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振华：早期农业研究视角下的江西地区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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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1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邓振华应邀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作题为“早期农业研究视角下的江西地区”的学术讲座。讲座在学术报告厅举行，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饶华松主持。

讲座伊始，邓振华老师从宏观格局出发，指出江西在探索南方地区农业起源、传播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与浙江、湖南等周边地区相比，江西现有的研究基础仍较为薄弱，许多问题尚缺乏系统性证据。因此，本次讲座试图在宏观框架下重新审视江西在早期农业研究中的地位，并探讨未来研究需要重点着力的方向。

在展开具体讨论之前，邓老师首先对早期农业研究的主要视角和相关方法作了简要梳理。他从生物性状与人类行为两个维度切入，指出当前水稻驯化研究中，小穗轴疤面所反映的落粒性仍是最为可靠的指标；相比之下，稻米粒型和植硅体形态分析虽然也被广泛使用，但在判别的有效性及其影响机制解释方面，或多或少仍需进一步开展工作。同时，水田遗迹以及一些地区出土的相对成系统的农业工具，也为理解人类对稻作的管理方式提供了重要线索。与之相较，北方旱作农业研究除粟、黍种子和植硅体形态分析之外，还可通过人或家养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为农作物消费提供更为直接的证据。

在此基础上，邓老师进一步概述了中国早期农业化进程的总体框架。他将这一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距今10000—7000年为农业起源与农业社会初步形成阶段，距今7000—5000年为农业区内部发展及初步扩张阶段，距今5000—3500年则是农业大范围扩张和农业化基本完成的阶段。结合农业化与新石器化的关系，他还提出了三种区域模式：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陶器、磨制石器、定居生活与农业渐次出现，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逐渐扩散，可总体视为完整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原生区；华南、东南及东北地区虽较早出现陶器、磨制石器乃至定居生活方式，但长期维持渔猎采集的生计模式，农业在较晚阶段才传入，并伴随一定规模的人群迁徙；西北与西南地区则表现为农业化与新石器化同步发生，新石器时代的各项技术要素以“包裹”的形式随移民整体传入。

在这一框架之下，讲座以三个阶段为线索，系统讨论了南方地区早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并重点分析了江西在其中的地位。

一、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的潜力区域

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方面，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相关发现，曾一度使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地区，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热点区域，并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如果依据当前的研究进展重新检视这批材料，则会发现其在鉴定依据、植硅体数量和年代等方面都仍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与此同时，若考虑到广东、广西一些洞穴遗址中也发现了稻属植硅体，那么对于这些早期洞穴中零星出现的稻属植硅体，仍需开展更多工作，方能作出更为稳妥的解释。

仙人洞与吊桶环和金衢盆地的位置关系

相比之下，在临近的金衢盆地，年代稍晚的上山文化诸遗址则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早期稻作遗存，构建了包括炭化稻米、植硅体以及陶器羼和料等在内的多重证据链。到目前为止，上山、湖西、桥头、下汤等遗址均发现了早期稻作的直接证据，其中桥头、下汤两处遗址的相关遗存尤为丰富。对大量稻属穗轴基盘的形态观察与分类统计结果显示，距今9000年前后，水稻驯化已经基本完成。更为重要的是，金衢盆地及周边区域目前已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已达24处，中晚期阶段的多处遗址还呈现出相对成熟的聚落规划。综合其在制陶技术乃至精神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明显进展，上山文化诸遗址无疑可以作为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形成的典型代表。

除浙南地区之外，澧阳平原、汉水中游和淮河流域的多处遗址中也发现了早期稻作证据，其年代上限大体在距今8500年前后，晚于上山文化。由于这些遗址发掘时间不同，获取的植物遗存种类以及开展的分析工作也存在差异，但参考八里岗、贾湖、雪南等遗址出土穗轴的鉴定结果，这些遗址中的稻类遗存应当都属于驯化稻。

观察上述遗址的分布不难发现，江西地区在长江中游与长江下游之间，构成了早期稻作分布中的一处空白地带，而当地是否存在同时期的稻作遗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稻作农业起源模式的认识。近年来，靖安老虎墩遗址下层遗存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对其下层遗存进行系统采样与浮选后，发现了较为丰富的炭化稻米和穗轴基盘等遗存。根据穗轴基盘的形态鉴定结果，这批稻属遗存亦属于驯化稻；其直接测年结果的上限可至距今约8500年，下限约在距今7500年前后，延续时间相当长。

距今约8500-8000年稻作遗存的主要分布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材料，邓老师提出，在稻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方面，江西地区值得重点推进两个领域的研究：其一，在赣东北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和针对性发掘，完善对当地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认识，以及对这一时期植物资源利用状况的把握，并进一步探索赣东北与邻近金衢盆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之间的关系；其二，在江西其他区域寻找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线索，厘清这一阶段稻作农业经济在江西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江西在稻作农业扩张初期所扮演的角色。

二、长江中下游早期农业带的待补缺环

距今7000年之后，南方农业区在此前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扩张，但不同区域由于环境基础不同，在发展节奏、扩张程度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

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长江及湖泊水域的限制。尽管全新世以来不同阶段的河湖水位有所升降，但今天两湖平原的核心区域在整个史前时期基本无法实现稳定居住和生活，因此各时期的人类活动主要沿外围区域展开。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长江中游农业区的范围由最初的澧阳平原逐渐向西扩展至峡江地区，继而向东影响到汉东地区，以及汉水下游与鄂东黄冈等地。

两湖地区ca.8500-3000 cal. BP 遗址分布示意图 (Zhao & Mo, 2020)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史前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除本地基础之外，还受到来自北方仰韶文化移民的影响，这一点在汉东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钟祥边畈遗址提供的线索来看，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这一阶段，北方仰韶文化的影响就已经深入到汉水以东区域；此后，本地的油子岭文化亦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正由于南北向区域交流在较早阶段便已开始，北方旱地作物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传入该区域，使其成为最早的混作农业区之一。

与长江中游主要受河湖水位变化制约的环境背景不同，作为长江下游核心区的环太湖地区，人类活动主要受到海平面变化的影响。直到距今7000年前后，随着海平面上升速率减缓，河口地区才得以逐渐沉积，长江三角洲开始形成，环太湖地区与宁镇地区自此才出现较为稳定的人类活动。随着沉积陆地面积逐步增加，以及以太湖为中心的现代蝶形洼地地貌逐渐形成，距今6500年之后，环太湖地区的遗址数量和人口规模才开始缓慢增长，并最终在崧泽至良渚文化阶段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宁镇地区也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北阴阳营文化，并与环太湖地区及西部巢湖地区发生密切互动，其影响范围甚至到达安徽西南部薛家岗文化区，从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长江下游文化圈。

这些区域的大规模开发与文化繁荣，其基础自然是农业经济的普及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根据植物考古研究成果，该地区的早期农业呈现出明显的湿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特征，在水稻种植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菱角、芡实等资源的利用，但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粟、黍的种植。

位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江淮走廊地区，也在这一阶段完成了向农业化的转变。以江淮西部为例，当地大致自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少量黄鳝嘴文化聚落，其后的薛家岗文化早期基本延续了这一态势，到了薛家岗文化晚期，聚落数量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总体而言，南方农业区在这一阶段的扩张，主要集中在前一阶段农业聚落所框定的区域范围内部。后来成为当地社会发展重镇的环太湖地区与汉东地区，正是在这一阶段才逐渐得到开发。位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江淮走廊，虽然人群密度不高，社会经济与文化面貌又在东西两大文化区的影响之间摇摆，但也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由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连续的农业带。

然而，如果观察这一阶段农业区的分布，江西所在区域，尤其是今天的鄱阳湖周边地区，却显得尤为突兀，成为长江中下游连续农业带上的一个明显缺口。当地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存，目前仅见于新余拾年山下层等零星遗址。然而，若考虑到闽北富屯溪流域等地发现了带有明显黄鳝嘴文化影响的遗存，那么作为连接两地的必经通道，江西不应表现出目前已知材料所显示的这种近乎空白的状态。因此，对于赣鄱地区距今6000—5000年这一阶段遗址分布及其生业经济等综合面貌的探索，是今后另一个需要开展针对性工作的方向。

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农业区分布范围示意图

三、华南与东南农业化进程的关键枢纽

中国南北方农业区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与扩张，到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连续的农业分布区。在发展较早的中原、环太湖与汉东等地区，已开始出现社会复杂化趋势；但外围区域在同一时期尚未完成向农业经济的转变。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江西地区在距今5000年之后出现了聚落数量的爆发式增长，以樊城堆文化为代表的本地文化特色逐渐凸显。抚河流域近年较为系统的区域调查新发现了大量遗址，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人口规模增长的程度。根据靖安老虎墩、宜黄锅底山、金溪釜山和樟树樊城堆等遗址的植物遗存分析结果，赣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呈现出以稻作为主体、兼有少量粟类种植利用的模式。

抚河流域先秦时期环壕遗址分布示意图

更为重要的是，江西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东南与华南地区的农业化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枢纽作用。粤北地区石峡文化与樊城堆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很早便已受到学界关注并引发讨论。自距今约4600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北缘的丘陵地带出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址。这些遗址中，目前已有多处开展过植物考古分析，据此可知，岭南地区自石峡文化阶段起农业已经出现，而且与赣鄱地区类似，均呈现出以水稻为主、同时利用少量粟的模式。就区域发展进程而言，岭南地区此前虽然经历了数千年的“无农业”新石器时代，但聚落密度和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直到农业传入之后，才以此为经济基础开启了本地社会的迅速发展。

与岭南相似，福建地区农业聚落的大量兴起也要晚至距今5000年前后这一阶段。此前，虽然有大坪顶遗址距今7500年的炭化稻米等零星发现，以及稍晚阶段的邵武斗米山下层这类带有黄鳝嘴文化影响的遗存，但似乎并未发展出稳定增长的农业经济与人口规模，沿海的壳丘头文化等仍表现为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业模式。大体到距今5300年，特别是距今5000年之后，当地遗址数量才逐渐增加，不同区域也开始出现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以明溪南山为代表的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稻、粟、黍等农作物，农业经济获得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而且农作物种类也并非单纯稻作。研究者亦普遍注意到，这一阶段福建地区与邻近江西、浙南等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东南沿海地区的这一变化进一步跨越海峡，影响到台湾地区。当地至少在距今4600年前后已经出现明确的农作物证据，台南南关里东、台北植物园等遗址相对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都发现了稻旱混作的证据，显示出与福建地区的一致性。当然，这一农业传播及与之相关的人群迁徙过程，之后还进一步扩展到岛屿东南亚等地，构成了南岛语族人群迁徙的经济基础。从农业传播的角度来看，南岛语族相关人群的迁徙更可能追溯到“江西—福建—台湾”这一陆上扩散路线，而并非此前部分学者提出的自山东半岛直接走海路到达台湾的海上路线。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华南、东南乃至东南亚等地农业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人群迁徙事件的研究，江西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枢纽区域。然而，当前对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的研究仍仅限于零星几处遗址，特别是在赣南等地，由于基础工作相对薄弱，直接证据目前仍然缺失，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

江西在华南和东南地区农业化进程中的“枢纽”地位

在介绍完新石器阶段的相关研究后，邓老师还进一步以瑞昌铜岭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为例，将讨论延伸至青铜时代。铜岭遗址的植物遗存显示，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饮食传统不同，当地冶金社群的日常食物中包括较高比例的粟、黍，其饮食结构变化与这一阶段商文化向南影响的强化，以及一定规模冶金技术人群的南迁等因素直接相关。植物考古材料由此可以成为理解这一时期区域间联系、人群流动，以及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互动关系的独特视角。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研究问题；如果能够将考古学问题与相关技术手段有效结合起来，不仅能够推动史前时期研究，对于商周乃至历史时期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讲座最后，邓老师指出，江西地区在农业起源、扩张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具有重要地位，已有证据与线索已为确立这种关键地位提供了明确佐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的现实情况是，当前研究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各阶段证据都较为零散，亟待更加系统、全面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以“溯源”“寻流”“枢纽”三个关键词，概括了江西地区在早期农业研究领域未来努力的方向。

来源：“江西考古”公众号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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