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钱三强、邓稼先齐名，荣获两弹一星，晚年生活却令人无比心痛

“两弹”炸响那年，他28岁，算盘珠拨得飞快，手指缝里全是炸药粉；四十年后，他68岁，蹲在青岛老小区的厕所门口，拿尺子量儿子有没有对准马桶——同一双手。

有人把“国家脊梁”四个字焊在他头上，可脊梁骨回家也得洗衣服。青海211厂零下三十度，他穿胶鞋踩炸药，鞋帮结一圈冰碴；青岛家里二十多度，他蹲地上给闺女擦口水，膝盖磨出两团茧。一个茧子叫“山河”，一个茧子叫“闺女”，哪个都摘不掉。

最惨的不是爆炸，是爆炸后的沉默。1969年车间一声巨响，战友碎成编号，他活成“保密”本身。回家不能说，连哭都得静音。后来儿子查出智力障碍，医生委婉“可能与辐射相关”，他当场笑，笑得比哭难看——原来原子弹的尾巴这么长，直接扫到自己床上。

老太太失明、老伴精神分裂、闺女半夜拿剪刀比划自己脖子，他干脆把家改装成实验室：门后贴流程图，厕所贴“步骤123”，完成一项画红旗，攒够五面奖一包饼干。外人听来冷血，可要不是这套“SOP”，娘仨早被屎尿和幻觉淹死。科学救不了国的时候，先救家。

夜里三点，闺女发病喊“有特务”，他一边箍住她胳膊一边轻声背《元素周期表》，氢氦锂铍硼……背到“铀”字，闺女突然安静——这办法比镇定剂好使。当年他背这张表是为了让铀听话，现在为了让女儿听话，也算没白学。

稿费是最后的弹药。百万字的《禁地散记》《原子弹日记》，出版社给的价格按斤算，他全换成纸尿裤和抗精神病药。有记者想拍“老科学家凄凉晚年”，他摆手：“别卖惨，我比战友多活五十年，还抱过孙女，赚了。”说完补一句，“就是孙女也遗传了，正在康复训练。”脸上挂着笑，像汇报实验数据。

八十岁生日，他一个人啃冷馒头，对着墙上全家福。照片里妻子还在笑，他举杯：“报告组织，任务还在执行，暂无撤退计划。”窗外放国庆烟花，轰一声，他下意识钻桌底，几秒后爬出来嘟囔：“惯性，改不了。”

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头，给出答案像计算结果：“如果我不去，别人就得去；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停顿片刻，补一句，“只是没想到，那个‘别人’正好是我。”说完把馒头渣扫进嘴里，一粒都不浪费——物资紧缺年代留下的毛病，现在改不掉，也不想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