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男性雌化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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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粉底液将军”的事闹挺大，知名编剧汪海林认为这是“系统性结构性的去雄性化”，官媒钧正评也批评说：“涂脂抹粉的将军承载不起塑造阳刚之气的社会责任。”

在这股风潮下，曾在《楚汉传奇》里演过西楚霸王项羽的何润东，凭借肌肉猛男的形象，意外躺赢翻红。

把将军塑造成阴柔、白嫩的形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实事求是的说，这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中国男性雌化，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男性是以阳刚为美的。

《春秋左传》里讲过一个故事，大致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貌美，郑国宗室公孙楚和公孙黑，都想迎娶徐吾氏做妻子。徐吾犯得罪不起两位宗室贵族，难以决定将妹妹嫁给谁，便向相国子产求助。

子产说：“唯所欲与”，把公孙楚和公孙黑都请到家里，给你妹妹看看，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好主意，徐吾犯同意，两位宗室贵族也不拒绝。

等到登门的那天，公孙黑穿上华丽的衣服、捧着盛满布币的盘子，和骄傲的孔雀一样进入徐吾犯的府邸。公孙楚则穿着铁甲军服，驾着战车到了徐吾犯府邸前，并拉弓搭箭，一箭射进府院中庭。

从穿着可以看出来，公孙黑是花美男，公孙楚是勇猛武士。

而见到两人的样子，徐吾氏立即做了决定，说：“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公孙黑确实貌美，没有问题，但公孙楚才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值得托付终身。

于是，徐吾氏嫁给了勇猛武士公孙楚。

可见，春秋时期的社会风气，就是男性以阳刚为美。

不仅是男性，女性也是以健壮为美。

《诗经·卫风》里有一首诗，描述了齐庄公嫡女庄姜出嫁卫庄公的场景，其中两句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如果仅看这两句，你可能以为，庄姜是娇滴滴的软妹子，然而，这首诗的名字是《硕人》。

把诗文和标题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知道，庄姜是高大白胖的女性，充满了力量感，春秋时期的人们认为，这类女性是最美的。

春秋时期以阳刚健壮为美，原因其实很简单——

1、社会动荡，不阳刚健壮的人，日常生活中无法抵御强盗，编入军队无法建立军功，种田砍柴时没有力气，根本活不下去，迟早要被自然淘汰掉。

2、号召做人“温良敦厚”的儒学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世人的精神思想没有受到规训，仍然保持着最原始的野性。

这两点，便是以阳刚健壮为美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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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延续了春秋的原始风气，无论是荆轲刺秦还是张良刺秦，都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勇烈感，哪怕给秦始皇陪葬的兵马俑，都是高大威武、阳刚健壮的形象。

到了汉武帝时期，世人崇尚的仍然是李广、卫青、霍去病这种上马击狂胡的军人，而不是涂脂抹粉的男娘。

然而，同样是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国策，儒学正式崛起，开始规训世人的精神思想。

实事求是的说，儒学是一门不错的学问，它主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昂扬向上、建功立业，中国文明能成为五千年不绝的文明，儒学是有正面作用的。

但在做人方面，儒学更偏向中正平和、温良敦厚，鼓励儒家弟子以理服人，而不是用暴力、武力来解决问题。

于是，西汉的社会风气开始悄然变化——

一方面，“儒学典籍”成为社会阶层跃迁的重要渠道，儒学又不主张打打杀杀，崇尚阳刚健壮的风气，便自然而然的消退了。

另一方面，汉武帝北伐匈奴以后，汉朝逐渐恢复太平，建立军功的机会大为减少，此消彼长之下，勇猛武士越来越难以和儒生抗衡。

坐而论道的君子，就此取代跃马扬鞭的勇猛武士，成为社会主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汉末年的社会风气就远不如西汉初年那样勇武刚烈，南阳士族建立起来的东汉，更是等而下之，充满了阴柔的气息。

到了魏晋时期，儒学和消极避世的道学合流，演化为玄学，再加上三国乱世结束、太康盛世到来，那些掌握了政权的门阀士族开始沉迷享乐，这两点结合起来，便演化出“清谈”这等怪事，以及何晏、王衍等崇尚柔美的男性。

于是，魏晋时期的男性整体雌化，再没有一点阳刚健壮的气象。

和那个时代相比，现在影视剧里的男性雌化，简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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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的所谓魏晋风度，并没有挽救国家的衰落趋势，他们的清谈，也挡不住匈奴的硬弓战马，盛世和玄学缔造的泡沫，终究被“永嘉南渡”的哀嚎撕得粉碎。

中国北方，开始了绵延三百年的大乱。

乱世必然催生阳刚健壮的审美，军功亦取代玄学成为主要晋升渠道，这两者结合，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北方男性，便逐渐摆脱了雌化的阴影，重新阳刚起来。

这一风气，顺利延续到唐朝。

李白在《侠客行》里直接用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句子，甚至在《胡无人》里，光明正大的宣扬“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的价值观。

就连武则天和杨玉环，也是以高大、丰腴、健硕的形象，得到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

此时的男女审美，其实和春秋时期差不多了，都是以阳刚健壮为美。

但，数十年的和平腐蚀了唐人的野性，富裕的生活消磨着唐人的意志，科举取士的兴盛又收窄了唐人的晋升通道，大量的唐朝精英开始放弃军功，转而把精力投入诗词歌赋，以此来博取功名。

到了晚唐时期，极少有人再写边塞诗、从军诗，反而出现了温庭筠这种花间派诗人。

温庭筠有一首《菩萨蛮》，是这样的：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峨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通过这些文字，你就能想象到一个慵懒娇柔的女性、一个剃面熏香的男性，在一间香艳的卧室里，轻声软语的打情骂俏。

晚唐男性，又和魏晋男性一样，雌化倾向严重起来。

而这种雌化倾向，也只有黄巢的吃人大军和五代十国的骄兵悍将，才能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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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朝开始，尽管有宋辽、宋金、宋元、明元战争以及清军入关，但这些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太平的。而且经过五代十国的摧残，军人的地位降到谷底，儒学典籍和科举取士，彻底成为男性的主要晋升渠道。

于是，刚健的武将不再受到推崇，清冷白嫩的书生形象成为审美主流。

勇猛善战的狄青，被打压。

力主北伐的岳飞，被杀了。

刚烈正直的于谦、海瑞，遭到排挤。

这种审美倾向和社会风气，自宋朝以后，几乎没有再改变过。

凡是有些血气的男性，都被视为异类，结果就是男性雌化越来越严重，社会风气也变得因循守旧。

此外，自宋朝起，另一个打压男性的变量出现了——

随着门阀士族消失，皇权的分量陡然提高，导致中央集权越来越成功，朝廷对社会的管制越来越严格。

这样的社会变化，确实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大一统格局，但代价就是，宰相面对皇帝、基层官员面对高级官员、普通百姓面对政府衙门，地位是越来越低、话语权是越来越弱。

为了生存，宰相、官员、百姓在各自的维度上，逐渐变得保守、退让、忍耐。

这不仅仅是男性的雌化，更是人格的退化。

这种情况发展到清朝，便出现了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却又捧着女性的三寸金莲爱不释手的一群变态。

和春秋汉唐相比，人的精神面貌，不可同日而语。

宋朝以后和宋朝以前的中国截然不同，原因就在这里，以前的人们遇到乱世，还有可能恢复阳刚健壮的审美，但以后的人们不论社会如何变化，都被儒学、科举、中央集权压得死死的，很难有翻身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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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朝到近现代，中国社会风气恢复到以阳刚健壮为美，大概只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朝初年，另一个就是新中国初期。

明朝初年能恢复，是因为元朝对地方的管控非常松弛，大量的英雄豪杰野蛮生长，并在朱元璋的麾下逐步合流，共同完成“驱逐鞑虏”的伟大成就，民族自豪感异常强烈。

新中国初期能恢复，是因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而且教员等领导同志用尽一切方法，解放人民的思想，给了人民绝对的精神自由。

人民由内而外都得到解放，我们才能在当年的宣传画上，见到阳刚健壮的劳动人民，一窥春秋气象。

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相同的变化，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其实是一样的——

生存压力的逼迫。

儒学对人的思想规训减弱。

社会对人的行为管控减弱。

总的来说，宋朝以后的人得有自己的“根据地”， 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己的行为， 自然而然就会以阳刚健壮为美，然后利用这种精神状态，为自己的命运去拼搏。

但问题是，宋朝以后的人一旦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便意味着不服管、叛逆、不遵圣人教化，同时也意味着朝廷机构难以插入最基层，地方有了反抗朝廷的能力。

无论哪一项，都是不被允许的。

于是，随着草创时代结束、太平盛世到来，气吞八荒的朱元璋和朱棣，变成爱好花鸟鱼虫的朱瞻基，宣传画上阳刚健壮的劳动人民，也变成影视剧里的粉底液将军。

以上就是某些男性雌化的历史原因了。

最后，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男性雌化要国破家亡，男性阳刚又难以管理，那么，如何在两者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远比批评粉底液将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