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余谈集体化——一个张家港人的口述史

关于集体化，几十年来流传着一个“神话”：不分田就吃不饱，一分田就吃饱了，吃饱了就自由了。这个说法朗朗上口，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我老家是张家港乐余双桥镇，当年是乐余十六大队三小队。记得我们队303人。人均只有三分多地，按“单干自由论”的逻辑，这点地种什么都要饿肚子。

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不仅没有饿肚子，还在六五年起就办起了工厂，日工值由八角三不断增长；七十年代中期队里年轻人结婚能置办“三转一响”；小学普及了，初中生不少，高中生有十几个；孤寡残疾有敬老院和五保供养，孩子有免费托儿所。

本文就讲讲我们乐余及集体化时期的事。

一、“人七劳三”：靠集体活下来

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叫“人七劳三”——七成按人头分，三成按工分分。这个制度现在被人嘲笑为“大锅饭”，但当时恰恰是活命的保障。

多子女家庭、老人、孤儿，靠“人七”那份基本口粮活了下来。我常跟人说：当年靠集体的“不自由”长大，长大却骂集体“不自由”——这种心态，说轻了是忘本，说重了就是有奶便是娘。

有人说集体化“一年吃不到几顿肉”。这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怎么解读。那个年代全国都穷，不是只有集体化才穷。在当时的工业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下，就算分田单干，照样吃不上几顿肉。区别在于：集体化虽然穷，但至少能让你活下来；单干如果遇上灾年，可能就是卖儿卖女。

更关键的是，那些“一年吃不到几顿肉”的人，从来不提集体化的成就：人口增加了多少？识字的人多了多少？没有集体化时期的扫盲和基础教育，几亿农民连合同都看不懂，还谈什么“自由打工”？

我认为：没有集体，你可能连“自由”两个字都认不全。

二、穷则思变：队办、社办厂之路

我们乐余十六队三小队，人均只有三分多地。如果死守“农民就该种地”的观念，就算分田单干，也种不出金子来。

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集体办厂，1965年我们那里没通电，就办不用电的柳编、皮鞋厂等。

就象当年五金厂用毛驴拉天轴传动，带动车床；没电焊，就用铜焊、乙炔氧气焊和割。

那宋连根书记办厂时，老师傅是请上海退休回乡的修车、钣金师傅。厂房是什么？草房。

就是从这样“土法上马”的起点，我们乐余人依靠集体一步步干了起来——宋连根书记带着大家在草棚里用手工敲打出第一辆中巴车，再后来“牡丹”客车享誉全国。

那时，我们乐余公社的五金厂(农机厂)也开始起步，成长为如今海狮集团，做离心机，做核电泵。

这一路走来，哪一步是靠“分田”分出来的？哪一步是靠“自由”喊出来的？

都是干出来的。

三、工农互补：家门口的发展

那时集体办厂最大的好处，是“离土不离乡”。

厂子就在家边上，下班了去种自留地，两不耽误。厂里挣现金，地里收粮食，旱涝保收。农忙时还可以灵活调整，不影响农业生产。这不是落后，这是工农互补的智慧。

更让人自豪的是，我们乡镇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干得多挣得多。我们挣的钱，比城里国营厂的正式工还高。那些说“集体就是大锅饭、养懒汉”的人，根本不知道乡镇企业早就搞起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想多挣钱就多干点，想照顾家就下班种菜，没有人绑着你、限制你。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对自身劳动能力掌控之上的实质自由，而不是那种“丢下锄头去流浪”的抽象自由。

四、从摇篮到坟墓：集体的保障

很多人不知道，集体化时期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孤寡残疾，不是进敬老院就是五保供养——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这在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孩子，有免费托儿所——这不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解放母亲的劳动力，让妇女也能下地、进厂。

我们公社的教育也走在前列：例如我们队在六十年代小学已普及，初中生不少，高中生有十几个。

办教育要花钱：建校舍、请老师、买教具。

我们乐余公社有多所中学，为发展，也办起了校办厂，从修电动机到造电动机，生产配电箱、配电柜等，既改善学校资金不足还能增加教师福利，并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这批受过基础教育的人，恰恰是后来乡镇企业腾飞的“种子”。海狮集团的技术骨干、牡丹客车的老师傅、队办厂的会计和业务员——没有这批人，就算给你设备、给你订单，图纸看不懂、账算不清、技术学不会，一切都是白搭。

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把积累投在人身上，人再用知识和技能回报集体，形成正向循环。

五、历史的弯路与回归

后来分田单干了。有些人说这是“自由”的胜利。但我们要看事实。

分田之后，我们这里并没有把集体资产分光吃光，——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从乡镇企业到现代企业集团。

而那些把集体分光的地方呢？分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水利设施没人修，学校没人管，有本事的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孩子守着几亩地。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如今，我们乐余双桥村又走上了集体（集约）化的道路，与海狮集团结盟，搞股份经济合作社、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飞地抱团”建产业园。这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螺旋式上升——在工业化的基础上，用更现代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

历史证明：单干也许能解决一时的温饱，但只有集体（集约）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六、干才有自信

说了这么多，最后我想说的是：干，才能行；干，才有自信。

我们那一代乐余人，字典里没有“我不会”“没办法”“条件不行”这几个字。没电，就毛驴拉天轴；没电焊，就铜焊气焊顶上；没技术，就请退休师傅、自己琢磨、带徒弟。

我们从来不问“行不行”，只问“怎么干”。

那些只会吐槽、抱怨、两头占的人——歌颂单干的自由，又想享受集体的福利；靠“人七劳三”长大，又骂集体是懒汉窝——他们永远理解不了“干”的力量。他们什么都不会，所以只能依赖“分田”这种一次性的制度红利。分完之后呢？还是不会干。

而我们乐余人，六十年代就会组装自行车、会用铜焊、会造客车、会做离心机——这一身本事，谁也拿不走。

这种自信，不需要靠贬低别人、吐槽历史来维持。

因为我们有实打实的成果：造出来的车在路上跑，做出来的机器在厂里转，养起来的老人有房住，长大的孩子有出息。

总之，路是人走出来的。

有人说集体化这不好那不好，我们不争论，只说事实：我们乐余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靠集体走出来了——从草棚造车到牡丹客车，从五金厂到海狮集团，从扫盲班到高中生，从“人七劳三”到五保敬老。我们既没有等靠要，也没有分光吃光，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

如今那些依然只会喊“分田自由”的人，不妨来我们乐余看看：看看海狮集团的车间，看看双桥村的合作社，看看那些当年靠集体化及“人七劳三”长大、如今在家门口上班及老有所养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