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和大姑多年互不往来，我考上大学遭父亲逼辍学打工，大姑找上门

爸和大姑多年互不往来，我考上大学遭父亲逼辍学打工，大姑找上门

我叫陈晓，出生在皖南一个叫杨家坳的村子。这个地方穷，穷到什么程度呢？二零一六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全村才出过三个大学生，我是第四个。但就是这个大学，差点没上成。

通知书来的那天，我正在镇上的砖瓦厂搬砖。高考结束第二天我就去了砖瓦厂，一天三十块钱，从早上六点半干到晚上六点，中午歇一个钟头。我晒得像个非洲人，手上全是水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最后变成一层厚茧。我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太累了。我蹲在砖堆旁边，把那张纸展开，上面写着“陈晓同学，你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我看了三遍，确认没有看错，然后把通知书小心翼翼地折好，装进塑料袋里，塞进贴身的衣服口袋。我继续搬砖，一块一块地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妈在灶房里做饭，灶膛里的火映得她满脸通红。我爸坐在堂屋里抽旱烟，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瓶散装白酒。他看见我进来，抬了抬眼皮，没说话。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塑料袋，把通知书拿出来，放在桌上。

“爸，我考上了。”

我爸拿起通知书，看了几秒钟，然后放下了。他端起酒杯，一口干了，把杯子重重地顿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考上有什么用？”他说，“家里哪有钱供你？”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浇得我浑身冰凉。我知道家里穷，我妈常年吃药，我爸在工地上干小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弟弟还在上初中。但我想过，我可以助学贷款，可以勤工俭学，可以省吃俭用，总有办法的。我没想到的是，我爸压根儿就没打算让我去。

“你明天跟我去工地，老赵那儿缺个小工，一天六十。”我爸剥了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嘎嘣响，“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隔壁你二狗哥初中没毕业，现在在城里开挖掘机，一个月挣七八千。你读四年大学，花十几万，出来能挣多少？”

我站在堂屋中间，手里还攥着那个装通知书的塑料袋，塑料袋被我捏得沙沙响。我想说点什么，想说大学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想说我不想一辈子搬砖，想说我有梦想。但这些话到了嘴边，看着我爸那张被生活磨得没有表情的脸，又咽了回去。

我妈端着菜从灶房出来，把菜放在桌上，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爸一眼，嘴唇动了几下，没出声。她这个人，在这个家里没有说话的分量。她说的每一句话，我爸都可以当耳旁风。

那顿饭我吃得很少，扒了几口饭就放下了筷子。我爸喝了大半瓶酒，脸红得像关公，嘴里骂骂咧咧的，不知道在骂谁。我妈收拾碗筷的时候，趁我爸去院子里上厕所，飞快地塞给我一样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两百块钱。

“妈，我不要——”

“拿着。”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自己想办法，妈帮不了你多少。”

我把那两百块钱攥在手心里，攥得汗都出来了。我知道这两百块钱是怎么来的。我妈每次去镇上买药，都少买一种，偷偷攒下来的。她的高血压药本来该吃三种，她只吃两种，省下来的钱就藏在她枕头底下那个破袜子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窗台上，像一层霜。我拿出手机，翻到班级群，同学们都在晒录取通知书，晒即将去大学报到的行囊，晒新买的行李箱和床单被褥。我把手机扣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我想起我妈塞给我的那两百块钱，想起我爸那句“家里哪有钱供你”，想起通知书上那行字“安徽师范大学”。我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我害怕，但也让我觉得，我至少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砖瓦厂，也没跟我爸去工地。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去了镇上。我先去了邮局，给安徽师范大学招生办打了个电话，问了助学贷款和助学金的事情。对方说可以，让我带齐材料去报到。然后我去了镇上的信用社，问能不能办助学贷款，工作人员说需要录取通知书和家长的身份证。我把这些信息记在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然后骑着车去了县城，找到一家手机店，把我的旧手机卖了，换了两百块钱。那部手机是我省吃俭用攒了大半年才买的，用了不到一年。

回到家的时候，我爸已经回来了。他今天在工地被砖头砸了脚，大拇指指甲盖整个翻起来了，用纱布包着，纱布上渗着血。他坐在堂屋里，脸色铁青，看见我就把手里那只碗摔在了地上。

“你他妈去哪了？”他吼道，“老子在工地拼死拼活，你倒好，跑出去逍遥快活！”

我说我去镇上问大学的事了。

他猛地站起来，右脚不敢着地，单脚跳了两步，扶着桌子站稳了。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来，像一条条蚯蚓在皮肤下面蠕动。

“我跟你说过了，没钱供你上大学！你是聋了还是傻了？”

“我可以办助学贷款，不用家里出钱。”

“助学贷款？”他冷笑了一声，“助学贷款不用还？你大学毕业了，拿什么还？到时候还不是要家里帮你还？”

“我自己还，不用你们管。”

“不用我们管？你现在吃谁的住谁的？你有本事自己挣钱去，别吃老子的饭！”

这句话像一把刀，捅在心口上，捅得很深，连血都流不出来。我看着我爸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忽然觉得他很陌生。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喊了他十八年“爸”，但他此刻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儿子，像是在看一个债主，一个讨债的，一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没有哭。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他面前哭过了。上一次哭，是我妈被他打了，我挡在前面，他一巴掌扇在我脸上，我哭了，哭得很丢人。那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在他面前掉一滴眼泪。

我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把门闩插上。我坐在床上，把那部卖了手机换来的两百块钱和妈妈给的两百块钱放在一起，四百块。离报到还有一个多月，我还要想办法凑路费，凑生活费，凑那些助学贷款解决不了的钱。

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能走出杨家坳的机会。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白天在砖瓦厂搬砖，晚上去镇上的一家饭店洗碗。砖瓦厂的活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六点，饭店的活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赶路。我每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在乡间土路上飞驰，累得像条狗，但我咬牙撑着。砖瓦厂的工头老周看我可怜，让我中午多歇半个钟头，我不歇，我说我多搬一车砖就多挣五块钱。老周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饭店的老板娘姓王，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说话大嗓门，笑起来整条街都能听见。她知道我考上大学了，家里不让上，每天晚上收工的时候都会多给我一份饭菜，让我带回去当第二天的午饭。我不好意思要，她说“你不吃明天哪有力气搬砖”。我端着那份饭菜，闻着香味，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忍住了，没有让它掉下来。

一个多月下来，我瘦了十几斤，但攒下了一千二百块钱。加上妈妈给的四百，一共一千六。够买一张去芜湖的火车票，够交第一个学期的书费，够我活上一阵子了。我知道这点钱远远不够，但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

报到的前一天，我把东西收拾好了。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条毛巾，一支牙刷，还有妈妈塞给我的那床旧棉被。棉被是妈妈出嫁的时候姥姥给她的，用了二十多年，棉花都硬了，但拆洗得干干净净的，有肥皂的香味。

我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蛇皮袋里，把录取通知书贴身放好，把那一千六百块钱分成三份，一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一份藏在鞋底，一份塞在棉被里。这是我妈教我的，说钱不能放在一个地方，万一丢了就全完了。

那天晚上，我爸不知道从哪里喝了酒回来，醉醺醺的，一脚踹开了我的房门。他站在门口，身子晃来晃去，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

“你明天敢走，你就别回来了。”他说，舌头都大了，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你走了就别认我这个爹。”

我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那条塞进蛇皮袋的毛巾。我看着他那张被酒精烧得通红的脸，看着他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他那条被砖头砸过的还包着纱布的脚。我在想，这个人，真的是我的父亲吗？

“爸，”我说，“我不走，我这辈子就只能跟你一样，在工地上搬一辈子砖。我走了，我还有机会。”

“机会？”他冷笑了一声，笑声刺耳得像铁锹刮过水泥地，“你他妈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读了大学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做梦吧你！大学毕业生多了去了，找不到工作的一大把！你到时候欠一屁股债，连个媳妇都娶不上，你拿什么还？”

我说：“那是我的事。”

他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顶在墙上。他的力气很大，大到我挣脱不开。他身上的酒气熏得我睁不开眼，他的脸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见他眼睛里自己的倒影。那个倒影很小，很模糊，像一个不存在的人。

“你要是敢走，”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低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就别想从家里拿走一分钱。”

我说：“我没打算从家里拿一分钱。”

他松开了手，退了两步，扶着门框站住了。他看了我几秒钟，然后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了。他的背影在昏暗的走廊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黑暗中。

妈妈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水，大概是想端给我爸喝的。她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嘴唇在抖。她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她大概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儿子，她夹在中间，两头都疼。

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那碗水，喝了一口，是凉的。

“妈，我走了以后，你照顾好自己。”我说，“药别忘了吃。”

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拇指在我颧骨上慢慢划过，像在抚摸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你爸他……他不是不疼你，”她哽咽着说，“他就是……就是怕。”

“怕什么？”

“怕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那碗水喝完，把碗还给她。

“我会回来的。”我说。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没有开灯，摸黑把蛇皮袋拎起来，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走廊里很暗，灶房的灯亮着，橘黄色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我走过去，推开门，妈妈坐在灶台前，灶膛里的火映得她满脸通红。她在给我煮饺子，是我最喜欢吃的韭菜鸡蛋馅的。

“吃了再走。”她说。

我坐下来，吃了一碗饺子，又吃了一碗。饺子很烫，烫得我舌尖发麻，但我没有停下来。我知道，这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吃到的最后一顿妈妈做的饭了。

吃完饺子，我站起来，背上蛇皮袋，走到门口。妈妈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那双给我夹饺子的筷子。她没有说“别走了”，也没有说“早点回来”，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像一棵种在门口的老树，根扎在土里，拔不出来。

我走出院子，走到村口，回头看了一眼。妈妈还站在门口，灶房的灯从她身后透出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脚下。

我转过身，走了。没有回头。

到了镇上，我坐上了去县城的中巴车。车上很挤，人贴着人，我被挤在最后面，蛇皮袋放在脚边，被人踩了好几脚。车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杨家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山的那一边。

我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我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反正没有人认识我，反正没有人会看见。哭完了，我用袖子擦了擦脸，把蛇皮袋拎起来，换了个姿势，继续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风景。

到了县城，我又转乘去芜湖的大巴。大巴比中巴宽敞一些，但味道更难闻，汽油味混着烟味，熏得人头晕。我靠窗坐着，把蛇皮袋抱在怀里，闭上眼睛。昨天晚上几乎没睡，现在困得不行，但我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一群蜜蜂在嗡嗡叫。我想起我爸那张被酒烧红的脸，想起他那句“你走了就别回来了”，想起妈妈站在门口的样子，想起灶房里那碗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想起那一千六百块钱，想起安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不管是什么，我都得扛着。

大巴开了一个多小时，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让大家上厕所。我下了车，站在服务区的院子里，点了一根烟。烟是砖瓦厂的老周给的，我不常抽，但今天想抽。烟雾在早晨的阳光里散得很快，还没来得及好好吸一口就散了。

我拿出手机，想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服务区了。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了，没电了。昨天忘了充电。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掐灭了烟，上了车。

大巴继续往前开。窗外的风景从山变成了田，从田变成了房子，从房子变成了楼房。楼房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越来越高。我知道，快到芜湖了。

我把蛇皮袋抱得更紧了一些，像抱着一个孩子。

车终于到了芜湖长途汽车站。我背着蛇皮袋下了车，站在车站广场上，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阳光很烈，晒得我睁不开眼。我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走到公交站牌前，找到去安徽师范大学的公交车，问了旁边一个大爷坐几路车。大爷看了我一眼，说“你也去安师大？新生吧？”我说是。他说“坐十路，到安师大新校区下”。我说谢谢，大爷说“不客气，好好读书”。

我上了十路车，投了两块钱硬币。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来，把蛇皮袋放在脚边。车窗外的城市风景在眼前掠过，商场、饭店、写字楼、住宅小区，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新鲜，那么让人害怕，又那么让人期待。

车到了安师大新校区，我下了车，站在校门口，看着那块写着“安徽师范大学”的牌子，看了很久。门卫大爷看我站在门口不走，出来问我找谁，我说我是新生，来报到的。大爷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蛇皮袋，说“进去吧，右手边那栋楼就是报到处”。

我走进校门，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路两边种着高大的梧桐树，树叶密密匝匝的，把阳光筛成一片一片的碎金。风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我背着蛇皮袋，走在这条陌生的路上，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带着另一个世界的味道。

报到处在一栋教学楼的二楼，我爬上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穿白衬衫的男老师站在门口，正在跟一个家长说话。他看见我，愣了一下，大概是我这身行头太扎眼了。蛇皮袋，旧棉被，洗得发白的T恤，晒得黝黑的皮肤，怎么看都不像个大学生，倒像个来学校干活的民工。

“你好，我来报到。”我把录取通知书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笑了，说：“陈晓，安师大欢迎你。”

然后他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很暖，很干爽，握得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我握着那只手，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眶热了。但我忍住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我对自己说，不能哭，这是你选的路，再难也要走下去。

那个老师帮我办了入学手续，又带我去领了宿舍的钥匙。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我背着蛇皮袋爬上去，气喘吁吁。宿舍是六人间，已经来了三个人，各自在铺床。他们看见我进来，都停下来看着我，大概也被我这一身行头震住了。

我笑了笑，说：“你们好，我叫陈晓，安徽人。”

他们回过神来，一个接一个地自我介绍。一个叫刘洋，一个叫张浩，一个叫王磊。他们都很客气，主动帮我铺床，问我缺什么，说可以去学校超市买。我说不用，我不缺什么。

其实我什么都缺。缺被子，缺枕头，缺脸盆，缺衣架，缺所有大学生该有的东西。但我不能说。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是个穷光蛋，不能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虽然我知道，我跟他们就是不一样。他们的行李箱是新的，他们的运动鞋是名牌的，他们的手机是最新款。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蛇皮袋，一床旧棉被，和一千六百块钱。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新宿舍的床板很硬，枕头很低，被子很薄，但这些都不是原因。我睡不着，是因为我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学费可以贷款，但生活费呢？吃饭要钱，买书要钱，日常开销要钱。一千六百块钱，撑不了多久。

我拿出手机，充了电，开机。好几条未读消息，都是班级群的，同学们在讨论报到的事，在发宿舍的照片，在约着一起吃饭。我一条都没回。我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妈，我到了，一切都好。”

妈妈回得很快：“好。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了。其实我没吃。从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碗饺子。

她又发了一条：“钱够不够？”

我回：“够。”

然后她发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听，声音很小，像是在怕被人听见。她说：“你爸今天问我你去哪了。我没说话。他也没再问。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往桌上多摆了一双筷子。”

我听完这条语音，把手机扣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那双多出来的筷子，是给我的吗？他不知道我走了吗？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只是说不出口，像这世上很多父亲一样，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但不知道怎么表达。他们的爱藏在拳头里，藏在吼声里，藏在“你走了就别回来”的气话里，藏在饭桌上那双多出来的筷子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我坐起来，看了看四周，刘洋还在睡，张浩在刷牙，王磊在看书。我揉了揉眼睛，下了床，走到阳台上。

校园在晨光中慢慢苏醒，远处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食堂的烟囱冒着烟，林荫道上三三两两的学生背着书包往教学楼走。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大，大到可以装下所有的梦想。我的梦想很小，小到只是想把大学读完，找个工作，挣钱还债，让我妈过上好日子。

但就是这个小小的梦想，也需要我一步一步去走，一步一步去实现。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了宿舍，拿起脸盆和毛巾，去水房洗脸。水房里的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冰凉的水浇在脸上，激得我打了个哆嗦。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被晒得黝黑的脸，那双因为熬夜而布满血丝的眼睛，那个因为营养不良而瘦削的身板，对着自己笑了笑。

“陈晓，”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你可以的。”

水龙头的水还在流，哗哗的，像一个人在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