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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Talk君
大家好,我是talk君
今天是周二栏目【硬科技探针】
那些人在实验室里搞的东西,比任何B级片都邪典。
你想象一下:一具温热的人类身体,有心跳,有呼吸,皮肤底下血液在流动,五脏六腑全乎着,能新陈代谢,能维持生命体征——唯独脖子上头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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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脑,没有意识,也不知道自己是个啥。
他算不算是“人”?
如果我们用他的器官搞移植的话,违反道德吗?
如果我们批量生产这样的“无脑人”,专门用来高器官移植呢?
这3个问题不是随便想想,而是硅谷一家公司正在推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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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三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生怕人看不懂:《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获取的备用人体,可能将彻底改变医学》。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干细胞和基因编辑技术,培育出一具没有大脑、不具备意识和痛觉的人类身体,用于医学研究和器官移植,他们管这个叫“body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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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家生物科技公司R3 Bio,居然正在在把bodyoid的想法商业化。
而且,R3 Bio给项目起的名字不是“bodyoid”,而是“organ sacks”。
翻译过来就是“器官袋子”,一种专门用来装备用零件的生物容器。
对此,R3 Bio的联合创始人Alice Gilman解释道,她不喜欢别人用“无脑人”来形容“organ sacks”,她说:
“它不是‘少了什么’,是我们只设计了我们想要的部分。”
他们的逻辑直白得令人发毛:既然这东西没脑子,没意识,那它就不是“人”。既然不是人,那把它当零件库用,就天经地义。
这操作连最疯的科幻编剧都得喊声老师。
为什么需要如此极端的技术?
他们说,这能解决全世界的器官荒。
每天有多少人等一个肾、一个肝等死,这技术就是救世主。他们说,这比用猪心移植高级,毕竟是“人源”的,没有排异反应。他们还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脸说,这比用猴子做实验仁慈,毕竟这玩意儿“感觉不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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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逻辑闭环了,道德高地占完了。接下来就该掏你钱包,顺便重新定义什么叫“人”了。
但你稍微琢磨一下,就觉得这里头全是坑,而且一个比一个深不见底。
伦理深渊:当生命成为“产品”
第一个坑,叫“意识到底是个啥”。
那帮科学家和投资人的核心论据是:没大脑 = 没意识 = 没痛苦 = 道德安全。但“意识”这玩意儿,到今天还是科学最大的黑箱之一。
你怎么能100%确定,一个拥有完整人类内分泌系统、神经网络遍布全身(除了中枢神经)的活体,就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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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它有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植物性的“存在感”呢?万一痛苦不是大脑的专利,而是身体本身的一种古老记忆呢?
这帮人用“很可能没有”来给一个“绝对化”的伦理结论盖章,这本身就像在雷区跳踢踏舞,还宣称自己穿了绝对防爆鞋。
第二个坑,叫“滑坡到底有多滑”。
今天他们能造一个“无脑”的躯体,理由是它没意识。
明天会不会有人觉得,保留一点点低级脑干,让“器官袋”能自主呼吸,可以省下ICU的天价费用?
毕竟,成本是商业化的天敌。后天会不会再有“天才”觉得,赋予一点点条件反射,能让器官在移植前保持更好的“活性”?
你看,底线这玩意儿,从来不是一下子被砸穿的,而是一毫米一毫米被磨没的。
今天可以因为“没脑子”而免责,明天就能为“低智商”开脱,后天就能为“非我族类”辩护。历史书翻一翻,这套路熟得很。
第三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坑,叫“这到底算个啥”。
法律面对这坨会喘气、有心跳、没意识的内脏集合体,直接死机。
它不是胎儿,不是自然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尸体”。你没法用关于人的法律保护它,因为它不被定义为人;你似乎也没法用产品法规约束它,因为……哪条产品法能管“培育人体”?
这就进入了一个诡异的真空地带。资本最喜欢真空,因为那里没有规则,只有先到先得的掠夺。
结果可能就是,它最终被简单地定义为“生物医学材料”或“治疗产品”。一旦贴上这个标签,工厂化量产就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到时候,人类的某一形态,就真的成了流水线上的标准件,跟生产手机壳没本质区别。
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不是技术创造了怪物,而是我们在给怪物办身份证,让它合理、合法、合情地走进我们的世界。
而那些投资这个项目的亿万富翁,一个个都打着“造福人类”、“挑战死亡”的旗号。听听他们基金的名字:“不朽真龙”(新加坡的一家长寿基金)、“LongGame”(英国的一家风投公司),字里行间就透着对肉身的鄙视和对“永生”的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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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投资这类技术,本质上是在交“续命税”。他们才不关心什么伦理滑坡,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肝坏了有没有一个零排异的、年轻的、即插即用的“原厂配件”等着。
这本质上是顶级富豪对底层生命的又一次冷酷的、降维的物化。只不过,这次被物化的,是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最新型号的“生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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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是很硅谷
说回我们这边。在东方的语境里,这事可能从根上就透着别扭。
中国视角:
严格的伦理框架与审慎的态度
我们文化里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讲一个整体的“人”,是形与神的统一。一具没有“神”(意识)的“形”,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不自然、不完整,甚至带点忌讳的状态。
你可以说这是文化差异,但这种差异底下,或许藏着一种更朴素、更本能的警惕:生命,不该被设计成残缺的,更不该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可利用的”。
为什么?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你就会忍不住去衡量,一个“不够格”的生命,其器官到底有多“有用”。
这水太深,太浑,人性经不起这种考验。
所以,当硅谷的精英们用极度理性的、功利主义的算盘,把生命拆解成有用和无用的部件时,我们本能地感到“恶心”。
这种“恶心感”不是科学落后,不是思想保守,而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来自文明底层的免疫反应——它在提醒我们,有些边界,跨过去容易,想回头就难了。
在拯救生命与定义生命之间
我们现在觉得“无脑人”惊世骇俗,但往回看一百年,当初的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哪个在当时不是被骂“违背自然”、“玩弄上帝”?技术狂奔的列车从来不会主动刹车,它的燃料就是人类的好奇与贪婪。
但区别在于,过去的很多技术,争论的核心是“怎么做”;而“器官袋”技术,逼问我们的是“是什么”。
它逼迫我们在“人”的边界彻底模糊之前,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究竟愿意为什么样的生命形式,保留最起码的尊严?
答案不会是简单的“可以”或“不行”。
更可能的结果是,在巨大的医疗需求和经济利益驱动下,这项技术会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在公众视野之外悄然推进,直到某天,第一个由“器官袋”提供的肾或肝,成功移植进某位富豪体内,登上医学新闻。
那时,掌声和疗效会淹没最初的伦理尖叫声。
然后,我们会慢慢习惯。就像我们早已习惯了屏幕里的一切。
到那时,我们或许不会再感到“恶心”。那才是真正细思极恐的结局:不是技术造出了怪物,而是我们看着怪物,渐渐觉得它长得也挺合理。
而那个被我们称为“器官袋”的东西,静静地躺在培养罐里。它没有大脑,所以不会思考一个最哲学的问题:究竟是我们制造了没有意识的它,还是一个允许制造它的世界,本身正在变得失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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