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说不能忘了他

　　|议史纪

　　编辑|议史纪

　　从郑州到兰考，几十公里的路上，老农拄着拐杖，妇女抱着孩子，年轻人穿着工作服，整整十万人，自发跪在路边，一边哭一边望着一辆灵车慢慢开过去。

　　没有横幅指挥，没有统一口号，很多人连去世的是谁的全名都说不完整，只知道是那个当年骑破自行车、给人免费看病、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县长。

　　一个在档案里身份尴尬的老人，为什么会在普通人心里，值得跪送五个小时？

　　十万人为他送行

　　2004 年 5 月 7 日，张钦礼在郑州病逝。这个消息传到兰考后，最先发生变化的不是文件柜，而是街道。

　　出殡那天，从郑州出发往兰考那条路，成了一个临时“长队”。路两边的人不是拉横幅、喊口号的队伍，而是穿着日常衣服的普通人，老人、妇女、孩子、残疾人都有。

　　他们站在路边，看到灵车过来，就直接跪下。有的人磕头，有的人抹眼泪，有的人干脆哭到站不住，只能扶着旁边人缓一缓。

　　整个送行过程，灵车开了五个小时，队伍也像一条慢慢推着走的“人墙”。没有哪一级部门下发通知，也没有单位打电话“动员”，大家是靠口口相传赶过来的。

　　有人从镇上骑车往公路口赶，有人从地里收工后直接往路边走，排队等着那辆车经过。送完之后，各自散去，第二天还要下地、赶集、上班。

　　葬礼结束后，这一幕没有随着花圈一起撤走。

　　墓修好后，新的动作又出现了：有人挑着水泥，自己和工匠商量做碑；有人从废料堆里抬来石板，刨平打磨，再刻上字；还有人干脆拿块厚实的木板，自己刻上“好干部”“清官”“百姓记着你”之类的字眼，风干了就往墓前一插。

　　是谁家出了力，就在碑上刻谁家的名字；谁家出不起钱，就找块能刻字的材料，先竖起来再说。

　　几个月下来，墓前前后后挤满了一百多块碑，有高有矮，有新有旧，看上去乱，但反而把气氛撑得更真。

　　从形式上看，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动作：跪、送、刻、立，没有什么“浪漫化处理”。从结果上看，一个在生前戴着“罪名”的人，去世时却享受到了普通干部想都不敢想的场面。

　　百姓做这些事情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加分项”，也拿不到一分钱，甚至还要搭钱、搭工、搭时间。这说明，在他们心里，对张钦礼的“评语”已经不依赖任何文件。

　　骑坏的自行车、卖掉的公车

　　张钦礼的一生，从履历表看不算复杂：二十出头当上县长，中间有一段在地区、省里工作的经历，晚年回到兰考养老。

　　1949 年，他 22 岁就在当地当上了县长。那个年代，县长坐不坐办公室，很多时候取决于脚愿不愿意往外迈。

　　他选择的是每天往村里跑，用的是一辆自行车。半年时间，他把兰考一带两百多个村子挨个跑了一圈，田地在哪儿、堆沙的地方在哪儿、哪块地容易积水、哪个生产队老有灾情，这些信息，最后都变成了他口头能随时复述的一张“地图”。

　　自行车骑坏了就修，修到不值当了就换。院子里堆了一辆又一辆旧车，只要还在岗位上，他就继续用这种方式在村子间穿。

　　后来有人给他配了车，他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不太愿意坐在车里被一层铁皮包着。

　　1968 年，他升到开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单位按级别给他分了一辆吉普车。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件“挺体面”的待遇。

　　很多干部拿到车后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合理安排使用，怎么优化路线，他的第一反应是问一句：这车值多少钱。

　　得到的答案是八千块，这是当年普通工人两百多个月的工资。接下来他做的事很直接，不是写申请，也不是跟上级讨价还价，而是让人把车卖了，钱拿回来分给了四十多个最困难的生产队。

　　这一步操作，单位领导也明确表达过不满，认为这是浪费国家财产。但从执行结果看，八千块钱确实在当时一些已经揭不开锅的地方，起到了很现实的缓解作用。

　　两年后，他到了省革委会当常委，又配了一辆更高级别的华沙轿车。这时候他并不年轻，职位也更高，按理说应该更习惯那套“车队”生活了。

　　但他照旧，把车卖了出来，卖了三万块钱，再加上手头其他积攒的钱，一起又分到下面去。两次加起来，四万五千块，折算成工人月工资，这在当时的物价看，就是一个人不吃不喝一辈子也攒不下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兰考刚成立县的时候，风沙大、盐碱多、内涝频繁，粮食亩产只有几十斤。有一阵子，一春天的风能把门缝塞死，出门就一脸沙。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和焦裕禄一起定了一个“种树治沙”的计划。焦裕禄去世后，计划只做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他硬是带着人继续干了七年。

　　从 1968 年到 1975 年，兰考境内种出了十九万亩防风林，改造出了二十六万亩盐碱地。田地的产量，从几十斤涨到四百多斤一亩，春天刮风时，村口看见的是一排排树，而不是一片片沙。

　　种树的钱不是“从天上掉的”。不是哪个部门一下砸下来一大笔专项经费，而是他带着人用铁锹一点点挖、用人情一点点“磨”出来的。

　　没钱买树苗，就跑到外县去要；人家不愿意给，就在那边一遍遍说，直到有人松口为止。白天在沙丘上挖沟、栽树，晚上回来开会安排第二天的活，有时人累到在会上就睡着，醒了接着把话说完。

　　在兰考和周边乡村，看病难一直是硬伤。距离远、医院少、钱也紧，很多人小病拖成大病，有的人干脆不去医院。

　　张钦礼下乡时，看到这些具体情况，没有一套什么理论方案，而是做了几个简单动作：买医书、自学中医、随身带药箱。

　　如果有人来找，无论白天黑夜，只要他手上那点医术能用得上，就给人号号脉、看看舌头，能治就治，治完不收钱，药从自己兜里掏。

　　按别人帮他算的账，这些年他贴在药上的钱，比他拿到手的工资还多。而他自己继续用的，还是那辆旧自行车，下乡看病、下乡开会，都是一个节奏。

　　十三年刑期、直到去世未平反

　　1979 年 12 月 24 日，他被判刑十三年。罪名跟当时的环境和他前些年的活动有关，案情细节在公开报道里说得并不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在一场大范围的“清算运动”中发生的。

　　那几年，不少曾经在地方上喊过口号、参加过造反派活动的干部、学生，都被拉出来逐一定性，他就是其中之一。

　　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进看守所、进监狱以后，他的生活按理说可以变成一种完全被动的状态：按号起床、按点吃饭、按规矩劳动。

　　但从后来旁人回忆的细节看，他在里面仍然保持了某种“主动性”。狱里需要整理档案，他去帮忙归类、编排；有人生病，他利用之前自学的那点中医知识，帮人看看情况、提点建议。

　　如果有狱警找他帮个小忙，他也不会拒绝。看守所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这个老头更像一个来协助工作的“外援”。

　　有人通过关系给他传过话，说可以安排他在外面的疗养院里待着，环境清静，条件也好。他最终并没有走这一条路，而是按原定刑期一点点熬。

　　1990 年 5 月，他刑满出狱，实际在里面待了约十一年。这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头发全白，背也驼了，家人在门口接他，差点没认出来。

　　出狱那天，兰考这边已经有人提前赶去门口接他。他回乡后，没有换城市养老，也没有“避一避风头”，而是回到旧房子里住。

　　日常生活很简单：有人来家里看他，他就一起吃饭聊天；听说哪个村修路缺钱，他把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补上；听说哪家孩子上不起学，他就托人帮忙找路子。

　　对“丢不丢人”这种问题，他也没有做太多口头解释。

　　有人当面问过，他的回应很直接：自己没干坏事，这段经历就挂在那里，该干的活之前已经干了，后面能帮的也继续帮。

　　他的案子平反工作并不顺利。家属为此跑过不少地方，找过不少人，最终都没有得到一个正式文件上的彻底翻转。

　　直到他 2004 年去世，那份“判刑十三年”的记录，依旧在档案里躺着。

　　在他之前，焦裕禄已经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被写进各种正式材料和纪念场所。焦裕禄当年在兰考工作一年多，留下的是一整套治沙思路和为民风格，后来被中央层面大力宣传。

　　张钦礼是这套工作的“执行者”和参与者之一，成了焦裕禄身边的“战友”，后来还参与宣传焦裕禄事迹。

　　而张钦礼则更多地留在了兰考群众的叙述之中，一边背着“判刑十三年”的历史，一边被人称呼为“好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