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副总长李天佑力保一工程学院：出了事我负责

院方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上一年初夏，这里刚经历过一次惊心动魄的“占楼”风波。校广播里七八个扩音器轮番叫嚣，有人鼓动学员“夺权”，甚至把在北京开会的院党委书记扣成“人质”。李天佑得到报告时正打点滴，他拽掉针头，拎起电话，一口气拨了三个部门：“马上成立工作组，另备一个加强连，今晚出发！”

他与张爱萍、杨成武同为副总长，分工是作战、情报、军务等十多个部局。1966年动乱初起，他敏锐地判断京津平原可能被外部空降袭扰，连夜拟方案，请示毛主席增防。批示只有“同意”两字，但份量千斤。那支调来加固首都防线的部队，就是后来驰援张家口的六十五军。

有意思的是，面对造反派的“奇思妙想”，李天佑并不恼怒。一次几名红袖章堵在他办公室门口，振振有词：“香港不能再等了，你立刻下命令收复！”他端起白瓷茶缸，轻啜一口，笑道：“调兵岂能像搬板凳？香港固然重要，也得看中央统一部署。”说完挥手示意送客。那几个人叫嚷着走了，却拿他毫无办法。

1967年1月，技术工程学院被夺权，老师、干部一百多人被赶出校门。李天佑派出的调查组坚持不到四十八小时就被撵走。3月，他决定“换打法”：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带着六十五军进驻。枪口往墙上一靠，操场顿时安静。有人担心擦枪走火，他只说一句：“这事我担着。”

秋风一起，学院里断水断电，许多专家露宿楼梯间。李天佑给部队下令：棉被、军大衣、罐头，统统发。他的逻辑很简单：人心稳了，校舍才能重建。十一月，又调回二十多名被扣的骨干，安排到干校“暂避”，等于给他们加上一层“护身符”。

其实李天佑的“护身”并不局限于一所院校。1966年，李达上将被隔离审查，他的三个孩子面临下放。李天佑琢磨：“小孩跟着受罪，没道理。”于是把他们塞进总参直属的“五七干校”，至少有口热饭。有老参谋低声提醒：“这样做会惹麻烦。”李天佑挥手：“他们是老战友的骨血，出事我顶。”

回头看他的履历，这句“我顶”不是空话。早在抗日时期，他就带桂南纵队在崇山峻岭打游击；解放战争桂柳会战，他38岁，麦地里翻滚着指挥炮兵，敌火烧黑眉毛。1962年他升任副总参谋长时，身经百战，但身体却被旧伤和肝病折磨。医生劝他静养，他总笑说：“等有空再躺。”

时间线拉回1968年3月。学院办公楼里，墙壁残缺，玻璃噼啪作响。李天佑扫了一圈，问：“机房设备还在吗？”技术处处长回答：“线路七成能用，关键是缺课，老师不敢上。”他点头，“把名单列给我，缺谁我去要人。”院领导一时语塞，只觉脊背发热。那天傍晚，他离校前丢下一句话：“记住，技术传承不能断。”

之后几个月，院里陆续恢复课程。七月份，第一批复课学员走进教室，操场的喇叭却悄悄关了。有人感慨：“枪声没响，秩序却回来了。”原因不难理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个敢拍胸脯的副总长，就是最大的定心丸。

遗憾的是，1970年9月，李天佑因肝癌在北京逝世，年仅五十六岁。噩耗传到张家口，师生自发写了厚厚两本悼念册，扉页只写了一行小字：“出了事他负责，我们才能安心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