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固阳记忆

1982年3月，我走进了建筑单位，成为一名光荣的混凝土架子工。岗前培训草草结束，就被抛到了一线工地的混凝土组。那会儿混凝土组分两个组，一个组长姓智，另一个组长姓温，我和十几名青年徒工被分到了温组长那一组。老温三十多岁，长脸黑面，长着一对虎牙，性格硬朗；副组长是个性格懦弱的王姓老头。两人互不服气，手下人也自然分成了两拨。老温领着那群新来的、壮得像牛犊的年轻壮劳力自成一伙；我和一个叫黄埔的瘦弱工友，外加王姓副组长与两位老工人，被挤到了边上。脏活、没人去的工地，都落在了我们肩上，这里像是一个微缩的江湖。 歧视是明摆着的。奖金全由温组长说了算，从不公开。他们那伙人分十块，我和黄埔就拿五块，甚至更少。发完钱，他们呼朋引伴喝酒划拳下馆子，从来不会叫上我们。心里清楚这不公平，但在那个弱肉强食、力气就是道理的环境里，没资格争辩，只能闭住双眼忍气吞声。

1982年初秋，老王带着我和黄埔、张某，四人被派往偏远的固阳县汽车站工地打混凝土地基。上午，坐着单位那辆破旧的客货两用车，晃晃悠悠一路颠簸。进固阳要走一段艰险的盘山公路，俗称大坝，盘山路险峻吓人，往下看就是深渊。那年我18岁，初到异地劳动，对陌生世界还有点新奇。当时的固阳县城，只有一条不长的、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像一道灰色的伤疤，四周全是低矮的土房，比市里荒凉许多。

下午5点多，司机把我们连同铺盖卷放在几间废弃的营房前，车一溜烟走了。面对四面漏风的屋子，我们自己动手，用架板和破砖支起通铺，铺上简单的被褥，总算有了歇脚的地方。饥肠辘辘，听说固阳莜面好吃，我和黄埔跑到街上，每人要了一斤。热气腾腾的莜面搓得细匀，浇上羊肉汤，香味扑鼻。俩人狼吞虎咽痛痛快快吃了一顿，没想到黄埔肠胃不适，夜里跑了好几趟厕所。

工地的劳动是艰苦的。我们负责混凝土地基和圈梁，那些年没有什么手套或劳动保护，甚至连安全帽也没有，每天风吹日晒，搬材料、打混凝土、绑架杆，体力消耗极大。有一天搭架子，我吃力的扛着一根六米长、碗口粗的木架杆，脚下一划，连人带杆摔进两米多深的壕沟。双腿卡在架杆之间，大腿内侧被擦伤，满嘴都是血，疼得眼前发黑。我咬着牙，从沟底一点点爬起，浑身是土，但不能喊，不能叫，更不敢请假。在那个以力气为尊的地方，示弱就会成为笑话，换来更多的讥笑。于是，我忍着剧痛，擦干嘴角的血渍，重新扛起架杆，一瘸一拐地继续干活。腿疼了半个多月，但我一天也没休息，也没跟任何人提起。摔下壕沟后那沉默的爬起，是那个环境里唯一的尊严。

建筑工人的日子，就是风餐露宿。每天从早干到晚，浑身尘土汗水，衣服湿了又干。中午收工，还得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二里多地回住处，自己生炉子做饭。18岁，在家没做过饭，只能凑合。从家里带的米面油，妈妈知道我喜欢吃面，给我带了几把挂面，炒了一大瓶肉酱，有时在路边买点蔫了的青菜，滴几滴油扒拉两下，就着蒸得半生不熟的米饭或蒸饼，清汤寡水，只为把那个无底洞似的年轻身体填满。全凭胸口那一股不服输的气硬撑着。

工地生活枯燥繁重，偶有间隙，我就一个人在固阳城里转。那时县城人少，街面冷清，处处透着荒芜。我独自走很远去阿塔山，山上没有茂盛的草木，只有一块块巨大的圆石头，孤零零散落在山坡上，四周寂静无比，只听见自己爬山时的心跳。我也总去固阳烈士陵园，高高的纪念碑矗立在空旷的场地中，碑顶是持刀的铜人铜马雕像，在荒芜天地间显得格外肃穆，也格外孤单。我站在碑前，望着雕像，看着周遭陌生冷清的景象，心里满是孤独与茫然，感受着独在异乡的无依，也默默想着自己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