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的一个午后,江风吹得伏龙观檐角叮当作响。陪同视察的干部悄声告诉邓小平,这座平台本名“幸福台”,是当年毛主席站立之处。小平点点头,望着脚下滚滚岷江,忽然说:“还是叫观景台吧。”此话一出,在场的人全想起了二十二年前那场别开生面的考察——1958年3月21日,毛主席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来到都江堰,留下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让李井泉至今记忆犹新。
1958年初春,成都刚办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踏上巴蜀大地。会议间隙,连绵细雨终于停歇,川西平原露出嫩绿。当天早晨十点,几辆黑色吉普从金牛坝驶出,沿着成阿公路向灌县疾驰。车里气氛轻松,主席望向窗外,连续的油菜花像金色波浪,一眼望不到边。
抵达灌县已近午时。县委原本准备大礼堂,却被主席一句“找家小馆子,吃得下饭才是要紧”打断。井福街口那家只容十几张桌的川菜铺临时关门迎客:桌面竹编,墙上笸箩当装饰,毫不起眼。主菜豆花、回锅肉,配一碟鲜笋炒腊肉,味道家常。吃到兴起,主席掏出一包“黄鹤楼”,逐个发烟,还半开玩笑:“今天算我请客,诸位可别跟我抢账单。”饭后,他与厨师张金良握手致谢,张师傅直说手心都是汗。
短暂歇息后,车队继续北上。玉垒山腰,主席让司机停车,下车深呼吸。远处雪峰银光闪闪,他举起望远镜,久久未语。忽而转身对李井泉说:“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就懂‘分洪与灌溉’的辩证法,真了不起。”此地便是后来被称作“观景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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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四十左右,一行人抵离堆脚下。水声轰鸣,浪花拍岸。当时都江堰负责管理的张建中早已等候,向主席细说宝瓶口、鱼嘴、飞沙堰的来龙去脉。主席听得仔细,不时插问:“鱼嘴设计四六分水,枯季给内江六成,洪季却只留四成,这一逆向调节靠啥原理?”张建中答:“利用水位差和槽宽差,自行切换。”主席满意地点头,又关心岁修用工:“每年冬修动员多少民工?给不给工分?”李井泉抢答:“约百万,按工分折算现钱。”主席皱了皱眉:“能用机器就别全靠人,留点劳力去种粮。”
步入伏龙观,木梁悬挂着早年香火熏黑的匾额。后殿摆着灌区沙盘,主席盯着飞沙堰模型看了许久,用手中铅笔在江道比划:“若此处加闸,洪水可控,泥沙亦能分流,不至千年之后填平成都平原。”他停顿一秒,再抬头问:“是不是?”张建中连声称是。李井泉站在一旁,暗暗吃惊:主席连未来千年的泥沙走向都在谋划,目光的确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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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离堆,水声更急。主席指着湍急的宝瓶口,忽然笑道:“这里传说八米深,谁下去游过?”众人面面相觑。话音刚落,他又补上一句:“我想下去试试水。”李井泉心头一紧,差点脱口而出“绝对不行”。场面凝住两秒,主席见众人表情,轻轻摆手:“算了,怕吓着同志们。”众人才松了口气。正因这两句话,李井泉后来回忆时仍心有余悸。
傍晚返程,汽车开上平坦公路。夕阳映红麦浪,主席忽见田边社员弯腰除草,便让司机停车。警卫员赶忙分散警戒,他却快步跨过沟渠,蹲到泥地里。面对满手泥的农民冉贵全,主席笑着示意:“草得拔根。”冉贵全认出是毛主席,愣在当场。主席抻出四根指头:“一亩能打四百多斤?”冉忙回:“四百二三十也有。”主席又问:“夏收了麦,秋上稻,可有六百斤?”得到肯定答案,他拍拍裤腿,对李井泉说:“一千多斤粮,关键是田管得好。”
另一块地里,女社员在折苕尖。主席蹲下随手摘了把,递过去询问:“这样行不行?”姑娘笑得脸通红连说“行”。路边孩子围拢过来,他折几枝“打破碗花花”递给一个胆大的男孩,问敢不敢拿。小家伙大声答“敢”,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夜色降临,车灯划破乡道。主席靠在座椅上,手指轻敲膝盖,自言般低声道:“人与水的较量,始终离不开两个字——科学。”陪同的李井泉听见,心里再次一震:这一天的所见所闻,不只是实地勘察,更是一堂活生生的治国课。
回到成都招待所已近深夜。会议室灯火通明,主席照例翻阅当天简报,没有把白天爬坡涉水的疲惫带进工作。随行人员后来议论,1958年的这次都江堰之行,看似临时起意,其实处处透露着对农业、水利、民生的细思与远虑。李井泉后来写在笔记上:“主席每到一处,先问历史,再看当下,最后想到未来。”短短一行字,道尽那天令人心惊的瞬间,也记录下那份历久弥新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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