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北京时间4月3日，波斯湾权威媒体《半岛电视台》官网刊登对两名伊朗女足球员的专访。这两名球员是莫娜-哈穆迪、扎赫拉-萨尔巴利，两人都参与了“叛逃”以及申请庇护，然后又改弦易帜重回伊营。她们这次受访说得很真切，以第一当事人的视角，还原了上个月澳大利亚女足亚洲杯，那场伊朗女足叛逃事件的核心节奏。
3月2日在亚洲杯首战对阵韩国的比赛前，伊朗女足在奏国歌时保持沉默。此前两天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开战，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杀死。一些人认为她们的沉默是对伊朗政府的抗议，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这些女性为“叛徒”，一位主持人称她们已成为“耻辱的巅峰”，并呼吁对她们进行“严厉”的处置。
球员们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中都唱了国歌，但媒体报道称他们正受到伊朗政府和足球官员的监视，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他们安全的担忧。伊朗队在小组赛三战皆负后被淘汰，随后包括哈穆迪在内的五名球员申请政治庇护，并获得了澳大利亚当局颁发的人道主义签证。第六名球员和一名后勤人员随后也提出了政治庇护申请。
但在其他队员于 3 月 10 日离开澳大利亚后，七名队员中有五名后来改变了主意，表示他们将返回伊朗——其中包括哈穆迪。是什么让他们回到伊朗，以及之后发生了什么？哈穆迪告诉半岛电视台：“我觉得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酿成大祸。每一步都必须三思而后行。”“这种两难境地让我一直感到焦虑，”她说，“因为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后果——对我的生活、我的家庭以及我的体育生涯都会产生影响。”
对于同样撤回庇护申请的队友扎赫拉-萨尔巴利来说，由于“媒体和社交媒体的骚扰和持续跟踪，以及来自伊朗裔澳大利亚社区的期望和压力”，她的经历同样充满痛苦。萨尔巴利也是一名 32 岁的中场球员，她告诉半岛电视台：“每一步都受到了密切关注。”“我知道任何错误的决定都可能伤害球队、家庭和国家队的形象。”
两名球员均未公开谈论他们最初申请庇护的原因。半岛电视台就此询问时，两人均拒绝公开回答。然而，两人都认为返回伊朗的决定与责任感密不可分；这种责任感是对家人、队友和“国家义务”的承担，而不是在平静和安全的环境下做出的纯粹自由选择。如果说撤回庇护申请的决定很艰难，那么回家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场磨难。
对于哈穆迪来说，返回德黑兰的旅程充满了恐惧，她担心这场风波会终结她的足球生涯，或者给她带来严厉的惩罚。她回忆说，抵达时她感到“既好奇又惊讶，还有些谨慎”。他们在赛事期间就已备受媒体关注，而回到伊朗后，媒体的关注度更是有增无减。社交媒体用户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进行了实时评论。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女足返回后出现在国家电视台，并恢复了正常训练，重新融入了伊朗足球大家庭。目前为止，尚未有报道称当局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3月19日该团队抵达德黑兰，受到民众英雄般的欢迎。数千人聚集在瓦利亚斯尔广场，许多人挥舞着伊朗国旗。巨型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被投射到大屏幕上，画面中这些女性在国家地标的映衬下，向伊朗国旗宣誓效忠。“我的选择，我的祖国。”上方的广告牌上这样写着。国歌奏响时，所有球员都齐声歌唱。
“球员们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场可以用输赢来评判的普通体育赛事，”伊朗女足国家队前主教练玛丽亚姆·伊兰杜斯特告诉《半岛电视台》。哈穆迪和萨尔巴利仍然担心此事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也担心他们未来的每一个举动会被如何解读。哈穆迪说：“我更加意识到我周围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也更加认识到在面对危机时家庭支持和国家承诺的价值。”
上个月，最多的时候有7名伊朗女足球员选择寻求庇护，最终只有法特梅-帕桑迪德、阿特菲-拉梅扎尼扎德选择继续留在澳大利亚。她们自3月中旬起已获准与澳大利亚A联赛女足球队布里斯班吼狮一起训练，球队对她们持欢迎态度，提供训练环境支持。但截至4月3日最新报道，尚未确认签署正式职业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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