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去世前，他因为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引发一场风波

2011年4月7日，鲁迅先生之子、无线电专家周海婴先生去世。在他去世前不久，围绕着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书中讲述的一个事件，曾经引发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风波的中心是该书最后一篇《再说几句》里一段话：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
“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假设，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不过，周海婴称此事并不是自己亲耳听罗稷南所说，而是罗先生去世前夕，“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而周海婴则是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的。

周海婴当时也是“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也就是说，周海婴并没有把这种说法作为定论。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上，刊登了一篇作者为张绪山、题目为《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的文章，在叙述了上面的事情之后，称：“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

他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在说：原来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在建国以后会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

有个叫黎钧的读者，读到这篇文章后给《中华魂》杂志去信求实。《中华魂》的作者傅迪就此事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去觉得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将其摘编如下。

• 周海婴在书中讲清楚这是他辗转听来的，且属于“孤证”，并且曾经考虑把它从书中抽掉。可见，它究竟是确凿无误的事实还是以讹传讹的流言，的确需要认真加以推敲。
• 怎样推敲呢？一个可取的方法是参看同一时期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其他论述，相互进行印证。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时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而且是很勇敢的。”

这段话中的“三十三个题目”是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希望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的，毛泽东却说鲁迅能够解决问题。

1946年， 许广平与周海婴在鲁迅墓前

周海婴、马新云夫妻和许广平合影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在分析那种认为报上的文章要“软些，软些，再软些”的主张时说：

•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
•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
  “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这就是毛泽东1957年对鲁迅的评价，再清楚不过了。只要稍稍深入了解鲁迅和毛泽东之间心灵的相通。就不会相信“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之类荒谬绝伦的无稽之谈。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这些正式刊登在国家出版物上的文字，某些人就是不屑一顾，置若罔闻，偏偏对那些以讹传讹的流言奉如至宝，大做文章，硬是要从中发掘并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重磅炸弹来。

《炎黄子孙》曾一度有不少作者专事反毛。在他们的眼里，一切好事都是别人所为，毛泽东欺世盗名、一切坏事都是因他而起。《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上有一篇文章就说：“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

鲁迅

周海婴与母亲许广平、马叙伦的女儿马佩

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中国人民60年来岂不是生活在“比封建皇帝还皇帝”的魔窟之中？说远一点，我们的千百万先烈岂不是跟着“比封建皇帝还皇帝”的人去赴汤蹈火，白白牺牲了生命？再说远一点，世界上广大热爱新中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情谊的国际友人岂不是长期在同“比封建皇帝还皇帝”的人打交道？……

那么，周海婴书中提到的那次主席谈话，是不是存在呢？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陈晋对此做了考证。

1、罗稷南原名陈小航，生于1898年；罗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云南顺宁（今凤庆）人。罗稷南和主席不是“同乡”，自然也谈不上是“湖南老友”。

2、罗去世的时间也不是90年代，而是1971年8月。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罗先生是否能冒着遗祸亲属的风险，把“秘密”说给自己的学生，显然值得思量体味。

3、主席1957年曾三次去过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乘飞机到上海，当天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召开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二天便去了杭州。第二次是7月6日从杭州到上海，一直到9日下午离开上海到达南京。第三次是9月17日下午从杭州到上海，18日晚，毛泽东即已在北京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来华访问的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

所以，前面说的谈话时间应是1957年7月6日至9日，或者9月17日至18日。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所附《大事记》载，毛泽东这两个时间段在上海的活动日程，除参观工厂企业、接见外宾外，有五次同上海各界人士座谈讲话。

1909年的鲁迅

这五次座谈讲话分别是：

• 7月7日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
• 8日下午，在柯庆施、陈丕显陪同下登上“港申”轮，从十六铺码头出发、向龙华方面视察黄埔江，途中听取了上海市委的工作汇报。
  7月8日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
  9月17日，会见赵超构、舒新城、束世澂。
  9月17日晚上，会见黄浦区委书记，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厂长和上海动力学校校长。
  

这样一来，罗参加的谈话只能是7月7日晚上。据记载，那天晚上参加座谈的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36位各界人士，其中有罗稷南。

会谈之后，《文汇报》邀请部分参加座谈人员，写了自己的感想、载于7月12日的《文汇报》。其中有一篇是罗稷南的发言，标题是《在这样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有坚定的立场》，文中说：“我有机会谒见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诗人，我感觉荣幸，兴奋而又惭愧。”

从文章的语气上看，显然，罗和主席并不熟悉，不是“老友”。因为之前见过主席的，文章中都会提到“又一次见到毛主席”一类的话；加上他在文章中的语气，也不像之前和主席没有多深的交往。这让人很难想象，一个和主席不熟的人会当面向主席提那样的问题。

1946年7月，许广平与周海婴在淮海坊合影

4、那么，罗是否还有机会参加主席召集的小范围座谈呢？上海党史研究室1993年编纂《毛泽东在上海》时曾广泛查询，“深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以至个人”，且中央警卫局有关领导和曾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和资料依据”，证明这是1957年罗稷南见到主席的唯一一个场合。

可是就在这一个场合、7月7日的这次谈话，在当年7月9日的《文汇报》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进行亲切交谈两小时》为题的报道中，详列了参加座谈的具体名单，但其中没有周谷城。

这和周海婴所述“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的那场聊天性质的座谈会不相符（引自《百年潮》2002年第9期所载陈晋作的《“鲁迅活着会怎样？”》）

根据陈晋先生的上述考证，结论无疑就是，周海婴所说的这次个座谈，非常可疑。但是，在陈晋的这篇文章发表3个月之后，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为标题，发文说7月7日的那次主席座谈，她在场。

周海婴与妻子马新云

•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 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
  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这一下有了人证，似乎就坐实了；但，可惜的是此文也是孤证。当时、2002年发表此文时，谈家桢、陈铭珊等当年的参会者均还都在世，更何况陈晋的文章在前、黄宗英的文章在后，很容易让人想起黄的用意未必是在事情本身……

可是，如果我们不去纠缠细节、跳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就会很容易得到真相。因为事实上、7月7日的座谈内容，被黄宗英说是“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的话题，并不新鲜；早在当年3月10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毛主席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时，就已经说过“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

当时，主席有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然后，主席针对当时有些作家不敢写、怕挨整的情况，说：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对比主席的这次谈话，和过了将近4个月之后、7月7日他在上海那次谈话，一个说的是“鲁迅不怕坐牢也要写”、一个是“鲁迅或者沉默，或者坐牢”，字面看来相似、但意思明显南辕北辙，被歪曲了。

要说在那些歪曲主席谈话的那些人中，没有人在包藏祸心，你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