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四驾马车”惯例，越南强人能否改变国家命运？

本文作者：中书右丞（媒体人、公号“中书省”主理人）

4月6日起，越南第十六届国会将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选举产生越南新一届四套班子等领导人、因而备受各界关注。

在两个多月前的越共十四大上，此次国会选举的结果已经浮出水面。现任国家元首梁强和总理范明政都没有进入新一届越共中央委员会，军方代表国防部长潘文江在政治局排名靠后，预示着苏林将打破越南长期以来“四驾马车”权力格局，实现党政军最高领导职位“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在过去的两年中，这位出身公安系统，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胜出的领导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改造越南，提升越南的国际竞争力。

他想改变越南，但他能成功吗？

苏林

苏林式改革的“破”与“立”

相比较阮富仲时期如火如荼的自我革命和净化，苏林对越南改造更倾向于体制革命和行政重塑。

最典型的就是对越南行政版图的“大手术”。在2025年启动的机构改革中，苏林推行了8个月快速实施计划，将全国63个省级行政单位通过合并缩减至34个。

在调整行政区划的同时，苏林也借机对越南权力结构进行重新洗牌。

伴随着省份合并，中央部委被大规模裁撤重组，超过10万名公职人员面临编制调整，一批出身公安部和苏林老家兴安省等派系特征明显的干部也借此走向前台，占据中央和地方省份权力中心位置。苏林认为，臃肿的机构是发展的寄生虫，必须通过机构“瘦身”来实现政令的“健身”。

苏林继承了“熔炉运动”反腐遗产，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反浪费”口号。

他将决策迟缓、项目停滞、官僚主义定义为“比贪腐更严重的罪恶”，强调选拔“敢想、敢做、敢负责”的干部，打破了以往部分官员因畏惧反腐而产生的“不作为”僵局。

他还有意识地平衡反腐与经济的关系，强调在查处案件时要保护合法的财产权，避免对市场信心造成二次伤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越南对贪腐高官的处理经常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倒也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苏林上台后，迅速拍板推动酝酿多年、总投资超过670亿美元的南北高铁项目。

越南政府要求确保项目在2025年开始可行性研究，力争2035年基本完工。这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越南凝聚民族自豪感、打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政治图腾。苏林还提出“数字化转型”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主张利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大数据改造传统产业，实现“越南制造”的转型升级。

在外交方面，苏林也动作频频。

越南继续奉行平衡的“竹子外交”政策，但在主动性和务实性上更进一步。一方面，与北方大国进一步密切联系，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又积极向美国靠拢，特别今年2月赴美为特朗普的“和平委员会”站台捧场，在中美间寻求平衡的两面性非常明显。

苏林与美国官员握手

为什么要发动“体制革命”？

越南正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

在过去十多年，越南“摸着北方大国过河”，国力得以快速发展。目前，越南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5000美元，与印尼等周边地区大国接近。

历史证明，如果不能在此时实现产业升级，极易陷入东南亚邻国曾经历过的长期停滞。苏林很清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红利时代已经过去，越南必须在半导体、数字化、绿色能源上实现“弯道超车”。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极化，越南的“竹子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苏林认为，只有内部体制足够高效、在科技核心产业上具备不可替代性，越南才能在美、中、俄的夹缝中保持真正的独立自主。苏林要构建的，正是通过多方运筹，抵御大国博弈冲击的防波堤。

寻找合法性的新来源。

在“后阮富仲时代”，单纯的反腐已难以维持长期的民意支持。苏林需要通过显著的经济增长、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来证明其权力的正当性。

他提出的“新纪元”理论，本质上是想将越共的合法性根基从“革命传统”转移到“现代化奇迹”上。为此，越共十四大提出“2026-2030年要实现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战略措施，也更为引人瞩目。

改革能否一帆风顺？

随着权力的集中，苏林对越南的掌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他的“新纪元”之路注定面临重重挑战。

首先，合并省份、裁撤公职人员，触动的是整个官僚阶层的核心利益。

数十万受波及的公职人员及其背后的裙带关系，构成了庞大的隐性抵抗网络。苏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官僚体系感到生存威胁时，他们可能通过更有技巧的“软抵制”让国家机器陷入瘫痪。

其次，打破中央原油权力机构面临极大风险。

在过去几年，苏林先是用“五驾马车”，打破了维持多年的“四驾马车”架构，又通过“三位一体”实现“党政合一”，企图效仿先进模式，通过权力的集中来扫平行政障碍，解决越南长期存在的“多头领导、议而不决”问题。

然而，越南政治的韧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四驾马车”的集体领导与制衡机制。

苏林强行打破这一平衡，虽然短期内提高了效率，但在政治上的风险也更为突出。

同时，军队长期在越南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四驾马车”中也有一席之地。越共十四大后，越南军队、地方和公安派系的权力格局将进行重新划分，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影响也值得关注。

第三，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这两年的国际经贸环境都极不稳定。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贸易壁垒，以及针对越南转口贸易的打击，可能直接重创越南的出口支柱。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中东大战已经直接影响越南能源供给。越南的原油进口高度单一化，80%上来自中东，科威特是最大单一供应国。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越南受到直接冲击，不仅面临国际油价飙升至120美元/桶的经济压力，更面临物理断供的威胁。一旦中东航道受阻，越南的炼油厂将因“断粮”而停产，这比单纯的高油价更致命。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后，越南政府迅速发布法令，取消燃油及部分石化原料关税。这虽能暂时平抑物价，却大幅削减了财政收入。越南未来5年实现GDP两位数增长的雄心壮志，从一开始就注定困难重重。

的确，苏林无疑开启了越南政治的新纪元。

他试图用出身公安系统的纪律性和集中统一，重塑老旧的党政机器，推进南北融合，彻底改变越南政治的逻辑。

他的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成为带领越南实现第二次“革新开放”的伟人，要么成为因过度用力而引发系统性疲劳的悲情改革者。

苏林有机会成功，但远非一路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