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赵超构（林放）早年任南京《朝报》编辑、重庆《新民报》主笔，是中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他的成名作就是《延安一月》。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写就《西行漫记》，中共及其领导下队伍和边区情况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在中外的要求下，1944年2月，蒋介石同意组成“中外记者参观团”前往边区采访。国统区记者赵超构有幸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与中外记者一起集体探访延安。
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自重庆出发奔赴延安。此后，部分记者陆续单独或集体采访了毛周朱等人，并与延安文艺界人士、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工农兵群众广泛接触。
期间，中外记者参观访问了边区政府、报社、农场、兵工厂、学校、医院、托儿所等处，对边区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地了解。7月上旬，赵超构返回重庆后，凭对延安的观感、记忆与理解，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分别在《新民报》连载。1944年11月集结成书出版引起轰动，1945年1月再版。
《延安一月》生动地描绘了延安等地各界人士热火朝天、团结紧张的生活场景，介绍了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还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王震等领导人物，还采访了在国统区广受关注的丁玲、陈学昭、陈波儿、范文澜等知名人士，真实地介绍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使那些谣言不攻自破。
然而，在经过对延安的深入采访后，赵超构发现延安的报纸，只有《解放日报》和《群众报》两种。而且，“延安有许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总以为是应该大受延安人的欢迎的了，而事实上则并不流行。”
赵超构甚至发现，在延安的各家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
赵超构对此百思不解，便询问延安的几位文化人：“为什么延安不出版、不卖鲁迅的书？”他们的答复，大体是一致的：“鲁迅的作品，在延安是不流行的。”
尽管延安文艺界尊崇鲁迅，但他们认为：“在目前的延安却用不到鲁迅的武器。鲁迅的杂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弹，用作对付‘敌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可是，如果对自己人玩起这个武器来，却是非常危险的。”
赵超构在延安看到的，除了在“鲁艺”和高岗书架上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到鲁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权威。他的辛辣的讽刺，他的博识的杂文，并没有在延安留下种子来。惟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边区只需要积极的善意的文艺，不需要鲁迅式的讽刺与暴露。要是需要的话，那也只有在对‘敌人’斗争的时候”。
他们说，鲁迅的笔锋，是专为对付旧社会、旧势力的。现在的延安，一切都是新社会、新秩序，大家都是自己人，用不着那种锋利的讽刺与攻击。如果把鲁迅的杂文精神用到内部来，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磨擦、打击与内耗，破坏团结。
虽然延安文艺界极尊崇鲁迅，有“鲁迅艺术学院”，每年纪念鲁迅逝世，称他为“中国第一圣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实际行动上，在延安，鲁迅的书不出版、不流行、不提倡，学校里不教鲁迅的文，干部不读鲁迅的书，老百姓更不知道鲁迅……
丁玲、艾青、萧三等人，过去写过暴露、讽刺的作品，现在都已转变方向，写秧歌、快板、活报剧、通俗故事、写歌颂光明的诗文。赵超构率直地问丁玲等延安文化人，为何“并没有你们个人的作品。”丁玲说：“为了大家服务，应当放弃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写作”“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
《延安一月》是国统区记者首次对延安边区进行公正地报道，客观呈现了延安作为“新社会试验区”的建设成果，写了一个真实的、新奇的延安，让新闻封锁下的国统区人民大开眼界。《延安一月》出版后，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立即自购2000 册送往延安。毛泽东评价为“作者的胆识是可贵”，周恩来赞誉该书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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