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 论碑版法帖利病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为纪念西汉文学家枚乘），后改名为炳麟，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人。又因仰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绛（顾炎武）而改名为绛，号太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思想家、民主革命家、朴学大师。

论碑版法帖利病

章太炎

篆隶、八分求之于碑版，草书、行押求之于法帖，章程书彼此共之，此事之皎然者也。《诅楚文》而在绛帖，太宗屏风之鉴、李邕麓山、云麾之书而在石刻，此其倜然假见者也。章程虽两者兼见，犹以碑版为多。顾其为书也，波磔虽取于八分，使转乃因于章草。精求法帖，源流自通，而临摹碑版，视法帖为尤难。自欧阳集古，径路已通，工书者犹不肯执一。由宋迄明，轨辙无异。独其篆宗少温，隶主信本，尚取之于石刻耳。

清中世以后，论书者皆崇碑版而贱法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一曰法帖展转传摹，失其本真，唯碑版为当时故物也。二曰阁帖题署，往往舛讹，为黄伯思所驳。碑版岁月缘起，犹可质也。三曰晋末石刻犹近分隶，法帖箸二王手笔，略无旧风，疑隋唐以下所伪作也。夫以王箸末学贯穿古今，乃使章帝笔端，预徼《千字》；刘葛问对，易以手书。斯乃讨论之失，不关传刻之非。但论字佳，不问谁手可也。

至若边鄙之人，笃于守故；都邑之士，巧于创新。是故羌胡广武之碑、宁州宝子之石，书法敦朴，犹有汉遗。二王贵胜，则其书矫然独异。旁及郗、庾，靡不陶染风流、自标胜趣。斯非名士、野人之分乎？

确论其变，盖自程邈作隶，未有点画俛仰之势。传二百馀岁，至后汉王次仲始为楷法，波磔以兴。师宜官、蔡邕继之，则秦隶荡然尽矣。自次仲以至右军，又二百馀岁，亦恶有不变者？借如宝子一碑，结字方拙，与吴谷朗碑差近，每画上挑，视汉人转甚焉，亦不得云非变也。

若乃渡江甲族，风采异人。其间天才卓荦、独出标奇者，亦唯右军为甚。案王僧虔论书云：“亡曾祖领军。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唯右军、领军。不尔，犹法钟、张。”斯则一家群从，尚有不与右军同法者，而况夷裔之人乎！

二端论难，似是实非。唯谓传刻转讹，最得纲要。然一二善书者，犹从法帖得津，乃始广涉碑版。其壹意石刻之士，持论则高，大氐得其形模，失其神采。是何也？石刻虽真，去时积远，刓弊随之。昔欧阳率更观索靖碑，留之不去。斯由载祀未遥，锋颖无失，故观之足以喻意也。
右军《题笔陈图后》云：“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案右军去曹喜未踰三百年，去李斯亦极五百岁耳。石刻坚新，自可窥其神旨。然观右军踪迹，常在吴会，少时尝从庾亮一至武昌，未尝涉淮而北，则斯语为诬造也。《笔陈图》盖唐初能书者所托。见《书谱》。

以今观昔，秦汉石刻相距几二千岁，唐碑亦千馀岁。其间风雨所蚀、推搨所鋊，至于刻浅字粗者，十有七八，则用笔之妙，不可尽见。观醴泉碑铭、温彦博碑，至今未毁，而笔势臃肿，肥瘠不均，岂复率更之旧？又况其远者乎！法帖自淳化以后，虽传刻失真，犹未若是甚也。又绎山碑摹自徐铉，犹存节角。其祖本宜即枣木传刻者，唐人已谓字肥失真。返观琅邪石刻，逮今不朽，而汗漫肥肿视枣木者又甚焉。然则绎山犹人之画像，琅邪犹人之腐骼，腐骼虽真，顾何以愈于画象哉？

又自晋而上，未有纸背钩摹之技，所以仲将题榜，必缘梯緪；伯喈刻石，先自书丹。征之王基断碑，事益昭著。晋戴逵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是乃以白代丹，书之于石。若有纸背钩摹之术，则无以是为也。按《周书· 赵文深传》：“文深虽在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是周时尚不解钩摹，故不可以纸寄书也。凡笔得丹则肥，纵未磨鋊，其字画已视墨书为丰硕矣。今洛阳新出三体石经及旧鄐君开通褒斜石刻，石经则小篆瘦劲，鄐君则悉如锥画。他如杨震、曹全诸碑，皆于书丹为难能。石门、西狭，点画偕明。然以石门之圆劲方西狭之肥滞，其优劣不可同年而语。非徒笔势有殊，其用丹亦有工拙也。书家运丹，亦如画家调采。汉碑有石未刓缺而字或失肥者，皆书丹不调所致。今者濡墨着纸，岂得依是为剂也！韦仲将称蔡邕自矜能书，非纨素不妄下笔，即知书丹本不足以奏能事。假令石经尚存，亦蔡中郎名迹乎？
且题榜或可本书。碑石大者及丈，小亦五六尺。必若卧石于地，匍伏就书，展转上下，其丹已被拭灭。其或上下分列，书皆旁行，而古人固无筒袖，数作草书，袂尚如皁。丹之易漫，校墨数倍，甫及左方，则右已污损。两者皆病，非立石对书不可。凡诸笔诀，为纸上立法耳。立石对书，其笔则横，横则腕力之赴笔端者，易以失其节制。顾其势犹完健，则风骨可知。使彼卓笔亲纸，其轻矫当何如乎！惜自四体书势以来，未有为书丹运笔之说者。孙虔礼、张长史广谈笔法，亦竟于此阙然。详其端绪，则古人多能题壁。师宜官诣酒家饮，常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右军父子生当晋代，适有立碑之禁。然亦尝数数题壁。斯皆横笔作书，有异广夏细旃之上。于此有力，则书丹自易。今人假尔面墙，力减平素不可胜计，幸其多为行押，犹可自盖。令作章程，无有不踬，况篆籀分隶之森然者乎！然则规摹碑版，非倜傥有识之士心知其意者，则视法帖为尤难。其必以浅深辨坚鋊，以丹墨校肥瘦，以横卓通运用，庶几可与昔人竞逐耳。
篆书刻石，于世尤少。唐之碧落、神泉，悉非其至。少温后出，笔力差优，淳古之风，邈焉不属。峿台险劲，冠绝当时，则少温所未逮也。然则秦汉碑阙都已甐伤，石鼓虽存，美玉多朽。苟专效唐人，惧犹取法其次。所以献之习篆，发愤病殙。晚宦秦中，始甄铜器。由是款识之文，轶碑版而居上，眇兹碑额，反亦见珍矣。

详清代作书者，行押为上，篆在上中，章程在中，隶为其下。优绌之故，必可推言。行押本在法帖，师法传授，远自宋明，精神贯通，不可诡变。是故丹徒之王、泾县之包、道州之何，莫不心手闲敏，挥洒入神。学者如晓征，文士如姬传，其轶丽妍润之气亦足与前世颉颃也。篆迹本少，宝爱逾深。自献之振其纲领，旁有邓翁，颇亦应矩。烧笔之风，于是都绝。其后若陈奂之卷舒，莫友芝之闲理，左宗棠之遒紧，杨沂孙之精纯，二徐以后所未有也。原其从入之涂，率皆俛拾瞿、李，仰窥鼎、彝，旁摭碑额，眇思石鼓。瞿、李则非书丹横笔也，鼎、彝则多出土新拓也，碑额则推手所遗未至刓蚀也，石鼓则宋拓尚在，其明审者犹有数十字也。以是数者，更相镕入，苦心研虑，自得其门。然要而论之，非略解用笔之方，曾事单钩之术，则不能作篆。虽取法自古，而制变在心，故卓然可与立也。

章程本以唐碑为盛，推迹根原，即非右军莫与。清自乾隆以上，风流未沬，犹有可观。自兹而降，廷试对策，书有常型。干禄之涂，天下波荡，着墨以肥腯为能，运笔以森秀为下；结字以方整为式，列行以参差为非。自欧、虞、褚、薛之书，靡不视为寒俭，相与弃遗。虽则近师鲁公，远效元魏，师鲁公则心无化裁，效元魏则笔多倾倒。是故中世以后，其书转不如前也。
隶书存者，多是汉季八分。其嶷然杰出者已少，且完整之石略无十数。参综妍丑，更乏他涂。而清人不揣运用之意，苟计形式之同。是以刻鹄类鹜，绝无可观也。

世之论金石者，征存缺于一字、校明暗于半钩，吹毛求疵，非不详审。贤者识大，何其缺如！自大兴翁氏专求形似，躯壳愈真，精爽愈失。后之习者，笔益蹇驽，至乃迻写泐痕，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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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