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退伍后摔断腿，竟然与女同学发生了这样的故事！

我叫林建国，1962年出生在鲁中南一个叫柳沟的村子。

1984年深秋，我脱下穿了五年的军装，背着褪色的军绿色帆布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五年的军旅生涯把我从一个毛头小子锤炼成了一个结实硬朗的汉子，村里人都说我有出息，在部队还入了党，将来肯定能成大事。

我爹娘也高兴，逢人就说儿子回来了，张罗着要给我说媳妇。可谁也没想到，命运这东西，翻脸比翻书还快。

第二年开春，山里头的药材正是好挖的时候，丹参、柴胡、桔梗，满山遍野都是。我寻思着多挖点药材卖了，攒些钱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也好娶媳妇。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上了山，背着一个大竹篓，手里拿着小镢头，沿着后山那条窄得只能容下一只脚的小路往上爬。那条路我走过无数次，闭着眼都知道哪儿有坑哪儿有坎，可偏偏那天早上露水大，石头滑，我一个没踩稳，整个人连人带篓子就从那十几米高的崖壁上滚了下去。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了。我爹说我被一个放羊的老汉发现，用驴车拉到乡卫生院，乡卫生院看不了，又辗转送到县医院，这一来二去耽搁了将近十个小时。

左腿粉碎性骨折，伤口严重感染，医生说再不截肢，命都保不住。我爹在手术室门口蹲着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还是哆嗦着手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只有一条腿的人。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觉得天塌了。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曾经扛着枪保卫国家的人，现在连路都走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把墙上的军装照全都摘下来扣在箱子里，把部队带回来的东西塞到床底下，眼不见心不烦。

我娘端来的饭经常凉透了也没动一口，我爹蹲在院子里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后来是我在部队的连长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建国，你是个兵，兵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败”，这句话像一记闷锤砸在我心口上，我哭了一场，终于开始学着拄着拐杖站起来。

可站起来容易，走下去难。

到了1986年，我已经能拄着拐杖在村里走动了，家里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头一个姑娘是隔壁村的，见了一面，看我拄着拐杖，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第二个倒是多说了几句话，问我能干啥，我说我能给人看病——我在部队是卫生员，回乡后又跟村里一个老中医学了一年多，一般的小病小痛还真难不倒我。那姑娘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回去跟她爹娘一说，人家回了句“一个瘸子能有什么出息”，这事儿就黄了。

第三个、第四个也大同小异，有的嫌我是残疾人，有的嫌我家穷，有的干脆连面都不肯见。四次相亲，四次碰壁，我把拐杖往地上一顿，跟爹娘说，这辈子不找了，一个人过也挺好。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平时在屋里看医书，给村里人看看头疼脑热，谁家有个腰腿疼的也来找我，我给扎扎针、开几副中药，也不收多少钱，乡亲们倒是念我的好。

慢慢地，我也有了点名气，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柳沟有个拄拐杖的林大夫，看病实在，不坑人。

我心里也渐渐踏实了些，觉得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

直到1987年秋天，郑巧娥回来了。

巧娥是我初中同学，我们一块儿在镇上的中学念了三年书。那时候她坐在我前排，梳着两条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

我记得她上课的时候总爱回头问我借橡皮，其实她抽屉里明明就有，我也不说破，每次都笑眯眯地递给她。

后来她初中毕业就不念了，再后来听说她嫁到了外省，嫁了一个煤矿工人，之后就没再听到过她的消息。

那天我拄着拐杖去镇上买药，在供销社门口碰见了她。她比以前瘦了很多，脸色也不好，头发随便扎在脑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

我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是她先叫的我：“建国？是林建国吧？”我愣了一下，仔细一看，那双眼睛还是以前的样子，只是里头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们在供销社门口站着说了好一会儿话。才知道她嫁到山西那边，男人在煤矿上干活，三年前出了塌方事故，人没救过来。男人家里头的人不但不体谅她，反而怪她命硬克夫，把她当外人看，处处刁难，公婆骂她，妯娌挤对她，连饭都不让她上桌吃。

她在那边举目无亲，熬了三年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带着一点微薄的抚恤金回了娘家。

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但我看见她攥着布包带子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

我心里头一阵一阵地发酸，嘴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说了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她看了看我腋下的拐杖，又看了看我空荡荡的左裤腿，问我怎么了。

我把当年上山挖药材摔断腿的事跟她说了，她听了眼圈就红了，说：“你当兵那会儿多精神的一个人啊，我记得你穿着军装从镇上走过的时候，我们都趴在窗户上看，那时候我还跟同学说，要嫁就嫁林建国这样的人。”

我被她这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笑了笑说：“现在可没人想嫁我了，上回相了四次亲，全让人给拒了。”她也笑了，说那是她们没眼光。

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是说当年想嫁给我吗？现在机会来了，不如你嫁给我算了。”

我本是一句玩笑话，说出来就后悔了，觉得太冒失。可她愣了一瞬，竟然想都没想就说：“好啊。”

我以为她也是随口一说，笑着打了声招呼就拄着拐杖走了。

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娘开门一看，郑巧娥拎着一个旧皮箱、背着一个大包袱站在我家门口，说找林建国。

我拄着拐杖出去，她把东西往地上一放，看着我说：“我说了嫁给你，不是开玩笑，你要是愿意，我就住下来照顾你。”

我站在那儿，手里的拐杖差点没拿稳。

我爹我娘也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我把她让进屋，认认真真地跟她说：“巧娥，你可想清楚了，我是个残疾人，只有一条腿，你跟着我要吃很多苦。”

她说她想了一夜，想得很清楚，她这辈子命苦，但看人不会看错，我林建国是个好人，跟好人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过得下去。

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我跟她说我学过医，会给人看病，虽然不是正规的大夫，但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

她说她不怕穷，只怕心穷。

我又说你要是顾虑什么你就说，你父母那边我去说，我虽然缺条腿，但嘴不缺，该说的话我一句不会少。

她看着我，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说：“你都这样了还想着替我去说，我还顾虑什么。”

就这样，巧娥住进了我家。一开始我爹我娘还有些顾虑，怕她是一时冲动，待不了几天就走。可巧娥这人说话算话，住下来就没再挪过窝。她把我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的医书按大小排好，每天帮我洗药罐、晒药材，我去给人看病她就扶着我走山路，一步都不让我多走。

村里人开始说闲话，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是图我家什么东西，有人说她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找个瘸子，她听见了也不恼，该干啥干啥。

我们在一起半年后办了婚礼，没请多少人，就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几桌，乡亲们来吃了顿饭，热闹了一下。

结婚那天晚上，她跟我说：“建国，咱们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强。”我说好。

1988年秋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胖乎乎的，哭声特别大。巧娥说这孩子随我，嗓门大，有劲儿。

我给儿子取名叫林志远，志存高远的意思，我希望他将来能走出大山，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儿子出生后，我越发觉得身上的担子重了。光靠在村里给人看病那点收入，养活一家三口确实紧巴。

巧娥看出了我的心思，有天晚上她跟我说：“建国，你的医术这么好，来找你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咱家的房子太小了，要不咱想个办法把摊子铺大一些？”

我一想也是，可家里没多少钱，拿什么铺摊子？

巧娥把她藏在箱子底下的那点抚恤金拿了出来，又把结婚时她娘给她的银镯子卖了，凑了两千多块钱。

我爹我娘也凑了些，零零碎碎加起来不到三千块。这点钱想在镇上盖房子那是天方夜谭，但巧娥说：“咱们可以先在家里干，等攒够了钱再说。”

从那时候起，我们俩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我白天给人看病，晚上看医书做笔记，巧娥一边带孩子一边帮我抓药、熬药，有时候半夜有人来敲门，她就赶紧起来烧水、点灯，从来不抱怨一句。

我们俩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她甚至学会了辨认几十种常用药材，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她能帮我给病人包扎、换药，邻居们都说巧娥是半个大夫。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家里的三间小屋子根本坐不下，病人就在院子里排着队，冬天冷得直哆嗦，夏天晒得冒油。我跟巧娥商量，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

1998年，我们咬咬牙，在镇上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三层的房子，一楼做诊室和药房，二楼住人，三楼用来晾晒药材。总共一千来平米，还雇了两个工人帮忙。盖房子那段时间，巧娥瘦了二十多斤，天天在工地上盯着，搬砖、和水泥，什么活都干，工头都佩服她，说她比男人还能吃苦。

诊所开起来以后，我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能用中药治好的，绝不给人家开西药；能花十块钱治好的病，绝不让人花二十。

我那个年代当卫生员的时候，部队上的老军医教过我一句话，叫做“医者仁心”，我一直记在心里。咱们庄稼人挣钱不容易，一块钱掰成两半花，我不能昧着良心赚人家的血汗钱。

有个邻村的老汉，七十多岁了，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疼得走不了路，儿子带他去大医院看，花了三千多块也不见好。后来找到我，我给他开了几副中药，又用针灸和艾条给他治了两个月，总共花了不到二百块钱，老汉就能下地走路了。他提着两斤猪肉来谢我，我死活没收，我说您留着自个儿吃吧，比我吃了还管用。老汉当时就哭了，说林大夫你是个好人，好人一定有好报。

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但每一次听到，心里都热乎乎的。我时常想，我林建国这辈子虽然断了一条腿，但老天爷待我不薄，给了我一个好媳妇，又给了我一个好儿子，还让我有一门能帮人的手艺，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儿子林志远从小就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里前几名。他上高中的时候，每个月回家一次，从来不跟我们要零花钱，衣服也是能穿就穿，从不跟同学攀比。

我跟他说，你别省钱，该花的花，家里诊所生意不错，供你读书没问题。他就笑笑说，我知道，我就是不爱花钱。

其实我心里明白，他是心疼我们，怕我们太累。

后来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进了国企，一步一步从基层干起，现在已经是高管了。每次回来都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给我买茶叶，给巧娥买衣服，还给他媳妇和孩子带各种新鲜玩意儿。

我和巧娥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样子，心里头那个甜啊，比喝了蜜还甜。

前年，儿子非要把我和巧娥接到城里去住，说我们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福了。我们拗不过他，就把诊所交给了跟了我十几年的徒弟打理，搬到城里跟他们一块儿住。

儿媳妇也是个好姑娘，贤惠懂事，把我们当亲爹亲娘一样孝顺。每天早晚，我和巧娥就到小区旁边的公园里散步，她扶着我的胳膊，我拄着拐杖，走累了就找个长椅坐下，看花看草看孩子，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的。

有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城市的万家灯火，就会想起从前那些事。想起那年摔下山崖的疼，想起相亲被拒的难堪，想起巧娥拎着皮箱站在我家门口的样子，想起我们两个人盖房子时灰头土脸的模样。

这些事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过完了我就扭头看看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巧娥，喊一声：“巧娥，今晚吃啥？”她在厨房里回一句：“你爱吃的炖排骨。”我就笑了。

说起来，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不是后来过上了好日子，而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有一个人拎着箱子就来了，没要我一分彩礼，没嫌弃我少一条腿，就那么安安心心地跟着我过了三十多年。她当年跟我开玩笑说“要嫁就嫁林建国这样的人”，后来真的嫁给了我，这一嫁，就是一辈子。

我时常想，什么叫好报？发了大财叫好报吗？当了高官叫好报吗？我觉得不全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好报，就是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巧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养出了一个争气的儿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地过日子。好人未必大富大贵，但好人往往能遇见另一个好人，两个好人在一起，日子再苦也能熬出甜味来。

那个拄着拐杖的退伍兵和那个拎着旧皮箱的苦命女人，他们谁也没想到，当年供销社门口的一次偶遇，会把两个人的后半生紧紧地拴在一起。如今我常跟年轻人说，别嫌日子难，别怕命不好，你只管做个好人，上天自会安排。你看我，断了一条腿，不也走出了一条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