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怕流氓有文化：御史狎妓为何显得“高雅”

【醒读《金瓶梅》之69】

《金瓶梅》对底层妇女、市井百姓怀有无尽悲悯，但对假装高雅清高的文人和官员，却尽情讽刺毫不留情。

政和7年4月15日，新科状元、现任两淮巡盐御史蔡蕴第二做客西门府。宴会之后，西门庆悄悄接来两位女妓侍奉蔡蕴。面对两位惊为天仙的女妓，蔡蕴拿出文人的常见做派，把一次嫖妓行为包装成了一场文艺活动。

蔡蕴是如何把自己包装出高雅形象的？

01. 强蹭典故自赋雅趣

蔡蕴一见董娇儿、韩金钏两位女妓盛装出现，立刻摆出端方君子的模样，开口推辞说：“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 西门庆深谙其意，当即递上台阶，接口说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

他说的是东晋文人、重臣谢安（字安石）的旧事。年轻时的谢安喜欢和王羲之到城外的东山游玩，每次出行必携带歌妓。这句话有两重意思，一是捧蔡蕴的臭脚，说他有谢安的才华和能力；二是劝蔡蕴，前人雅事风流，足可学习。

蔡蕴听后，立即回捧西门庆的臭脚：“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王羲之）之高致矣。” 说完，就动起了手脚，“月下与二妓携手，恍若刘阮之入天台”。

短短几句对话，便为这场即将上演的床笫之事，披上了一件古雅风流的外衣。

谢安与王羲之的东山之游，本是隐逸山水、诗酒谈玄的士人雅集，他们携带歌妓只为助兴；而蔡蕴与西门庆的这场夜宴，不过是权钱勾结、官商应酬的声色场。

蔡蕴还将自己与二妓携手月下，比作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把风尘女子美化为仙子，把寻欢作乐升华为仙遇奇缘。经过这番自我美化，那些流传千古的典故与先贤风流，到了蔡御史这里，不再是精神上的追求，反倒成了满足肉欲的盛宴。

只要能蹭上“典故”，自己变得高雅了， 这是蔡蕴这类文化官员自我麻醉自我包装的第一个小技巧。

02. 欲退不舍借口盛情

比硬蹭典故更显虚伪的，是蔡蕴那种内心极其想要、却假意推辞的假态，他用“盛情难却”的借口，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性。

当两名女妓款款而出时，蔡蕴只看了一眼，就“欲进不能，欲退不舍” ，口中说着 “恐使不得”，脚步却分毫未动；心中早已意动神摇（欲进），面上却依旧端着御史的架子(不能)。但终究是身体比言语更诚实，一听西门庆搬出“东山之游”的典故，立即乖乖地留了下来。

接下来，他们在月下观花，在翡翠轩题诗、对弈，饮酒听曲，兴致正浓之时，蔡蕴又提出夜深酒多，嘴上说着要告辞离去，却只是缓步走到花下站立，根本没有真正动身。善解人心的西门庆及时提醒他，你还没有给女妓韩金钏赏酒呢，蔡蕴立刻应声附和，就在花下站着继续喝酒。

月圆之夜，子佳人，花下花饮酒，好一幅高雅的面画。

蔡蕴欲退不舍的假意推辞，全程都是一场精心表演的假戏，用“推辞不过 盛情难却”来掩盖主动的欲望，成全了他想要的体面。

03. 强索雅号故作风流

饮酒作乐时，蔡蕴问两个女妓：“你二人有号没有？”董娇儿老实回答：“小的无名娼\妓，哪讨号来？”蔡蕴说：“你等休要太谦。”然后，“问至再三”，韩金钏、董娇儿实在无法，才临时各自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分别叫玉卿和薇仙。

蔡蕴第一次拜访西门庆时，也是再三询问西门庆的号，西门庆被逼不过，临时给自己取了一个“四泉”的雅号，这个四泉被读者解读为酒色财气四全，也是作者的讽刺之笔。

文人为何如此热衷于“逼人”取号？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无论多么低俗，包括西门庆这样的嫖家和韩金钏这样的女妓，一旦有了号，就立即变得高雅了，和他们一起所做的任何事，就都是雅事了。

听到董娇儿自号 “薇仙”，蔡蕴立即心中甚喜，当即“留意在怀”，也就是，他立即就做出了选择：当晚要这个“薇仙”陪睡。

蔡御史为何会因为一个号而选择一个妓呢？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薇” 字暗合紫薇星，它掌管着文笔和官运，是文官必生的追求；而“仙”字能满足他对 “雅事” 的想象。二是薇字容易入诗，能够显示他的才情。三是两个女妓本来没啥区别，选谁本是个难题，这个号帮他解决选择困难。

所以，众人喝酒正闹，蔡蕴却先到月下独立，后在月下喝酒。此时，他应该就在构思即将要赠送给女妓董娇儿的诗句了吧。

不久，董娇儿独自侍候蔡蕴，蔡蕴拿起她的纸扇，一挥而就，极其自得地写下：“小院闲庭寂不哗，一池月上浸窗纱。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对紫薇花。”

最后一句，足见蔡蕴的虚伪与自我陶醉。但此句却是抄袭自白居易的原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白居易写的是自己在中书省值班时的清冷孤寂，是士大夫的孤独与自傲；而蔡蕴的篡改，却将孤高清冷的官署情怀，变成了狎妓的“春意盎然”。白居易地上有知，该于当晚破坟而出了吧。

此风流不是彼风流。蔡蕴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强行与白居易的风采流动划上了等号，他以为这样，自己的嫖妓行为也变得高雅了。

04.红纸包装强掩黄色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睡完董娇儿的次日清晨，蔡蕴老练地拿出一张大红纸，包好一两银子，送给董娇儿，作为赏赐馈赠。在他看来，用红纸包着，这一两银子就显得体面、高雅，就能包裹住“黄色交易”的本质了。在晚晚读书人眼里，红纸是雅赠，封包是体面，这银子就变成了文人雅士的馈赠，而不是市井口中的嫖资。

但董娇儿拿到这一两银子后，却特意拿到后边送给西门庆看。董娇儿的这一举动，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嘲笑蔡蕴的自欺其人，嫖资就是嫖资，你用皇袍包着也改变不了它的性质；二是嘲笑蔡蕴的小气，堂堂御史大人，睡了女妓才付一两银子，太丢人。这既是向西门庆告状，也是要西门庆补偿。

西门庆一看蔡蕴的做派就笑了，他劝董娇儿：“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语言中满含着对文职官员和文化人的不屑一顾，也包含了戳穿文人把戏的快感。

西门庆虽是市井商人，不掩粗鄙，却比这位状元御史坦诚得多。他不包装，不虚饰，不拿圣贤典故遮羞，一句话便撕去了蔡蕴苦心经营的所有体面。蔡蕴用红纸、诗句、典故把一场交易裹了一层又一层，西门庆只一句，便道破本质：这不过是没钱又要面子的文官把戏。

真正的风流，在于风骨与情趣；而假冒的高雅，不过是欲望与体面的合谋。

蔡蕴这整场表演，道尽了晚明部分士大夫的精神塌方。他们并非不懂高雅，而是太懂得如何拿高雅当作遮羞布；他们的知识不再用来修身立德，诗文不再用来言志抒怀，反倒成了包装龌龊、粉饰堕落的工具。

这也正是《金瓶梅》最惊心之处：最可怕的从不是直白的流氓，而是有文化、有地位、有话语权，却把一身斯文用在最不斯文之处的流氓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