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自己的选择

文人大多都有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人生非常重要，其实只是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罢了。

古代文人大多有两种选择，一种进入仕途，另一种就是著书立说。无非是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却偏偏非要在朝，在朝不行才会在野，而不是最初确立的目标就是在野。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文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而立功的文人绝对是少数。即便文人立功了，接受了封赏，成了权贵的一员，也仍然是为权贵谋取利益，而不是为天下苍生谋取利益，以至于有了为主人谋取利益的说客。战国时期，各种说客巧舌如簧，朝三暮四，朝秦暮楚，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们不过是御用文人而已，却偏偏自视甚高，认为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周旋于各个国家之间，可以说服一些国君发动战争，也可以说服一些国君停止战争。其实这是文人自己的选择，他们平时没有出头之日，只是读书还不行，需要接近权贵，需要学以致用。那时候读书算是权贵的事，而普通人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家里花费很多钱。其实也花费不了多少，但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农民大多连饭都吃不饱，衣服也穿不暖，倘若供养读书人，就要付出三代以上人的努力，不然是不能供养读书人的。读书成了权贵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而有知识和文化才可以治理国家，才可以为权贵出谋划策。

文人大多都想修齐治平，实现圣人的理想，要为国家谋福利，要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中。其实这些愿望都是大而无当的，并不能实现。不是说文人不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而是说文人树立了大而无当的所谓远大的理想，根本实现不了，只算是一种幌子。因为天下是皇帝的，不是文人的，文人即便做了宰相，也不具备平天下的能力，需要和皇帝商量，由皇帝来做主，不然越厨代庖，就很可能被诛九族。只有做了官的文人才被人高看一眼。而这样的文人，无论写诗作词还是写文章，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像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和韩愈写《谏迎佛骨表》，实属少见。文人总是处在巨大的思想矛盾之中，一方面要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要为统治阶级谋取利益，同时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想要拯救天下苍生，却感觉力不从心。因为天下苍生受苦受难的境地是整个体制造成的，不是某个人能说了算的，即便是皇帝想要改变整个体制，也是难上加难。不管是官员还是皇帝，都要维护现有的体制，叫做“祖宗之法不可变”。文人想要改变现有的体制，基本上不可能。即便有商鞅变法，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运动，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却并没有让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境地。

文人总是要做官，做不了官就要成为御用文人。不管是李白还是杜甫，都做过官，但都不适合做官，而那些边塞诗人大多做的是幕僚文人。他们有感而发，写了一些诗歌，并没指望诗歌能流传下去，而是认为做官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偏偏历史和他们开了玩笑，他们做不成官，而他们的诗歌却传承下去，成了文学经典。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其实是从鲁国被排挤出来的，想要让诸侯采用“仁”的学说，就是想借助权力推行自己的学说。可是没有任何一个诸侯采用他的学说。以至于他带着弟子像丧家之犬一样，游走在各个国家之间。后代的君主采用了他的学说，却偏偏没有保持原汁原味，而是肆意改变，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保留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那一套。文人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想要传承下去，就要借助权力迅速推行。倘若权力不推行，只靠文人自身的力量，当然传播不久远。其实大多数文人志大才疏，并不具备做官的能力。或许他们受到了圣贤书的毒害，总是认为自己以后可以成为圣贤。实际上圣贤的目标太为高远，他们根本成不了圣贤，也不可能治国平天下。他们有可能只会写诗作文，却不具备治理天下的能力。可是他们偏偏比较自高自大，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才能超常，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年之后就被排挤出官场。

不管是李白还是白居易，不管是韩愈还是柳宗元，不管是欧阳修还是苏轼，都被排挤出官场，似乎文人天生不能做官，做官就要泯灭个性，而他们偏偏要保持活泼的个性，还要为社稷着想，很容易被政治对手打击。政治不是文人想的那么理想，很容易泯灭个性，也很容易在潜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让文人失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倘若文人真的失掉了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就可以变成赤裸裸的官员；倘若他们不愿意失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还要保持独立的个性和思想，那么文人就还是文人，很有可能被排挤出官场。历来政治操控文学，或者说权力操控文学，不允许文学独自发展。除非在战乱平庸的时代，统治阶级无暇顾及文学的发展，才会出现百家争鸣的状况。春秋战国时期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出现了诸子散文。民国时期也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时代，仅仅现代文学史上就有很多名家出现，而到了现在，似乎一个也没有。文革以后，沈从文不再写作，搞了服饰研究，算是没有被批斗，而老舍被批斗致死，赵树理被批斗致死，傅雷夫妇被批斗致死。郭沫若写诗像口号，贴在墙上是标语，简直有辱诗人的身份。大量的知识青年投入了红海洋，后来上山下乡，整个运动就过去了。很多文人都不敢说话了，也不敢写作了。这不是历史的选择，这是政治对文化的控制，也是对文学的控制。文人在这样的浪潮中无可奈何，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在朝还是在野？无疑在野是安全的，但仍然要放弃写作，或者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当然没有什么社会意义。

文人有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在朝还是在野？到底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不平则鸣”，到底是为了揭露民族劣根性，还是为了人生而写作，似乎都有自己的选择，没必要强求，但读者看起来，就可以分出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