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之外：《中国草书史》的文化启示

一部以中华草书发展为脉络的艺术史著，要同时吸引书法学界与普通读者的关注，并非易事。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书，只有心怀热爱、善于思考的内行才能写就。方淩波教授自幼习练书法，多年来临池不辍，对书法的思考亦日益鞭辟入里。在近日出版的《中国草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她不仅帮助读者逐一梳理书法史上的每一位名家，而且对诸多代表性作品从哲学思想、时代风貌乃至宗教传承的历史背景进行多角度解读。徜徉于这样一部草书史中，读者能遇见“仙风道骨、笔底波澜的张旭”与“妙悟真如、狂草畅志的怀素”，会邂逅“尊儒崇佛、草书古雅的梁武帝”，也不妨倾慕“书道笔阵、精微奥妙的卫夫人”。而有心之人，更可从书法技巧的角度切入，拆解书中内容，获得更深体悟。对读者来说，阅读本书，不只是欣赏书法艺术之美，更能在审美共鸣中确认这门艺术所承载的文化身份。

《中国草书史》，方淩波/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

阅读这部《中国草书史》，无论是初获启蒙的书法爱好者，还是能体味其审美意趣的行家里手，想来都会叹服于作者点评名帖的精准与中肯。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学者常常视之为考据类著作，但说到底，这其实是一位作家从自身创作视角出发，对《红楼梦》不同版本间的先后真伪下的甄别工夫。张爱玲凭借独有的细腻、敏锐和扎实的文学功底，为《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去伪存真，重要性自不待言。在“二详《红楼梦》”中论及黛玉看宝玉佩玉的细节时，她写道：“显然夜谈原有黛玉看玉的事，与后文宝钗看玉犯重，删去改为现在这样，既空灵活泼，又一笔写出黛玉体谅人，不让人费事，与一向淡淡的一种气派。”似此洞见，恰如古语所说，“非精于此道者，不能言也”。

与此同理，不懂书法、不谙草书之人，倘若要撰写草书史、点评名家名帖，也难免隔膜，而书中的点评，正是当行本色。正因作者经历了长年累月的运笔苦练，才能真正领会透着书法生命力的“骨、劲、肉、血”（宗白华先生语）。且看作者点评《冠军贴》：

《冠军帖》（图1-2-4），用笔淋漓酣畅，使转法度严谨，点画起止分明，收放有度，有很强的控笔能力。点画处的“实”与牵丝的“虚”相得益彰。帖中牵丝的虚实对比也值得称道。“知汝”（图1-2-5）字间牵丝，虚连处也一直保持用笔的圆劲；同样实连处也很精彩，如“可恨”两字间的连线，线条细而圆润，字势奇崛，振人心神；结字奇崛险绝，如“见”字内敛蓄势，“散”字险中求稳，“粗”字将“米”旁右上点嵌入“且”部左上角，皆显布局之妙。（第24页）

图1-2-4 《冠军帖》

图1-2-5 《冠军帖》局部

在品评王羲之《远宦帖》时，作者已然将书法家与书法史家的双重身份融为一体。对用笔意趣和审美目标，她有着切身的体悟；同时，对书法作品的传承流转，她也了然于心。一些书法界流传的逸事，经由她的文字娓娓道来，别有一番韵味。这些素材与主题在书中相互生发，不仅让内行人读来赏心悦目、颔首称是，即便对书法鲜有涉猎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书中图片，直观感受到书法艺术的细节之美。

王羲之《远宦贴》

当然，这本《中国草书史》并不止步于从书法实践或草法史的角度罗列与品评历代名家名品。从艺术与权力的关系而言，艺术的核心审美标准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各方权力博弈与历史递嬗的结果，书法自不例外，而草书更是集中体现出传统中国社会权力博弈与递嬗的轨迹。为了揭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权力之间的互为因果，作者在本书开篇便提出了草书艺术与权力形态之间存在微妙关系的命题。整部书的论述，也验证了这一学术观察：

历代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草书作为一种书体，尽管历代始终没有进入官体文本的选择视野，事实上却成为朝野上下竞相追摹效法的实用工具，就连不少帝王都热衷草书。这里有多种因素，但书写技巧的高难度，创作过程的自由度，以及自身所具备的丰富艺术内涵，是它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第25页）

在中国书法历史长河中，草书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形态，能够长期居于中国审美标准的中心，并非实践之偶然，而是各方权力博弈的结果。全书将审美与权力之间的张力作为研究脉络之一，串联起中国书法史的发展经纬，继而由此延展开去，将中华文明的诸多特质经由草书这一载体充分呈现在读者眼前。就此而言，读者甚至无需具备艰深的书法知识，便能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因果关系。

以东汉书法理论研究为例，作者将三部著名理论作品置于三个不同的学术维度加以评判：“赵壹、蔡邕、崔瑗分别从儒学政教、道家哲学、审美本体三重视角奠基书论。”（第29页）其目的正在于为读者确立一个权力博弈的框架，厘清中国文化身份塑造过程中，哪些哲学、宗教、思想与审美参与了博弈，它们又分别贡献了哪些内容与特质：

崔瑗《草书势》首开书论先河，以“兽跂鸟跱，志在飞移”喻草书动态之美，确立书法审美独立价值；蔡邕《笔论》更溯及宇宙本体，提出“书者散也”的创作心性论；赵壹《非草书》则从儒学经世观切入，批判“专用为务，钻坚仰高”的习草狂热。三论互为经纬，共筑中国书学理论基石。（第30页）

须知，书法与文化是一种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促进。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符合历史的文化结论。经由作者的梳理，读者可以窥见一条较为清晰的路径：今草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魏晋南北朝“‘共天下’士族的书法自觉”，这一论断不失为合理的学术观照与学理解读；狂草的鼎盛，则可在隋唐“盛世气象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这一历史语境中加以阐释；至宋辽金时代，文人草书步入成熟期，作者便从更高层面兼顾了汉族士大夫的意趣追求与多民族书写对话；元朝一代，书法作为汉文化的独特载体，成就并促进了民族交融中的权力符号重构——其间，书法是重要而又有效的工具；进入汉人掌权的明朝，书法自然稳居文化权力核心，随着草书各大流派纷呈，呈现出百家争鸣、宛若复调艺术的繁荣景象；清代草书的困境则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困境，书法家们转而聚焦碑帖，力图在新的融合中找出一条文化突围与艺术重构的路径。

正如宗白华先生早年所言，自殷商以来，书法“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特征”。方淩波教授历经多年悬腕凝神、败笔成丘的磨砺，不仅对用笔、结构、章法等书法要义熟稔于心，更对书法所涉文化与美学的广度与深度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既传递着中华书法史的文化信息，也涵养着新一代中国式审美的核心精神。

而此书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更进一步，它揭示了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人类文明演变之间的深层互动，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反复求索的命题——中国应以何种方式融入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曾尝试拒绝融入，结果失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流于表面；“师夷长技以制夷”亦未竟其功；全面西化更不合国情。人们不禁扪心自问：一个失去自我身份的人，如何融入新环境？“我是谁？”这不仅是古希腊哲人的灵魂之问，也是近现代文化中国始终在探寻的命题。

倘若要为这一命题寻找一个答案，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找出一种独有的、足以定义文明的艺术形式，则非书法莫属。它既对士人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又对芸芸众生有着教化之功，进而塑造了今天人们所习称的“中国式审美”。而在书法艺术中，草书最能体现这种审美的高度与深度——若论超越书写与符号的基本功用，且占据民族精神象征性核心地位的，无出草书之右者。

方淩波教授正是以这部关于草书的厚重史著，真切地回答了文化中国“我是谁”的命题。而每一位新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将让这份文化共识在新一代中得以传承。华夏文化的墨香从这部新作中沁出，汇入世界文明的繁花锦绣，更添一段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