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婷 | 先秦儒家忠孝观念的异同及实践智慧

摘要：先秦儒家的忠孝观念既有区分又相统一。二者的区别在于，孝突出子女的爱敬道德情感与终身伦理义务；忠强调臣的政治责任与尊严，以及君臣共治理念，要求臣革除一己之私，并表明臣依道义而去就的自由。同时，忠、孝都突出伦理责任和道德教化,彰显人际意识与价值理性。面对忠孝冲突，舍忠取孝不是重孝轻忠，而是既不违背忠又优先尽孝；舍孝取忠不是重忠轻孝，而是蕴含忠孝两全的价值诉求。孝与忠的辩证关系，对个体心身安顿与社会和谐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 孝忠异同 忠孝冲突 忠孝两全

在历史与现实中，一些人将儒家的孝简单理解为孝亲或家庭伦理义务，且不理解忠君的伦理实质，便认为儒家倡导忠孝一体、家国同构。也有人认为，儒家面对忠孝冲突有舍忠取孝或舍孝取忠的不同主张，分别表达出重孝轻忠或重忠轻孝的不同价值取向。[1]事实上，自先秦以来，儒家便对忠孝观念有辩证认识。在世衰道微和父子、君臣相残的社会背景下，先秦儒家倡导的孝亲与忠君既有严格区分，又有共通之处。同时，先秦儒家典籍中有关忠孝冲突的典故，看似有舍忠取孝或舍孝取忠的不同倾向，实则蕴含先秦儒家处理忠孝关系的价值观念与实践智慧。职是之故，辨析先秦儒家忠孝观念的异同与实践运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忠孝观念的精神实质与实践智慧。

一、孝与忠的区别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孝是“事父母”的道德规范，是儒家家庭观念的具体落实；忠可以作为“事君”的道德要求[2]，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具体体现。孝亲与忠君存在很大差异。

首先，孝亲与忠君的伦理定位不同。孔子以“无违”论孝，强调“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事父母包括父母生前以礼侍奉，父母去世依礼葬送、依礼定期祭祀。无论父母生前、死后，子女的个体际遇如何，都不能改变子女以礼孝事父母的要求。因此，事父母无违礼，突出亲子人伦关系是不可改易的常道，孝亲是人子应该终身践行的无条件的、必然的伦理义务。

相比之下，先秦儒家将忠君视为政治职责。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不处在某个职位，便不干预与该职位相关的事务。不同职位的臣子各有政治职责，不可越位。因此，所谓忠君，突出忠于职守，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孔子又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忠君的重要前提是国家政治清明、君主行德政。如若国家混乱、君主腐败，士人可自行离去。孟子说：“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认为人们不应该为残暴昏庸的君主谋事与谏言。故而，先秦儒家认为，忠君是一种基于不同职位而各尽其职的政治职责，人臣拥有依据政治清明与否而决定去留的自由。

其次，孝以恩亲为伦理原则，忠以义为伦理原则。孟子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公孙丑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礼记》也说：“门内之治恩揜（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礼记·丧服四制》）家庭内部关系以恩或亲为伦理原则，家庭之外的政治伦理关系以敬或义为伦理原则。基于此，先秦儒家对“父子有亲”与“君臣有义”有不同阐述。

孝主要表现为爱敬父母的情感意识与行为实践。荀子指明，“敬爱而致文”（《荀子·君道》）是人子之道。关于爱父母的行为，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他指出，子女应该时常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与生活状况，就近奉养与陪伴父母。

子女为何亲爱父母？在“三年之丧”典故中，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他认为，子女对父母的亲爱情感，是子女用心体会亲子间亲密氛围与父母长期慈爱、关照而生出的爱戴与感恩之情。孟子也说：“人少，则慕父母……大孝终身慕父母。”（《孟子·万章上》）王文娟指出，“慕”或思慕是真挚、浓烈与恒久依恋、依赖的道德情感，源于血缘天性以及父母慈爱、抚育与情感交流的长期积淀。[3]

孟子认为，人们之所以亲爱父母，源于他们在婴幼儿及少年时期成长过程中，感悟父母的慈爱、关怀与言传身教，由此生成的深深依恋与无条件信赖父母的道德情感。这种依恋与信赖情感可以伴随人的一生。因此，孝以恩、亲为原则，彰显血亲关系不可改易、亲子良性互动及其特殊而深挚的爱亲情感，并表达出爱亲情感中爱戴、感激、依恋与信赖的复杂内容。爱亲构成人们生命活动的重要情感羁绊与精神寄托。

先秦儒家又认为，孝亲应当敬亲，敬亲与爱亲不可分割。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他强调，敬事父母是孝的重要内容。关于敬亲，《礼记》有细致记载：

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其立之也敬以诎，其进之也敬以愉，其荐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将受命。……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失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礼记·祭义》）

敬事父母的极致是子女专心致志，唯恐有失（“洞洞”“属属”），突出了敬亲的谨畏、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体现出鲜明的道德自律意识。同时，《礼记》区分了敬亲与一般意义上的敬。一般情况下，人们为人处事谨小慎微，却显得庄严、恭敬而疏离（“严恭严恪”）。然而，敬亲不仅严肃、专一，还因深爱父母而流露出温和（“和气”）、愉悦（“愉色”）和恭顺（“婉容”）的精神状态。故而，敬亲既注重小心谨畏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自律，又饱含爱亲情感及和顺、愉悦的情感表达。因此，敬亲是人们因深爱与敬重亲人而产生的道德自律与责任意识，体现出爱敬互涵的特点。如此，敬亲既保留了温情与关爱，又让子女保持适度的谦敬与规范意识和亲子距离。这能有效克服亲昵无度带来的过分溺爱与恃宠而骄的偏失，促进亲情的合理表达与亲子关系的良性展矣。”（《论语·里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臣子谏言献策应该受到君主的尊重和采纳，其谏言若不可行，臣子就应该离去，不能自取其辱，突出臣子的劝谏、引导之责和政治尊严。同样，孟子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孟子·告子下》）忠臣恭敬君主，不是对君主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也不是为了满足君主图富强或其他的私欲；相反，忠臣要直陈君主的过失，引导君主行仁义，让民众富裕。荀子也有类似看法。[4]可见，先秦儒家倡导的忠君并非效忠君主个人，而是突出臣子的公共政治职责，彰显臣子督导君主政治行为的责任，以及臣子辅佐君主、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地位与政治尊严。

先秦儒家认为，忠君是有条件的。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若不赞同臣子的政治主张，并且不礼敬臣子，臣子就无需为君主谋划与尽忠。换言之，君主能否重视臣子的治国理念，是臣子是否尽忠的前提条件。孟子指明：“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

如果君主重视与信赖臣子，臣子便推心置腹，忠于君主；如果君主不重视甚至鄙视臣子，臣子便疏远甚至仇视君主；如果君主昏庸，无缘无故杀害士人和民众，臣子与士人便无需忠君。臣子是否忠君，要根据君主能否礼敬臣子并采纳臣子的谏言而定。[5]荀子也说：“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君道》）因此，君主充分尊敬与重用臣子并善待臣民，不自私自利，是臣子忠君的必要前提。

可见，先秦儒家孝亲与忠君的差异在于，孝凸显亲子关系及其伦理义务不可改易，忠君强调臣子的政治职责，并表明臣子有依道义而去就的自由。同时，孝以恩、亲为原则，体现为爱、敬父母的深挚情感与家庭伦理责任；忠以义为原则，强调臣子的政治职责与政治尊严，并以君主礼敬臣子、善待臣民为前提。因此，孝是亲子情感的真实表达，有益于个体的生命安顿与精神寄托以及家庭和睦。忠君不能掺杂私人情感、贪欲和私利，亦不受君、臣的政治权力与政治地位影响，强调秉公办事和君臣共治理念。

二、孝与忠的统一

在先秦儒家看来，孝亲与忠君在伦理责任、道德教化和人际意识方面有共通之处，能够促进个体意识与行为的道德性，并维系社会伦理秩序与人际和谐。

首先，先秦儒家的孝与忠都体现出主体的道德自觉，凸显伦理责任意识。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个人孝事父母要尽心竭力，忠君尽职要委致其身。这说明，无论是孝亲还是忠君，个体都要全身心地自觉投入，对父母与君主忠诚、负责。并且，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

人们之所以能尽力做到孝与忠，关键在于人们对父母和自身政治职责有敬的意识。《礼记》载：“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礼记·丧服四制》）事君参照事父的地方在于，二者都有敬的意识。上文已指明，敬亲突出专一和谨畏的情感心理与行事态度，并包含亲爱情感。忠君之敬同样如此，只是不包含亲爱情感。所以，二者都强调行为主体的恭敬道德情感、忠诚与谨慎的行事态度和高度的伦理责任意识。

与此同时，先秦儒家强调，尽孝与尽忠需要个体自觉克服私利、感性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孟子批评世俗生活中的不孝行为，如“惰其四支”“博奕好饮酒”“好货财，私妻子”“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这说明，孝亲应该克服自身的肢体惰怠、私利私欲与意气用事，尽心侍奉父母，一言一行都要对父母负责。对于尽忠，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滕文公下》）

他们认为，士、君子忠君尽职应该不受贫富影响，不是为了追求食禄多少，而是要秉持道义、忠于职事。因此，孝亲与忠君都要求人们发挥道德自觉，克制自身的情感任意、惰怠意识与私利私欲，谦虚、谨慎地行事，主动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如此，人们才能克服个体感性情感的不恰当表达与私利之心，培养责任意识，进而改变亲子与君臣相疏离甚至相残害的乱象。

第二，孝亲与忠君都注重为善去恶的道德教化。荀子明确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他强调，要以道和义来事君与事父，而不是谄媚与屈从君主，也不是一味顺从父亲。孟子也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臣子忠君，要以引导君主向道与行仁义作为自身的职责。先秦儒家注重以道、义来引导君、父，使得孝与忠超出了事父母与事君的特殊伦理规范层面，被赋予了一般的善恶道德规定的内容。

只不过，孝亲与忠君的劝善方式不同。孝亲强调几谏。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礼记》亦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礼记·内则》）先秦儒家指明，子女要对父母展开道德劝谏。但是，人们不能因为父母有过错便不孝顺父母，更不能因此而出言顶撞或斥责父母。相反，子女要注意劝谏的方法，秉持爱敬父母之心，和颜悦色、点到为止地委婉劝告父母，用自己的诚意与孝心感化父母，并反复加以劝告，对父母进行道德感化与价值引导。

相比之下，忠君不但要教化君主，而且要勇于直谏。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忠君是指恭敬君主，不是卑躬屈膝、谄媚君主，而是勇于直接指责与质疑君主的过失，并向君主陈述善政，以堵塞君主的邪心妄念，帮助君主树立正确的政治理念，提升治国能力。荀子也说：“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荀子·臣道》）臣子要用德行事迹来教化君主，并以道德来匡正君主的过失；若不可行，再据理力争、直接谏言。因此，谏亲以爱敬之心为原则，注重柔性与委婉的劝谏。忠君则以道义为主导，强调臣子教化君主行善政与向善，勇于质疑与责难君主的过错。

第三，先秦儒家的孝与忠都有鲜明的人际意识，彰显价值理性。由上文可知，先秦儒家的孝亲以爱敬父母为伦理内核。这说明，孝亲突显出子女爱敬父母的人际意识。并且，先秦儒家强调，人们爱敬父母的人际意识主要表现为无条件地亲爱、敬重与信赖父母的伦理意识与价值信仰，这要求子女排除私利、私欲等因素。因此，先秦儒家的孝亲注重父母的生存价值与尊严，要求子女孝亲不计得失、不以名利为目的，彰显出价值理性的维度。

同时，先秦儒家要求臣子秉持对道义的信仰而为官从政。否则，他们宁愿生活清贫，也不为不守道义的暴君尽忠。[6]先秦儒家还要求臣子不计较职位高低、俸禄多少与仕途逆顺，尽忠职守。故而，忠君以臣子对道义的纯粹信仰为旨归，不以实现君主或臣子自身的名利、贪欲为目的。所以，忠君突出道义本身的崇高价值与臣子的政治尊严和独立人格，体现出鲜明的价值理性思维。

从价值理性出发，孝亲与忠君都十分注重亲与子、君与臣之间的理性沟通和良性互动。孝亲要求子女关怀、尊重、亲爱父母，并以谦逊、恭顺的方式与父母相处与交流，柔和、耐心地反复劝谏父母。因此，先秦儒家倡导的孝，要求子女基于亲子共处的生存事实与爱敬父母的亲情，运用道德理性与德性品质，与父母展开真诚沟通、亲密交往与情感互动，从而促使亲子双方在价值观与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达成共识。故而，孝亲虽然未必能展现亲子间完全平等的沟通，却蕴含理性沟通精神。忠君强调君臣同道，更加体现出理性而平等的沟通精神。

孟子认为贤王与贤士应该乐道而忘势（参见《孟子·尽心上》）。他指出，君臣的政治地位与权势虽然不同，却应该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相互信任与平等交流，理性协商社会政治事务，并在国家治理的具体问题上达成政治共识。所以，忠君以君臣相互信任与彼此尊重的人际意识与价值理性为基础，强调君臣之间的平等参与和理性协调，在此基础上形成政治共识。

可见，先秦儒家的孝亲与忠君都彰显出理性沟通精神与良性互动意识。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有子所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孝与忠包含的价值理性与理性沟通精神，有利于保持人与人之间起码的尊重与信赖，并促进平等、理性的沟通与价值共识的达成，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与人际和谐。

综上，先秦儒家的孝亲与忠君观念虽是分属不同领域的道德要求，但二者都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意识，以及对个体私利、私欲与感性情感的节制，皆注重道德教化，并突显人际意识、价值理性与理性沟通精神。这些共同的道德特质使得孝亲与忠君不再局限于事亲与事君的具体伦理规范，能够在道德价值诉求、内在道德意识与外在道德实践层面相通。同时，孝亲与忠君之统一，又源于先秦儒家对主体德性、仁义道德与道德人格的推崇与信仰。

三、忠孝冲突下的伦理实践智慧

先秦儒家孝亲与忠君既有区分又相统一，共同维系着家庭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与良性运转。不仅如此，先秦儒家意识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种种忠孝伦理冲突，并列举了舍忠取孝与舍孝尽忠的两类不同典故。然而，舍忠取孝是不是重孝轻忠？舍孝尽忠就等于重忠轻孝吗？对此，结合孝亲与忠君的辩证关系展开分析，方能恰当把握先秦儒家处理忠孝冲突的实践智慧。

舍忠取孝以舜“窃负而逃”典故为代表。关于圣王舜应该如何面对父亲杀人的情境，孟子说：“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他指出，舜并未利用自身的权势禁止行政执法，而是选择放弃自身政治职责，偷偷背着父亲逃跑。也就是说，在父亲杀人的特殊情境下，舜为了救父亲，选择尽孝，放弃尽忠。由上文可知，先秦儒家认为，尽孝是个体终身、必然的伦理义务，尽忠则是个体可去或就的政治义务。同时，郭店简《六德》指明：“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也记载了曾子不就职的理由是“吾父母老”“不忍远亲而为人役”。

因此，先秦儒家认为，人们可以为了孝亲的缘故，拒绝接受或辞去官职，放弃自己的政治义务及职责。在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尽忠，尽孝具有行为实践的优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舜放弃职务，不继续尽忠，就违背了忠的原则或不忠。因为他没有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也未蔑视法律权威。他没有做任何逾越或违反自身政治职责的事。故而，舜优先选择尽孝，却没有违背忠的原则或不忠，也不意味着先秦儒家重孝轻忠。

舍孝尽忠有春秋战国时期申鸣的故事。申鸣以孝闻名，是楚国的左司马。白公叛乱，申鸣带兵围剿。白公派人劫持了申鸣的父亲，并威胁他归顺，否则就杀死他父亲。情急之下，申鸣杀死白公，其父亲也被杀害。楚王奖赏申鸣。申鸣说，国君危难时逃避，算不上忠臣。忠君而害死父亲，又非孝子。尽孝与尽忠两不全。于是，他自刎而死（参见《韩诗外传》第二十四章）。表面上，申鸣选择了尽忠，舍弃了尽孝。但孟子认为，“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是世俗说的五种不孝行为之一。由此可推知，让父母陷于危难之中，本身就是不孝。

申鸣的父亲被人劫持，便迫使申鸣陷入不孝的境地。同时，形势所迫，他选择忠于职守而杀死了叛乱者，又因忠君之故而导致父亲被杀害，又是不孝。其中，不能尽孝是受人胁迫，并非他本人的意愿，也不意味着他轻视孝；尽忠体现了他的意愿和主动行为选择，可以说明他重视忠。故而，在他心中尽孝与尽忠都很重要。因此，在受人挟持、迫于形势的特殊情况下，他虽然采取了舍弃孝、选择忠的行为，但这并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他最终选择自杀，也是因为他的舍孝尽忠的行为违背了他孝忠两全的价值理念。所以，申鸣舍孝尽忠的行为是无奈之举，不意味着他重忠轻孝。

所以，上述舍忠取孝与舍孝取忠的故事共同表达出忠孝两全的理想价值诉求。然而，先秦儒家典籍中却鲜有忠孝两全的典故。但同时，先秦儒家记载了亲亲与尽忠两全的典故。在《孟子·万章上》所载“封象有庳”故事中，孟子指出，面对图谋害舜的弟弟象，舜既依照分封制度，封象而使他富贵，并常常接见他，以示亲爱兄弟；又不让象有实权与作为，另派官吏治理封地，防止他危害百姓，展现出舜的政治责任意识。

又，《公羊传》记载，察觉兄长叔牙欲弑君，季友既悄悄鸩杀兄长，以尽忠；又不以谋逆罪公开诛杀叔牙，宣称他病死，不累及兄长声誉及其子孙爵位，保全亲亲之道（参见《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面对兄长庆父弑杀闵公的罪行，季友一方面追捕庆父以尽忠，迫使庆父走投无路而自杀；另一方面，在追捕过程中，他放慢速度，让庆父逃逸他国，展现亲亲之道（参见《春秋公羊传》之闵公二年、僖公元年）。

面对兄弟图谋弑君而带来的亲亲与忠义伦理困境，这两则典故不是简单采取二选一的办法，而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既遵照并执行各项政治制度、政治职责与法律原则，以显君臣忠义，不以亲亲而妨害尽忠；又不主动伸张兄弟的罪行，在不违背政治纲纪与政治职责的情况下顾念亲亲之道，不因忠于职守而废弃亲亲。所以，面对亲亲与尽忠的伦理冲突，先秦儒家希望人们以亲亲与尽忠不相妨害为伦理实践原则，发挥自身的伦理实践智慧，既灵活又不失原则地行事，以实现亲亲与尽忠两全。

由此可见，舍忠尽孝不是不忠，而是人们精力或能力有限，在不背弃忠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尽孝，放弃职务。同时，舍孝尽忠往往是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因此，舍忠尽孝不是重孝轻忠，舍孝尽忠也不等于重忠轻孝。此外，先秦儒家认为，面对亲亲与尽忠的冲突，理想的做法是在不违背各项伦理原则与政治纲纪的前提下，行为主体运用自身的伦理实践智慧灵活行事，以实现亲亲与尽忠两全。所以，上述舍忠取孝、舍孝尽忠和亲亲与尽忠两全的故事，共同表达出忠孝两全的理想价值诉求。

先秦儒家的忠孝观念既差异鲜明又相统一。二者的区别在于，孝亲注重爱敬父母的深挚情感，凸显家庭成员之间亲密、依恋与信赖的温情和终身伦理义务。相比之下，忠君以道义为前提，强调臣子的政治职责与尊严，需要排除私情、私利和私欲，展现出君臣共治的政治伦理诉求。并且，忠君既是政治职责，又是可去就的政治职务。

二者共通点在于，首先，它们都要求人们自觉克制私利、私欲与主观情感任意，主动承担伦理责任。其次，二者都注重以仁义道德教化父母与君主，促使其向善。再次，二者都体现出鲜明的人际意识，凸显价值理性与沟通精神。基于此，先秦儒家忠孝冲突典故中，舍忠取孝不等于重孝轻忠，而是说在不违背基本政治原则与法律规范的前提下，个体有优先选择尽孝和不接受政治职务的自由。同时，舍孝取忠也不是重忠轻孝，而是表达出忠孝两全的理想诉求。此外，亲亲与尽忠两全的故事启示人们，可以在不违背政治、伦理原则及规范的前提下，运用伦理智慧灵活行事，做到亲亲与尽忠两不相害。

先秦儒家对忠孝关系与忠孝冲突的辩证认识说明，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既泾渭分明、各行其道，又蕴含共同的主体德性与仁义伦理精神，具有共通性。先秦儒家忠孝观与秦汉以来基于君权与父权统治的忠孝观有本质区别，对个体心身安顿、道德修养与人际交往以及家庭和谐、国家治理和社会良序运转有重要借鉴作用。

注释

[1]欧阳辉纯：《论儒家忠孝的统一与冲突》，《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5期。

[2]先秦儒家还论述了作为个体德性品质的忠德。比如，“主忠信”（《论语·学而》）“与人忠”（《论语·子路》）“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上》）“仁义忠信”（《孟子·告子上》）等，但本文不准备探讨一般意义上的忠德。

[3]王文娟：《孝道实践的情理张力及其克服》，《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3期。

[4]荀子说：“从道不从君。”“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争然后善，戾然后功，出死无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谓通忠之顺。”（《荀子·臣道》）他强调，臣子忠君不是阿谀、谄媚君主，或满足君主与自己的私利私欲，而是要让君主修德与向善，匡正君主的过失，致力于政治公共事务。

[5]孟子说：“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告子下》）并且，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孟子·尽心上》）

[6]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作者：彭婷，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儒家伦理。

原载：《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