的、造血式的商业反馈。

电影出海，远远不只是热闹的烟花秀，而是一场旷日持久、需时刻校准方向的深耕细作。

原标题：《在伊斯坦布尔看中国电影，没想到受欢迎的竟是它 | 周倩雯》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周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