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军阀王家烈被毛主席打得丢盔弃甲，57岁时共产党却请他出山当高官

说起贵州这块地盘上的军阀王家烈，这老哥当年被毛主席的红军打得满地找牙，后来还被老蒋一脚踢出了老家。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灰头土脸过去了，谁知道解放后他的表现，竟然让人刮目相看。从反共军阀到人民政府委员，这人生大转折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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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王家烈这个贵州王，在西南那帮军阀里头真不算啥大人物。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称雄，刘湘杨森在四川混得风生水起，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就王家烈这点家底，也就能在贵州这旮旯地方当个山大王。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老蒋连哄带骗让王家烈派兵去堵截。王家烈当时想的挺美，觉得能借这机会在老蒋面前刷刷存在感。结果这一仗打下来，他才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毛主席指挥红军在贵州这块地面上，那真是把王家烈的黔军耍得团团转。强渡乌江时，黔军的防线跟纸糊的似的，一捅就破。四渡赤水更是把王家烈搞懵了，红军忽东忽西，黔军追得气喘吁吁却总扑空。攻克遵义那次更狠，王家烈自以为老家固若金汤，结果红军一个猛扑，城就丢了。按当时国民党的战报记载，黔军在这几个月里损失了将近两万人，丢的枪支弹药更是数不清。王家烈这才明白，自己这点本事在毛主席面前，根本就是小儿科。

更要命的是，老蒋借着帮忙剿共的名义，派薛岳带着中央军开进了贵州。这些人名义上说是来助战，实际上就是鸠占鹊巢。薛岳率领的部队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装备训练都比黔军强太多。他们进驻贵阳后，把主要据点全占了，王家烈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引狼入室了。可这时候后悔已经晚了，贵州的军政大权眼看着就要旁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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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春，老蒋的杀手锏来了。先是派人劝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之间选一个辞掉。王家烈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还是保住兵权要紧，毕竟枪杆子才是真家伙，就把省主席的位子让了出去。他盘算着只要二十五军还在手里，将来总有机会翻身。哪知道老蒋根本就没打算给他留后路。

没过两个月，蒋介石亲自坐飞机飞到贵阳，带着一大帮军政要员浩浩荡荡开进城。表面上说是来视察剿共情况，背地里早就布好了局。先是怂恿王家烈手下的军官闹饷，说中央军的待遇比黔军高多了，你们跟着王家烈没前途。接着又拿出大把的银元和官位，收买了几个师长。这几个师长本来就是墙头草，见风使舵的本事一流，一看有更粗的大腿可以抱，马上就变了脸。

等到一切布置妥当，老蒋突然翻脸，当着王家烈的面宣布撤销二十五军番号。这招够狠，直接把王家烈的老底全抄了。没了军队番号，那几万兵就成了散兵游勇，王家烈也就从军阀变成了光杆司令。老蒋还特别贴心地安排了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职，说白了就是把他当闲人养起来。当时陈诚在旁边献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王家烈做掉算了，也好杀鸡儆猴。可老蒋寻思着刚收编了那几个师长，要是真把王家烈宰了，万一这些人心寒了又反水，又得大费周章。最后决定还是放他一马，还特意给了两万块大洋当旅费，做做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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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3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王家烈在陈诚的监视下灰溜溜地离开了贵阳清镇机场。讽刺的是，送他走的飞机还是张学良的座驾。这位少帅当时挂着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跟着老蒋到处跑。飞机一路飞到武汉，王家烈望着舷窗外的云层，心里五味杂陈。十几年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了。他成了西南那帮地头蛇里头，第一个被老蒋连根拔起的倒霉蛋。

老蒋顺势在贵阳设了个西南行营，让顾祝同当主任，又调吴忠信来当省主席，薛岳带兵驻守。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贵州这块地盘就彻底姓蒋了。回头看看，老蒋这招借刀杀人玩得实在漂亮，利用红军长征这个由头，不费一枪一弹就把西南腹地钉进了一颗钉子。王家烈这才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是人家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到了南京，王家烈住进了军事参议院。这地方听着挺唬人，其实就是个养老院，专门收容那些被老蒋边缘化的杂牌军官。所谓参议，根本就没什么议可参。王家烈从金戈铁马的统帅，变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这落差能不大吗。他每天就靠着贵州老家寄来的茅台酒浇愁，喝高了就拉拉二胡，唱几段京剧发发牢骚。有人把这些情况报告给老蒋，老蒋怕他这种怨气传染给别人，就找了个借口把他送进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说是关怀，实际上就是换个地方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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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大学直接归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管，校长名义上是蒋介石自己兼着。这学校管得极严，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一年两学期，每次期末考试都要淘汰三个成绩最差的。王家烈虽然窝火，但也不敢马虎，毕竟在老蒋眼皮子底下混饭吃，得夹着尾巴做人。他收起了以前的那股子傲气，老老实实埋头苦读。三年下来，总算以合格成绩毕业了。

1938年夏天毕业的时候，全面抗战已经打得如火如荼。陆大在南京沦陷前就搬到了遵义，这地方对王家烈来说还真有点讽刺意味，当年就是在这儿被红军攻破的。按规定，他在入校前就被军事参议院开缺了，调到军令部当附员，毕业前要填志愿表。王家烈打了二十多年内战，这会儿倒是有点悔意，就主动要求上前线抗日。老蒋估计也想看看他还能不能打，就把他派到鄂南，让他去汤恩伯那儿报到。

汤恩伯是老蒋的嫡系爱将，平时最看重黄埔系的人。不过他也懂得平衡术，表面上搞人事公开，杂牌出身的也收。王家烈来了之后，汤恩伯嘴上客客气气叫前辈，给了个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的位子。这在汤恩伯的部队里算是破格了，因为他手下连师长都很少设副职。可王家烈哪知道，老蒋的特务早就盯上他了，他走到哪儿，监控就跟到哪儿。在前线待了没多久，王家烈就发现自己被人盯得死死的，啥事都做不了。

他索性不再提回部队的事了，躲到重庆当起了寓公。陆大时期的老师杨杰这时候也从苏联大使任上被老蒋召回来，安排在军事委员会当顾问，说白了也是个闲职。师生俩都是失意人，自然走得近。杨杰对老蒋那套反苏反共、独裁专制那一套很不满，经常跟王家烈吐槽，宣传联苏联共抗日的主张。王家烈听是听了，但心里总打鼓，怕老蒋下黑手，所以始终没敢真正行动。后来杨杰和其他反蒋派搞政治组织，他也没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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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王家烈跟着国民政府回到南京，没多久就被老蒋列进了强制退役名单。他回到贵州老家桐梓县，因为资历老，被推举为国大代表。1948年他去重庆，正好碰上杨杰在川滇之间奔走，联络西南旧军政人员响应解放战争。杨杰让王家烈负责在贵州暗中活动反蒋，伺机起义。王家烈当时答应得挺爽快，可回到贵州后一看形势，老蒋正在经营大西南反共基地，他又怂了，最后啥也没干。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了。中共遵义地委和军管会派人专程到桐梓县新站乡王家烈家里，带着地委书记陈璞如的亲笔信，诚恳邀请他去遵义，一起建设新贵州。王家烈拿着信看了半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这个三十年代就以堵截红军长征出名的反共军阀，在贵州解放过程中也没做啥实际贡献，共产党居然这么宽宏大量。他当天就跟着来人去了遵义，受到了热情接待。

地委和军管会的领导多次找王家烈谈心，耐心讲解党的政策，打消他怕算旧账的顾虑。还专门写了推荐意见上报省委，让他享受起义将领的待遇。1950年春天，57岁的王家烈精神抖擞地来到贵阳，见到了苏振华、杨勇、陈曾固这些党政军首长。中央正式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这是王家烈头一回真正为人民服务，他干得特别卖力。在征粮剿匪、稳定社会秩序这些工作上，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按当时的档案记载，王家烈利用自己在黔北地区的影响力，劝说了不少土匪头目放下武器，还协助征收了大批粮食支援解放军。后来他又当选了第一、二、三届贵州省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中苏友协理事。这些职务不是摆设，他都认认真真履职，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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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王家烈这一辈子，真是跌宕起伏。年轻时割据一方当军阀，被毛主席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又被老蒋踢出老家，流落他乡当了十几年闲人。谁能想到，人生的最后十几年，他竟然在新中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从反共军阀到人民政府官员，这转变不是谁都能完成的。

说到底，王家烈晚年的转变，既有共产党宽大政策的感召，也有他自己的觉悟。三十年代在贵州被红军打败，虽然当时觉得窝囊，但也让他见识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厉害。后来又被老蒋耍得团团转，更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虚伪和无能。等到解放后共产党以诚相待，他心里的那堵墙自然就倒了。

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贵阳病逝，享年73岁。他这一生算是有头有尾，前半生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晚年总算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当年那个被红军打得满地找牙的军阀，最后却成了人民政府的座上宾。这或许就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个人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