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佛教终极关怀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塑

佛教终极关怀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塑

“终极关怀”是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价值根源与生死归宿的根本追问与精神安顿，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构成。中国学界对终极关怀的研究，始于20世纪西方哲学、宗教学理论的引介，后逐步聚焦于本土文化语境下的终极关怀形态梳理，尤其关注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融合逻辑。中国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根植于儒道两家，以儒家“成圣成仁”的现世伦理与道家“逍遥齐物”的自然精神为核心，却在超越性生死安顿与系统性实践路径上存在精神空白。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以缘起性空、四谛、八正道、涅槃等经典教义为根基，其“自力觉悟、究竟解脱”的终极关怀体系，精准填补了传统人文精神的短板，从精神维度、认知路径、价值情怀与审美境界四个维度，深度重塑并建构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核与结构。本文结合中国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通过经典教义引述与学术观点梳理，系统阐释佛教终极关怀与中国人文精神的融合逻辑及建构意义，揭示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典型范式，为当代人文精神的发展提供思想参照。

一

引 言

“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作为核心概念，由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系统提出，其核心是人类面对有限生命与无限存在的张力，对生命终极意义、绝对价值与永恒归宿的主动追问与精神安顿，是区别于日常功利关怀、指向人类存在本质的深层精神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逐步引介西方终极关怀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展开本土化研究，先后梳理了儒家现世伦理关怀、道家自然生命关怀、佛教超越性解脱关怀等核心形态，重点探讨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融合路径，形成了以方立天、洪修平、楼宇烈等学者为代表的研究体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文精神，自先秦诸子百家发轫，至汉唐后形成儒道互补的核心格局，但其终极关怀始终聚焦现世生命的价值实现与自然安顿。儒家以“成圣成仁”“三不朽”为终极依托，道家以“逍遥齐物”“与道合一”为精神归宿，二者共同构建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坐标系。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终极关怀以经典教义为根基，以“缘起性空”为哲学底色，以“四谛”“八正道”为实践路径，以“涅槃解脱”为终极目标，形成了完整的超越性精神体系。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教历经魏晋玄学依附、隋唐宗派创立、宋明理学融合等阶段，逐步完成本土化转型，与儒道传统人文精神深度互动，从精神维度、认知逻辑、价值情怀与审美境界四个层面，重塑了中国人文精神的整体结构。本文在梳理中国传统社会终极关怀内核的基础上，结合佛教经典教义与中国学者研究观点，剖析佛教终极关怀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多维建构，揭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

二

中国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

中国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是儒道两家思想共同塑造的精神体系，二者一主入世、一主出世，构建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坐标系，却在超越性安顿层面存在明显局限。

（一）儒家：现世伦理导向的终极关怀

儒家作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其终极关怀聚焦于现世生命的道德完善与社会价值实现，核心为“成圣成仁”。《论语·颜渊》载：“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儒家认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于通过“克己复礼”的道德实践，达成“仁”的境界，最终塑造“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内修道德成为圣贤，外施仁政安定天下。

从价值载体来看，儒家以“三不朽”作为生命永恒的终极依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明确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种终极关怀完全扎根于现世，不追问死后的存在状态，强调通过对家族、社会、国家的责任担当，实现生命的延续与价值。中国学者方立天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指出，儒家终极关怀“以人伦为核心，以伦理为归宿，是一种典型的现世性人文关怀”，其虽构建了稳定的社会价值秩序，却难以回应个体面对生死、苦难时的精神焦虑。

（二）道家：自然生命导向的终极关怀

道家的终极关怀则指向生命的本真回归与精神的绝对自由，核心为“逍遥齐物”。《庄子·逍遥游》描绘至人境界：“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主张通过破除对世俗名利、生死得失的执着，实现与“道”合一的精神逍遥。《老子·第二十五章》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家认为，生命的痛苦源于对自然的人为背离，终极安顿在于回归本真，通过“无为而治”“见素抱朴”，达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洪修平在《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中评价，道家终极关怀“为传统士人提供了逆境中的精神避难所。儒道两家的终极关怀，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但始终未形成系统的超越性生命安顿方案，为佛教终极关怀的融入奠定了文化需求基础。

三

佛教终极关怀的经典教义

佛教终极关怀以缘起性空为哲学根基，以四谛、八正道为实践核心，以涅槃为终极目标，每一个核心概念均有明确的经典文本依据。中国学者围绕佛教经典的义理解读、终极关怀的人文内涵等展开深入研究，为本文分析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

（一）哲学根基：缘起性空的经典阐释与学术解读

佛教终极关怀的逻辑起点是缘起性空，这一思想根植于《中论·观因缘品》（龙树菩萨造，鸠摩罗什译）：“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义。” 缘起，指世间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无独立不变的自性；性空，即万物虽因缘和合而生，却无永恒不变的本质。《金刚经·应化非真分》（鸠摩罗什译）进一步阐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指出众生因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陷入生死轮回，唯有认清缘起性空的真相，方能破除根本“我执”。

中国学者楼宇烈在《中国的人文信仰》中指出，佛教缘起性空思想“突破了传统社会对‘自我’‘万物’的实体化认知，为终极关怀提供了全新的哲学根基，其核心并非否定存在，而是引导众生超越表象，探寻生命的究竟本质”。这一观点印证了佛教终极关怀与儒道思想的互补性——儒家关注人伦表象的规范，佛学则追问本质层面的解脱。

（二）核心困境与目标：四谛与涅槃的经典义理

佛教以四谛系统阐释生命的困境与解脱之道，是其终极关怀的核心框架。《增一阿含经·苦谛品》（求那跋陀罗译）载：“一切行皆苦，是谓苦圣谛。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此为苦。” 苦谛并非对苦难的消极认知，而是对生命本质的全面把握，涵盖了传统人生的全部体验。《集圣谛章》（出自《四谛义疏》）言：“此是集，应知集。贪爱为集，无明为集，由此生诸烦恼，牵引众生入六道轮回。” 明确了苦的根源在于无明与贪爱，即三毒的滋生。

涅槃是佛教终极关怀的终极目标，《大般涅槃经·寿命品》（昙无谶译）载：“涅槃者，名一切烦恼毕竟断尽，清净寂灭，究竟安乐。非是肉身消亡，乃心灵的究竟解脱。” 涅槃并非外在神赐，而是众生通过自身修行达成的境界，这一“自力觉悟”的内核，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人皆可为尧舜”的平等理念高度契合。

方立天在《中国佛教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强调，佛教四谛与涅槃思想“构建了完整的生命困境—解脱路径—终极目标体系，精准填补了传统社会终极关怀在超越性生死安顿上的空白，其‘自力解脱’的理念，也为中国人文精神注入了自主自觉的内核”。

（三）实践路径：八正道与三学的经典体系

佛教为实现涅槃解脱，构建了八正道与三学的实践体系，使终极关怀从理论走向可落地的生命实践。《中阿含经·正道品》（求那跋陀罗译）载：“八正道者，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八正道从认知、思维、言语、行为、职业、努力、心念、禅定八个层面，引导众生从迷惑走向觉悟，每一条路径均以经典教义为依托：正见需契合缘起性空之理，正语需远离妄语、恶语，正定需通过禅修收摄心神。

三学是八正道的核心凝练，《俱舍论·分别界品》（世亲菩萨造，玄奘译）言：“戒定慧三学，次第而增上。戒为基础，定为助力，慧为究竟。” 持戒规范身口意行为，《梵网经》（鸠摩罗什译）载：“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净戒。” 禅定收摄心神，《坐禅三昧经》（鸠摩罗什译）言：“禅定者，能断诸烦恼，摄心不散。” 智慧观照缘起性空，《金刚经》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智慧破除我执。”

洪修平在《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分析，佛教三学与八正道的实践体系“弥补了儒道两家终极关怀缺乏具体修行路径的不足，其‘戒定慧’的次第修行，与儒家‘格物致知’、道家‘修心养性’形成互补，共同塑造了中国人文精神‘内修外践’的实践品格”。

四

佛教终极关怀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建构

佛教终极关怀以经典教义为根基，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阐释，与儒道传统人文精神深度融合，从精神维度、认知路径、价值情怀与审美境界四个层面，完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塑与建构。

（一）拓展精神维度：从现世伦理到超越安顿的人文格局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以儒道为核心，聚焦现世伦理与自然生命，缺乏系统的超越性精神维度。佛教终极关怀通过“六道轮回”“涅槃解脱”的经典教义，为生命提供了超越现世的意义参照系，形成“儒道互补、佛道圆融”的人文格局。

《法华经·譬喻品》（鸠摩罗什译）言：“三界如火宅，众生在轮回中漂泊，唯有依佛法，方能出离生死，抵达涅槃彼岸。” 这一思想与儒家的“三不朽”、道家的“逍遥”形成互补：顺境时，以儒家伦理践行社会价值，追求现世的立德立功；逆境时，以佛教智慧安顿心灵，破除我执超越世俗痛苦；面对生死时，以佛教涅槃为终极依托，消解对死亡的恐惧。

方立天在《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中指出，佛教终极关怀的融入，“让中国人文精神从‘关注现世社会人’拓展至‘关注超越精神人’，使其内涵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塑造了中国人‘入世以儒、出世以佛’的双重生命态度”。

（二）深化心性自觉：从格物致知到明心见性的认知转向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认知路径以儒家“格物致知”为核心，强调向外求索。佛教终极关怀的“心性论”与禅宗思想，推动认知转向向内求索，深化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

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核心，其终极关怀根植于《六祖坛经》（慧能说，法海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禅宗主张“即心即佛”“明心见性”，认为佛性本自具足，无需向外求索，只需破除心中执着妄念，即可证得涅槃。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均吸收了佛教心性论的核心内涵。

洪修平在《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中评价，佛教心性论“推动中国人文精神实现了从‘外在伦理规范’到‘内在心性自觉’的转向，使人文精神的核心从‘向外求善’转向‘向内求心’，塑造了中国文人‘内修心性、外治天下’的双重人格”。

（三）升华价值情怀：从差等仁爱到众生慈悲的人文格局

儒家的“仁爱”思想强调有差等的爱，以血缘亲情为起点。佛教终极关怀的“慈悲”思想，以经典教义为支撑，为中国人文精神注入了普世性的平等情怀。

《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昙无谶译）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者，即如来藏。” 主张众生在生命本质上平等，无高低贵贱之分。《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鸠摩罗什译）载：“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是佛教终极关怀的核心价值，要求众生秉持拔苦与乐之心，怜悯一切生命。

楼宇烈在《中国的人文信仰》中指出，佛教慈悲思想“打破了儒家宗法等级的局限，使‘民胞物与’的博爱思想获得更坚实的信仰支撑，与儒家‘仁政’结合，催生了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理想，使其从‘差等之爱’升华为‘众生平等’的普世关怀”。

（四）丰富审美境界：从现实之美到空灵意境的人文美学

佛教的宇宙观与美学思想，以经典教义为内核，与道家“自然”思想融合，拓展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境界，塑造了空灵、意境、留白的人文审美体系。

《金刚经·应化非真分》（鸠摩罗什译）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缘起性空与刹那生灭的思想，揭示了万物无永恒不变的自性，形成中国美学特有的“空灵之境”。这种思想渗透于文学、书画、园林之中：唐诗中的禅意诗以“空、寂、静”为意象，引导读者进入超越世俗的审美；中国画的“留白”技法，源于佛教“空”的思想，以有限笔墨表达无限意境；苏州园林的“一步一景、移步换景”，通过山水亭台的布局，营造禅意空间。

方立天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阐释，佛教终极关怀所蕴含的空灵审美，“让中国人文精神不仅能在庙堂之上经世致用，也能在山水之间诗意栖居，形成了‘进退自如、虚实相生’的人文审美品格，丰富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审美维度”。

五

结 语

中国传统社会的终极关怀，以儒家“成圣成仁”与道家“逍遥齐物”为核心，构建了现世性的人文价值体系，却在超越性生死安顿与系统性实践路径上存在精神空白。佛教终极关怀以缘起性空、四谛、八正道、涅槃等经典教义为根基，其“自力觉悟、究竟解脱”的核心内涵，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形成内在互补与融合。

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终极关怀从精神维度、认知路径、价值情怀与审美境界四个层面，完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塑与建构：拓展了超越性的精神格局，推动了心性自觉的认知转向，升华了普世性的人文情怀，丰富了空灵意境的审美体系。这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范式，不仅让佛教完成了本土化转型，更让中国人文精神在保持自身核心特质的基础上，获得了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社会，佛教终极关怀所蕴含的自主自觉、慈悲平等、心性安顿等理念，仍能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现代发展提供重要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方立天.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 楼宇烈. 中国的人文信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 洪修平. 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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