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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白话时事)
伊朗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国家,外界对伊朗的认知也比较矛盾。
伊朗是一个世俗化程度还比较高的国家,伊朗民众受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在中东这个地方,伊朗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是仅次于以色列,起码是比其他阿拉伯王爷国家要高多了。
所以,伊朗在长期受制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自己的工业体系,有自己的导弹工业。
此外,虽然西方长期抨击伊朗不民主,但实际上伊朗有自己一套民主选举制度,虽然不够透明,但起码伊朗这套民主选举制度,在这次美以侵略里,是经受了考验,顺利的在战火中选出新的最高领袖。
伊朗也有自己的民选政府,虽然实际权力掌握在最高领袖手里。
但伊朗这套制度,起码是比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还停留在封建和部落制度里,相对要更民主一些。
但与此同时,伊朗仍然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的权力是掌握在教士集团手中,伊朗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教士集团组建的革命卫队手中。
并且伊朗是一个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什叶派的殉难文化对伊朗文化影响也很大。
有人只看到伊朗高度世俗化,就说宗教对伊朗影响不大,这是不对的。
有人只看到伊朗政教合一,以为伊朗是一个落后的宗教国家,这也是不对的。
伊朗的内部矛盾,也来自于这种受教育程度高所带来的世俗化,跟教士集团的统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世俗化和宗教的矛盾。
所以,要准确认知伊朗,需要客观正视伊朗是一个同时具备高度世俗化,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也是伊朗的矛盾所在。
关于宗教对伊朗的影响,已经直观体现在伊朗教士集团的统治上,伊朗最高领袖首先必须是一个教士,而且是由教士集团选出来的。
这个我以前也分析过。
其次,伊朗的宗教历史,包括什叶派对伊朗的民俗文化影响也是非常大。
比如,之前我分析过,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3月20日的新年致辞,就是通过“殉道烈士叙事”来进行全民动员。
这也意味着穆杰塔巴的态度很明确,就是现阶段战争不会停止。
这种基于“殉道烈士叙事”的全民动员一旦形成,就很难容得下进行妥协的声音和空间,任何提出与敌人谈判的声音,都会被视为软弱,在这种为“殉道烈士”复仇的氛围里,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周特朗普屡次造谣说与伊朗进行对话时,伊朗相关的人都要第一时间出来辟谣,因为现阶段跟美国对话,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水,伊朗现在能说得上话的高官,各个都避之不及。
以至于特朗普在筹款晚宴上,只能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但又不敢明说”。
特朗普这话,给我感觉像是这种被人拒绝后,还在那说“她喜欢我,只是不敢明说”。
但这种“不敢明说”也已经说明,特朗普被拒绝的事实,其他都只是特朗普赢学的找补行为。
现在美国和伊朗只是通过第三方国家在中间递话,双方都是在公开提条件,还没有进入到实质性谈判的过程,相当于各自喊话让对方投降的意思。
所以,要了解伊朗在当前战争中的韧性,以及要对这场战争的持续性进行预判,那么就不能忽视宗教对伊朗的巨大影响。
这里就需要了解伊朗的“殉道烈士文化”。
在伊朗波斯文里,是不区分“殉道者/殉教者/烈士”,这三个词都是用同一个波斯文,也就是“沙希德”,也被音译为“舍西德”,英文名是“Shah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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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教的伊朗人看来,一说某个人“沙希德”就意味着他回归真主的怀抱,所以“沙希德”这个词跟宗教是强关联,是更接近殉道者的概念,而不是更接近我们理解的“烈士”概念。
沙希德这个词最早就是来源于《古兰经》,是指“见证人”,意思是回归真主怀抱。
伊朗小摩托的名字也是沙希德,也被翻译为“见证者”。
而且什叶派本身就有很深的“殉难文化”,是一个强调苦难和悲情的教派,这也让伊朗社会也充满这种尊崇“殉道”的氛围,在进入现代社会后,伊朗有意从国家层面将这种什叶派的“殉道文化”进行世俗化,就变成了“烈士文化”。
并且,伊朗是政教合一,所以在伊朗民众看来,如果不刻意强调的话,“为国捐躯”跟宗教上的“殉道”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战争中为国捐躯就可以回归真主的怀抱。
不少人将这理解为伊朗的烈士跟宗教没关联了,但恰恰相反,这是宗教对伊朗影响大的证明,已经到了“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了。
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为主的国家,什叶派在历史上深重的“殉难色彩”,对伊朗的民族、文化、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也是伊朗能够将“殉道”世俗化为烈士文化的重要基础。
所以,这就得说说什叶派殉道文化的历史来源。
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后应由谁来领导穆斯林,由此就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
一派支持穆罕默德的同伴阿布·伯克尔,也就是逊尼派。
另一派支持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也就是什叶派。
最终,阿布·伯克尔成为第一任哈里发。
但阿里也成为第四任哈里发。
不过,公元661年,阿里被穆阿维叶的支持者杀害,成为什叶派的第一位殉道者。
阿里死后,穆阿维叶就成了第五任哈里发。
公元679年穆阿维叶确立哈里发世袭制,指定其子叶齐德为继承人
公元680年,穆阿维叶去世,他的儿子叶齐德一世继位。
这时候,阿里其中一个儿子侯赛因,不承认叶齐德为哈里发,他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将哈里发之位恢复到阿里家族。
然而,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战役中,侯赛因与自己支持者被杀光,这也让侯赛因成为什叶派第二位殉道者,让侯赛因在什叶派信仰中达到神话般的高度。
从那时起,什叶派一直将逊尼派统治者视为篡位者。
侯赛因的殉难,对什叶派影响非常大。
穆哈兰姆月是伊斯兰教历的第一个月,在这个月的前10天,哀悼者们重现卡尔巴拉的场景,向侯赛因以及他的几位同伴和殉难的家人致敬。
穆哈兰姆月的第10天就是阿舒拉节,在这一天,伊朗全国会举行盛大哀悼与游行,重现侯赛因殉难场景,强化对于“殉难”的集体记忆。
而这样的活动在伊朗已经持续了数百年。
所以,伊朗的民俗文化就有这种强烈宗教色彩的“殉道”文化。
伊朗还有一个纪念侯赛因的“四十日节”,结束为期40天的正式哀悼周期,数百万信徒前往伊拉克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墓朝觐,象征对“殉道者”的忠诚与追思。
所以哈梅内伊死后的40天哀悼,就是把哈梅内伊拔高到跟侯赛因一样的殉道者。
因此,在伊朗沙希德是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那么伊朗这个“殉道者”概念后面是怎么融合了“烈士概念”?
因为两伊战争中,当时伊朗刚建国,不信任国防军,靠自己组建的革命卫队去打两伊战争,牺牲的革命卫队士兵,都是虔诚信仰的人
此外,两伊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伊朗陆军在伊拉克军队的奇袭下节节败退。
为了鼓励民众参战,当时霍梅尼扩大了殉道者的定义,宣布所有战争中的死难者都应被视为国家的烈士,因而也是伊斯兰教的殉道者。
霍梅尼通过这种方式,号召伊朗人民参加革命卫队,"一时间,上至六旬老翁,下至翩翩少年都加入革命卫队的行列。"
于是两伊战争里阵亡的士兵,哪怕不是信徒,全都被称为“沙希德”。
因此,伊朗宗教上的殉道者概念,才融合进“烈士”的概念,就经常被翻译为“烈士”。
所以,伊朗是先有宗教上的“殉道者”概念,后来才融入“烈士概念”。
但不能因此反过来说,伊朗没有殉道概念,只有烈士概念。
这是一种刻意弱化宗教对伊朗影响的说法。
伊朗的外宣会刻意弱化宗教对伊朗的影响,但我们去了解伊朗的时候,如果忽略宗教对伊朗的影响,就容易造成误判。
在伊朗,一个信教的人在革命和战争中死亡后,称其为“沙希德”,是更贴近“殉道者”概念,起码他们会认为信教的人在革命和战争中死亡,就可以回归真主的怀抱,成为“见证者”。
只不过,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将宗教的殉道者,世俗化为烈士后,就将这种什叶派的宗教文化,扩展为国家文化。
伊朗的烈士家属享有极高社会地位与福利。
两伊战争后,伊朗许多街道和学校的名称都改为烈士的名字,这些名称沿用至今。
街道两旁的壁画中绘有阵亡士兵的肖像,当地清真寺的墙上也悬挂着烈士的照片。
此外,儿童教科书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涉及殉难的主题,高达10%的课文都描写了死亡和殉难。
所以,伊朗的这种殉难文化是非常深重的,这是源于什叶派的殉难历史,并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随着政教合一,将宗教概念扩展到社会概念,融入到民众的生活里,潜移默化影响着伊朗人。
这种宗教概念扩展到社会概念后,并不能因此就说没有宗教影响,反而是宗教影响深入的证明。
关于“宗教对伊朗民众影响不大”的说法,只适用于伊朗少数大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民众,而对于伊朗农村的广大基层民众来说,宗教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去分析伊朗,是不能忽略宗教这个重要因素。
当然,伊朗在这次战争中展现出来的韧性,也不单单只来源于宗教的影响,也跟伊朗过去几十年推行的“大波斯主义”营造的波斯民族主义有关。
所以,也不能忽略伊朗的波斯民族主义因素。
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伊朗之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革命卫队、世俗政府、教士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伊朗宗教和世俗矛盾的问题,这些阶级矛盾、宗教矛盾,并没有消失。
只不过在美国和以色列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之下,当前伊朗内部这些矛盾,都会让位于外部矛盾,在巨大外部矛盾压力下,内部矛盾暂时弥合,出现这种团结。
此外,伊朗的经济问题仍然严重,这也是最考验穆杰塔巴的一点,而穆杰塔巴也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
跟美国和以色列打消耗战,短期打,民众还能靠这种为殉道者复仇的宗教和民族情绪来熬一熬,但如果长期打下去,最终还是要拼国力、拼经济。
所以,如何搞好伊朗的战时经济,就是穆杰塔巴最大的考验,也是对伊朗韧性的最大考验。
最后说点题外话。
因为伊朗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殉道者”,被广泛翻译为烈士,所以不少人容易以我们对烈士的理解,去套在伊朗身上,这可能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这里我觉得还是应该理清楚几个概念。
1、有宗教信仰的人,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二者的牺牲精神是本质不同的。
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可能包含利己目的,比如为了殉道后能回到真主怀抱、为了上天堂、为了死后过得更好、为了来世有福报,等等,这类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虚无缥缈的理由。
在有些宗教引导下,表面上看似“利他”行为,但最终目的是利己的。
但一名唯物主义者牺牲自己生命,就是纯粹的利他,出发点和目的是很纯粹的,才显得更加伟大。
我们的烈士,大都是基于民族大义、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子孙后代才不惜牺牲,这是纯粹的利他。
当然,这些伊朗殉道者除了希望死后上天堂之外,有没有为了民族,为了子孙后代,那我肯定不能说一定没有,大概率应该也是有的。
比如,拉里贾尼也说过,他们如果死了,就能让“我们民族”更加觉醒,这是包含民族大义。
但伊朗一名虔诚的宗教人士,他的行为背后的诸多目的里,肯定是包含死后上天堂的目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他的信仰,所以是包含利己目的。
人是复杂的,驱动一个人的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可以是复杂的。
但宗教信仰就必然会包含这种利己目的,就并不单纯是只为了民族大义。
而唯物主义革命先烈,不信鬼神,不修来世,那么他的牺牲,就是单纯的利他行为,所以才更加伟大。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唯物主义革命先烈跟有宗教信仰的人,牺牲的区别。
那么可能有人会说,论迹不论心,从结果层面,都是“为国捐躯”,何必区分这么清楚。
论迹不论心,这句话本身是没错的。
但出发点不同,虽然结果看似相同,但性质也可能不同。
举个例子,宗教经常以圣战名号,以死后上天堂,来引诱人们牺牲,这种牺牲是建立在一种欺骗(当然他们不觉得这是欺骗)。
人类历史上,有大量这种例子,就是利用宗教信仰,去让人们牺牲。
这里关键在于,死后上天堂,包括修来世,都是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信的人,自己非常信,但问题在于,可能有些顶层的人,就只是在利用宗教信仰去让人们为了他们的利益去牺牲,这就有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人类历史就出现过,有宗教国家,利用宗教信仰,让十五六岁的少年,在狂热宗教信仰的加持下,变成了少年冲锋队,高喊着宗教口号,去悍不畏死冲锋陷阵,拧着炸药包,就直接上去人肉炸坦克。
这种牺牲,在伊朗的定义里,也属于烈士,但这种烈士,更符合跟宗教强关联的殉道者/殉教者。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党一定要求不能有宗教信仰。
2、这里还需要厘清,信仰跟宗教信仰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党是要求党员不能有宗教信仰,而非说不能有信仰。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一种信仰。
为了人民,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强烈的民族情怀、家国大义,也可以是一种信仰。
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这是区别于宗教信仰的最大不同。
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不涉及死后如何,不涉及来生如何。
我们当下所作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基于这辈子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为了死后上天堂,死后见真主,才去牺牲。
基于唯物主义认知的牺牲,才会更加纯粹,才不容易被欺骗,不容易被利用。
有宗教信仰,就要么容易被人利用,要么就成为利用别人,容易让我们的行为,变得目的不单纯,不纯粹,出发点不同,行为可能变质,结果可能扭曲。
所以,我们才会要求党员不能有宗教信仰。
当然,我这样说,可能会让一部分有宗教信仰的读者感到不满。
不过,我也只是谈谈我的个人看法,我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也难免会有自己的认知局限性,不过从人类历史来看,宗教确实也是存在自身一些问题。
不过,在我看来,起码佛教在经过我们上千年的本土化后,比如禅宗,相对更强调修己,会更偏哲学,研究人性,包容性会更强一些,问题会少一些。
包括我们自己本土宗教道教,也讲究无为,也是强调修炼自身,所以也不怎么管别人。
而中东和西方的宗教,因为是同一个根源,这类一神教,排外性更强,动不动就是什么末日来临时,不虔诚信仰的人就会下地狱,虔诚信仰的人才会上天堂,的这类教义,则更容易衍生出一些极端思想。
当然,这都只是我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于宗教的粗浅认知,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认为这是我的一种偏见。
我尊重他人的信仰,但也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唯独有一点,基于研究需要,我对美国新教研究比较多,越研究,我就越感觉,这个美国新教问题太大了,特别是这个人人都能解读圣经的特性,太容易被人利用,也难怪美国邪教那么多,我认为这个不是我的偏见,这点是我要坚持的。
综上所述,在我的认知里,我确实就是认为,有宗教信仰的牺牲,跟唯物主义者的牺牲,二者是有本质区别,不能混淆二者的概念,不能等同。
所以,我们在看待伊朗这个国家时,不要过多以对我们自己的认知,去代入到伊朗身上。
这是我们去分析国际局势是,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比如以我们自己的思维逻辑,去看待美国,却忽略了美国是一个受宗教影响很大的国家。
美国有自己的宗教逻辑、资本逻辑、民俗民风逻辑,跟我们有很大迥异。
伊朗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实事求是的去认知,就很可能会对局势发展,产生误判。
一个国家受宗教影响很大,我们不能因为对这个国家的喜好倾向,就认为宗教对这个国家影响不大。
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我们正确认知这个世界的最好方式,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像特朗普那样,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整天搞虚空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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