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化人”修养,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位作家回忆说,2000年前后,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某日骑车上街,规规矩矩,却让人给撞了,重重摔下车,还破皮流了血。可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撞我的人有事没事?”待他晓得对方亦无大碍,温声对人家说,“那我不管你了,我自各儿到医院包扎一下”。至于那电动自行车,已经被撞坏了,他只好步履艰难地拖着走了。
那时的沈龙朱,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又颇有些社会声望,完全可以不依不饶,小题大做,至少依常理难免要叱骂几句,或者索要应得的赔偿。但他真心觉得,没啥大问题就得了,人家又不是故意,不但不想刁难“肇祸者”,甚至第一时间近乎本能地关切起对方,更担忧人家会不会受伤,好言好语宽解,即便他自己是个“名人”。这桩旧事,是我前日闲翻刘庆红那本《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页8)偶然看到的,此事是作者亲历,自然是“非虚构写作”,一点假都没有。我读后颇有感慨。想沈龙朱这种骤然遭遇事故,完全是孔子式“伤人乎不问马”的古风与风度,其实就是为人有高度修养的体现,当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文化名流”们,只怕都是很难做到的。《围城》里的中文系主任李梅亭,车夫路滑摔得血淋淋,铁箱也滚出来,李教授一开口就骂人是饭桶,对地位低者也永远是睨视,可叹如今“文化界”更滔滔皆是辈也。盖世风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过也。
诚有此父乃有此子,我也是看过此书后,才多了解了一点“名父之子”沈龙朱。知道他与其父沈从文一样,一辈子与人为善,从不愿意为难人,更不会去欺负谁,终其生都是再低调不过的人了。当初女儿出生,他还取名为“沈凡(帆)”,就是希望平平凡凡就够了。2002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沈从文全集》,由于出版方“效率太低”,沈家本意修订版不会再请北岳了,可当多年后版权到期,北岳那边仍然诉苦“没有挣回钱来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沈龙朱听后就不落忍了,主动延长了多年版权,连后来的修订版也是照旧给北岳的。刘庆红自1980年代起,就深入采访、接触沈从文一家,多年以后他最大的感慨就是,沈家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家庭”,上上下下,男女老幼,一个个都人品好极了,“都平和而可亲,克己而谦让”,对待他这般“流浪者”上门,也始终态度好极了,给他的感觉就是很温暖,以至于他此后忍不住见人就夸沈家,不知不觉“沦陷”为“沈从文精神的鼓吹者”,所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他有这个“癖好”。他说,沈家老幼有一种家风,是“温和的美”,“自醒的美”,“贫寒中高贵的美”,而且是当今世界“越来越稀缺的东西”,推许可谓至矣。刘庆红应该是没有过誉的,我自己前段翻看李扬《沈从文年谱长编》,也才晓得晚年沈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时,关系最好的朋友,就是一位姓李的老工人,沈从来不会有自视甚高那一套文人陋态。
当然绝非所有著名“文化人”都这么好相处,有这个境界。正如我上篇公号文提过的一件旧事:约六七年前某日,我在隔壁大学图书馆借书,曾在场领教过的一位知名“国学教授”兼“名父之子”的另类风采。此公彼时也70岁了,应该是辛德勇教授可望而不可即的那种“返聘专家”,其父也是很有来头的文史大家,遗著入选“百年名典”系列的,我五天前还赶巧借阅回来正在拜读,自也是正宗的“名门之后”。话说他老人家,那一天也到图书馆借书,可那女馆员正在忙中,似乎就不免有所怠慢,怎料他当场就发飙,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一连串污言秽语都往外吐,而且分贝高到屋顶都有鸣鸣回声,整得那馆员以及室内正在安静自习的几百号学生都呆住了,完全不知道这“疯老头”为何会这么愤怒,骂人会这么难听,会完全不择时地狂怒。很显然,这位著名“新儒家”教授,是自恃名高望重,总以为自己是号人物,区区普通人都是服务于他的,好比何兆武回忆录中的名教授吴晗,战乱时“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可“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上学记》)所以当“一介管理员”对他没有肃然起敬时,他的自尊心就猛然受创了,什么“论语”与“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全都不要了,当场就跳脚暴怒。虽说都是“文化人”,都是“故家子弟”,可论及修养,实有不可同年而语的。老实说,有太多世之所谓名士者,私下的嘴脸都是很反差的,很市井很庸俗很不堪,又不如我辈小市民俗的坦荡。
至于沈龙朱这事,无独有偶,昨天摸鱼刷手机,恰好看到现川大讲席王兆鹏教授的一篇文章,是缅怀其师兄钟振振教授的。钟先生是当今学界有数的古典文学专家,后来又是旧体诗词界的“风雅主盟”,晚年还出任央视《中国诗词大会》总顾问,也算是很“出圈”的名学者了。大约10天前,他独自在家中后院散步,不想意外摔倒,等家人闻声赶到时,人已无呼吸了,走得非常突然,很多同仁一时难以接受。前些日,王兆鹏教授专门写了这篇文章悼念。他说,钟振振“作为大家”,给他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学问多好,而是“性情修养不可企及”,不仅“平时待人谦和”,交往数十年来更“从未见他生气发火”。而且,王教授似乎与我的看法一致,大概也觉得要判断一个人的心地、修养乃至境界,最可见是他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临场反应如何。“前念刚过,后念未生”的当下,是丝毫做不得假的,也是最真实的袒露。
王老师感慨忆及一件亲历往事:话说2000年6月,他们一块赴皖参加诗学研讨会,早上在饭店就餐时,一年轻女服务员给客人端豆浆,结果一不小心,一杯滚烫的豆浆打翻了,正好都淋在了身旁钟振振后背上。可能实在太烫了,钟本能地喊叫一声,随即起身,皱紧眉头,咬紧牙关,忍痛脱下淋湿了的衬衫,显然浑身难受。那一刻,大家都惊住,一时有点不知所措,那女服务员更是吓得不行,带着哭腔连说对不起。出乎意料的是,钟振振不但没有生气发火,反倒转身安慰起那服务员来,惯常柔声细语的南京腔,一再说“没关系的,你又不是故意的,我去医院上点药就行了”,当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钟教授的身份、年龄,又是地方邀请来的“贵宾”,真要闹起来,酒店方与接待方只怕都是破难招架的,那“肇事”女服务员更是得遭殃,至少很难善后。有意思的是,钟振振的反应乃至言语,与沈龙朱那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王兆鹏老师我也有幸接触过,是个实在人,他应该也不会去翻阅《沈从文家事》这等闲书,这段对话编都编出不来,只能说世间有修养之人,也往往会“异曲同工”上了。
至于钟振振先生这样的表现,可说是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真深透到骨子里了,也就是修养到家了,不止“脾气好”而已。很明显,与沈龙朱老人一样,若非对方实在过分,欺人太甚,他万万不愿意为难人,尤其不愿意去刁难普通人。看到王老师那篇文章,我对钟教授也肃然生敬起来。也是前天,我还偶然看到一位青年才俊的回忆文章,说是当初钟振振到武汉讲学,有位校领导本欲设宴款待,但他直接婉拒了,那晚专程跑去见了本地一位青年旧体诗人,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更阑人静时分才回到了下榻酒店,其怜才好士,提挈寒畯,特勤如此。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老实说,此前读他的那些诗词,是很不满意的,总觉得格调不脱“老干”“三家村”,还在朋友圈有过揶揄,此刻都释然了,也有些不好意思。一个人,尤其是所谓“文化人”,诗写得好不好,文章作得妙不妙,还真是次要的,此中主要才力与天分,委实强求不得,而做人行不行可比这些“雕虫小巧”重要多了。这种人,按此前网上那个流行词,似乎就可叫“精神贵族”。“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越是高人,其实是越平易越不拿自己当名人,进而越显“高贵”本质的。
人品永远高于诗品。想到他后一辈的旧诗界红人“徐大师”,整天在网上端然教人如何作“国诗”,如何“诚心正意”,还一个劲自吹“高贵的宿命”,可据我所闻其底下表现与台上言行似乎怎么都不沾边,我反倒觉得是愈膨胀益显其小的。正如其师龚云起,自封“兼综四部,博涉九流”,前日看到他一幅对联书法,“人海藏身焉用隐,神州坐看可无言”,落款自称“春日偶集北碑旧字为之”,可该联句分明出自晚清秦文锦集郑文公碑,连字也照着秦联摹的,此类聪明绝顶的文化名流,爱大言欺世,好营造“高贵”人设,却往往弄巧成拙,真是好笑。说到此处,还想起已故汪曾祺的一句话,可说正切其事,“我认为评论家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总是那样自信”。
2026.4.2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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