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是世界孤独症关注日。上午时分,阳光洒在成都市武侯区一处安静的院落,善工家园助残中心的小楼里,一切井然有序。这里有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手工材料拼接的轻微响动以及老师们温和的指导声。
理事长胡斌的办公室陈设简单,记者与他的聊天,从一个年轻人的背影开始。
“那天在华西坝附近转车,正好看见他下班。”胡斌说起机构里走出的孤独症青年宋严(化名),语气里有一种压不住的激动,“穿着白衬衣、打着领带,西装搭在肩上,自己等公交车,上车,一切都很自然。”他特意没有上前打扰,只是远远地看着。
那个曾经被孤独症刻板行为束缚的青年,如今已是一名金融机构档案室的稳定员工。记者了解到,这份“自然”,背后是一条长达两年半、精心铺设的“职业重建”之路,而胡斌和其他老师们手中,始终牵着那根看不见的“风筝线”。
“职业重建”:从平行本子到档案管理
29岁的宋严,是善工家园“职业重建”服务中的一个标杆。
2023年前后他来到这里时,身上带着孤独症典型的刻板行为——比如,见不得两本书不平行,必须摆放得整整齐齐。“在普通场合,这可能被看作是‘问题’。”胡斌说。但善工家园的老师们没有尝试“纠正”他,反而从中看到了潜能。
经过系统的职业评估,他们发现宋严在秩序感和细节关注上超乎常人。于是,干预方向逆转:强化他整理、排序、编码和分类的能力。档案管理、图书归类这些需要极致条理的工作,成了他的训练核心。这不是简单的技能灌输,而是漫长的“工作人格”塑造:如何遵守时间、理解职场安全、处理同事关系,甚至包括青春期人际交往的界限……这些对普通人而言的社会规则,都需要拆解成无数个细微的步骤,日复一日地训练。
两年半后,当一家金融机构档案室的招聘机会出现时,善工家园的就业辅导员陪着宋严去面试。
宋严成功入职。这只是第一步。此后的日子里,就业辅导员成了他的“职场影子”,从每天陪同到隔天一次,再到一周一回访,最后逐渐淡出。如今,宋严不仅能独立工作,每月获得的薪资也非常可观。
他的案例,被定义为“支持性就业”——在专业支持下,实现社会性就业的典范。
然而,在善工家园,像他这样最终走向竞争性就业或支持性就业的学员是少数。胡斌坦言,目前机构内正在接受职业能力培训的约50人中,最终能达成这类就业的寥寥无几。更多学员的归宿,是“辅助性就业”。
“辅助性就业意味着,孩子们并没有离开机构。”胡斌解释道。在机构的特定区域,学员们组成小组,从事来料加工的手工作业,比如组装产品、封装贴牌。完成一定工作量,他们会获得相应报酬。“钱虽然不多,但都是他们自己挣的,那种喜悦和尊严感是不一样的。”这是目前国内大龄心智障碍者最主要的就业安置形式之一,它不追求经济独立,重在获得有意义的日常、社会参与感和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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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人士正在接受职业能力提升培训
无论是宋严的“走出去”,还是更多学员的“留在内部”,路径不同,内核一致:不是简单“给”一个岗位,而是进行一场从心理到技能、从人格到习惯的漫长“重建”。就业,在这里不是目的,而是生命融入社会的一种可能性的验证。
从一个父亲到200多个孩子的“大家长”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推动胡斌走上这条路的,是一位父亲最本能的焦虑与爱。他的儿子,今年33岁,是一名多重障碍的重度心智障碍者。
“他不是一件物品,是一个有喜怒哀乐、能感知尊严是否被尊重的生命。”胡斌说。当孩子离开特教学校后,他面临的是一道巨大的鸿沟:社会化的支持骤然缺失,家庭成为唯一的孤岛。“爸爸、妈妈,最多加上爷爷奶奶,这就是他全部的生活生态圈。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命状态其实是在退化。”
这种切肤之痛,让他完全理解了家长们,尤其是大龄心智障碍者家长的绝望。“你能照顾他两年、三年,那二十年、三十年呢?很多家长神经高度紧绷,最终崩溃,甚至引发极端家庭悲剧。”正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也为了给无数个陷入同样绝境的家庭寻找一条出路,这位并非社工出身的父亲,被“逼”着创办了善工家园。
“家长能稍微松口气,去过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哪怕只是能正常地上班,这就是‘解放’。”胡斌说的“解放”,不是推卸责任,而是通过专业支持系统,将家庭从24小时不间断的照料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同时让学员得到更科学、更丰富的成长介入。目前,善工家园为250多名3岁到45岁的心智障碍者提供日托或全托服务,其中孤独症人士约占四分之一。
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的章程在“亲友”二字下加了着重号。胡斌的另一重身份——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让他能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问题。“我们的政策与服务重心,过去大量倾斜于0-6岁的抢救性康复。16岁以后呢?他们的人生还有好几十年。”
他的机构,试图填补这块空白。从早期康复到学龄期支持,再到成年后的托养、职业重建,善工家园探索的是一条“全生涯”服务模式。胡斌办公室墙上“生涯服务”的规划图密密麻麻,承载着让每一个生命“有尊严地生活”的朴素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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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人士正在接受职业能力提升培训
照护的“重量”:就业之外,有更迫切的需求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孤独症群体发展状况报告(2025)》,我国16-30岁大龄孤独症群体转衔失败率高达78.3%,65.1%的孩子成年后长期宅家,超过一半出现能力倒退,23.7%尝试就业的孩子不到3个月就被辞退,最终能稳定就业、进入社区照料的只有12.6%。
在善工家园,就业服务只是众多板块中小小的一个。胡斌特别强调,外界常常因为就业故事更具“逆袭”色彩而过分关注,但现实是,对于大多数中重度和极重度心智障碍者家庭而言,“有质量的照护”需求远比“就业”更迫切。
“很多大龄孩子的家长,最焦虑的不是孩子能不能上班,而是‘我老了,我走了,他怎么办’”,这个问题被胡斌称为“终极安置”。这并非简单的“找个地方吃饭睡觉”,而是他们如何在失去至亲后,依然能继续获得有专业支持、有社交互动、有情感联结的生活,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因此,善工家园的核心与基础,实际上是“托养”。胡斌坚决反对外界对“托养”的污名化想象。“很多人一听‘托养’,就觉得是‘关起来’‘管起来’。我们做的,恰恰相反。”
在这里,托养是一种“校园式社会化的集体生活模式”。课程表上,排列的不是枯燥的看护,而是人际沟通、社会技能、居家生活、社区参与、健康维护等丰富的内容。老师们带着学员去超市购物、学习乘坐公交、在社区咖啡馆进行情景实训。哪怕是对于能力最弱的孩子,目标也是通过康复训练和行规调整,减少挑战性行为,让他们能够更平和、更有尊严地接受照料,并尽可能地体验生活的多样与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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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人士正在接受职业能力提升培训
“我们为每一个孩子和成人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IEP)或个别化服务计划(ISP)。目的是挖掘潜能,哪怕这个潜能非常微小。”胡斌说。机构里80多名专职人员,涵盖了特教、康复治疗、行为矫正、专业社工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工作,就是将这些计划一点点变成现实。
放不下的“风筝线”:全社会的课题与希望
采访临近结束,胡斌再次提到宋严,也提到那根“风筝线”。
“即使他已经稳定就业,我们的回访机制也永远不会断。这根线,得一直攥在我们手里。”这根线,是持续的支持,是永不关闭的退路和安全网。它象征的,是孤独症等心智障碍群体所需要的贯穿生命始终的、兜底性的社会支持体系。
胡斌分享了一组数据: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去年的调研显示,在孤独症人士中,16岁以上的占比高达88%。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是成年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在离开义务教育体系后,便坠入服务的“断层”。他们的需求是多元的:极少数需要就业支持,更多需要长期的托养照料、社区生活支持以及专业的康复行为干预。
“今天谈关注孤独症,不能只停留在关爱‘星星的孩子’这样浪漫化的概念上。”胡斌恳切地说,“更要关注这个群体真实的生命轨迹、家庭痛点以及他们占比最大的那个年龄段——成年期,特别是大龄期。倡导包容,不是喊口号,是要看见他们,并为之匹配实实在在的服务资源。”
在善工家园的小楼里,生命的故事以另一种节奏展开。这里没有奇迹,只有日复一日的耐心与专业;这里不谈“治愈”,只探讨如何与障碍共处,让生命尽可能丰盈。从父亲胡斌,到每一位老师,他们牵引着一根根纤细却坚韧的“风筝线”,让这些曾经可能坠落或隐匿的生命,能试着迎风舒展,在社会的天空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平稳的轨迹。
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摄影报道
编辑 李钰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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