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岭南水乡：人水共生的地方智慧

导读

水乡，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外在呈现，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生存智慧。在当今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岭南水乡所蕴含的适应性智慧、协同治理机制和动态发展观，为现代城乡规划、水利工程、文化传承与地域特色塑造，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参照与灵感来源。

本文字数：4027字

阅读时间：12分钟

作者

马向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文旅科技协同创新中心）

舒凌雁（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文旅科技协同创新中心）

▲ 东涌水乡早期的水边居住意象 图｜AI绘制

不同于“江南意象”的水乡

提及水乡，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两种画面：一种是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欧洲水乡，彩色房屋沿河排列，贡多拉穿梭在运河，城市广场鸽群起落；一种是以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圆门方窗为意象的江南水乡。哲学家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千百年来，江南水乡就是汉语所构建的水乡形式，与文人墨客密切相关，各种文学作品、乐曲、戏剧、诗画等深入人心，共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意象，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就是中国水乡意象的代表。

然而，当我们走进岭南水乡时，会发现它跟字画里的江南水乡不一样，它动感、鲜活，甚至带有几分原始的野性，展现出另一种人水共生的智慧。

▲ 岭南水乡水与居的关系 图｜根据航拍图绘制

历史地理：

年轻而“生猛”的珠江三角洲

水乡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相，反映了地方的人居智慧。岭南与江南虽同属水乡，却因历史与地理的巨大差异，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

江南地区成陆早，有长达数千年的农耕历史。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太湖平原便已成陆；三千多年前的两周时期，长江的泥沙在出海口堆积成陆，海湾逐渐封闭为潟湖，再经人类不断围垦，演变为以太湖为核心的湖群体系；吴越时期，开始普遍修治河渠，至唐宋已形成完整的水网系统。

相比之下，岭南珠三角的成陆历史则晚得多。明代之前，这里大多仍为海湾与岛屿。距今六百多年前，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流，携带的泥沙加速堆积，陆地才逐步浮出海面。大规模的农耕活动直至明清时期才真正展开。先民“向海要地”，在近海地带不断围垦、加速淤积，陆地与水道同步“生长”——这一动态过程至今仍在持续。与此同时，珠三角地处热带，直面季风带来的强降雨、风暴潮和台风等多重极端天气威胁。这片土地，是先民从大风大浪中搏斗而来。水，塑造了江南的温婉；却在这片咸潮直薄、水患频仍之地，淬炼出岭南的“生猛”。

聚落形态：

避水害的城与依水而生的乡

历史地理特性塑造了岭南水乡截然不同的聚落形态。

江南水乡发育出成熟的市镇网络体系。明清时期，在“八府一州”的城市格局下，众多专业市镇依托内河水系兴起，形成“一镇一品”的产业特色（如苏州丝织、乌镇棉纺），通过密集的水网实现了“一地之产供全国之需”。

反观岭南，地处热带，风暴潮频繁，水患频发贯穿整个历史阶段。因此，城市重水患防御，选址避水害。府城多依托台地修筑，如广州、肇庆、惠州等均位于外江之畔的缓坡台地，肇庆城墙即以防洪为主要功能。城市布局呈现“水陆分离”的特征：如广州府城内虽有“六脉通渠”，但水运主要在城外，外来船只停靠在城墙外的广州白鹅潭一带，货物在码头卸下后，于陆上十三行交易，形成专业化的商业区。这与江南水乡内河水运深入城镇，“前街后河、水陆并行”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

▲ 广州珠江水上人家意象 图｜AI绘制

真正体现岭南水乡韵味的非镇、非城，而是乡村。面对水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岭南先民逐渐摸索出一套外江与内河协同联动、人与水共生的生存模式。他们依循自然地形修筑堤围，通过内部河涌和外部江河的联合调度来抵御洪水，构建出多个具有韧性的聚落共同体。在堤围之内，居民择高地而居，外江水患得以控制，人水关系和谐。佛山桑园围正是典型代表，于2020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 佛山桑园围意象 图｜AI绘制

也因此，岭南水乡多表现为村一级的聚落形态：人们选择地势较高的区域，或丘或堤，临水而居，低地则用来养鱼。水与生活高度融合，与内河紧密相依，借助水上交通前往其他村落或田地从事生产，形成依水而居、凭舟往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例如，顺德逢简水乡，水边泊着龙舟，榕荫下是村民聚集的公共空间，水成为一种联络生产地（如农田）与居住地的日常通道。

▲ 逢简水乡意象 图｜AI绘制

水运格局：

内外江交错、外江航运为主导

水网构成了水乡形态的骨架，形成岭南与江南不同的水运格局。

江南地区平原广阔，长江、钱塘江为外江，与以太湖为中心的天然湖沼群一起，构成大江大湖的总体格局。其水网系统内外江分明，内河水系发达，层次清晰，体系完整。京杭大运河作为动脉，贯通黄河、长江等南北五大水系，串联起内部河网，不仅形成了区域内统一的水运商贸系统，更将江南纳入全国经济网络。其水运以内河航运为主，航道深入城镇腹地。

珠三角则呈现“三江汇流、八门入海”的水网格局。西、北、东三江汇集后，水道逐级分汊，纵横交错，最终通过虎门、横门、磨刀门等八大口门奔涌入海。这使得外江（通海干流）与内河高度混杂，内河受强大外江水系分割，难以形成独立连贯的体系。因此，在传统水运时期，珠三角地区主要依托外江发展远洋贸易，而内河运输功能较弱，只有早年在珠江水道上“上省下澳”（澳门至广州逆流为“上”，广州至澳门顺流为“下”）的部分航段，船舶较小，为避风浪，才会选择在岐江河、陈村水道等内河水道内迂回穿梭，而非直接航行于波涛汹涌的伶仃洋。

文化内核：

宗族、水乡精神与特色食俗

明清以来，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和水利开发，不仅加速了珠三角的造陆进程，也深刻塑造了其以水为中心的文化品格。在与动态水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岭南先民不仅发展出独特的治水用水智慧，更形成了协作应对风险、以水为利、向海要财富的水乡精神。

宗族治理，协同应对水患。早年围海造田需要资金，通常由宗族牵头，集资筑围，按股分田，强化了珠三角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模式。龙舟活动也以村、族为单位组织，宗祠、庙宇众多，成为组织水患治理的基层核心，形成独特的基层水利治理智慧。

▲ 沥滘村民准备龙船饭

▲ 沥滘村划龙舟

龙舟竞渡，与风险共舞。岭南龙舟早已超越端午民俗，由过去的生产工具（农艇）演化并升华成为宗族荣誉与社区凝聚力的象征。其起源可溯至汉代“五月龙舟水会”，经唐宋中原文化与本地风俗融合，形成“起龙、游龙、趁景、吃龙船饭”等完整文化仪式，延续至今。龙舟竞渡在端午“龙舟水”期间，江河水位上涨时戏水，体现了“与水搏斗”“以险为乐”的水乡精神。

▲ 东莞滘联正丫村的龙舟 图｜东莞项目组提供

▲ 中山北台村迎中秋龙舟展演活动 图｜中山故里项目组提供

“生猛”食俗，追求极致新鲜。珠三角咸淡水交汇，水里物产丰富。水上居民“疍家人”因早年缺乏保鲜条件，形成了喜食“生猛”海鲜、河鲜的饮食传统，如鱼生、艇仔粥。清代《广东新语》已有“粤俗嗜鱼生”的记载。这种对“鲜”的极致追求，源于缺乏保鲜技术，而形成适应自然、利用食材的生存智慧，以及对水中富饶物产的极致利用，最终成为粤菜的重要特色。

▲ 中山北溪河“罾网”—传统捕鱼工具 图｜中山故里项目组提供

建筑智慧：

船、棚与形似吊脚楼的水上居所

为适应动态变化的水环境，岭南先民还发展出了一系列极富地域特色的适应性建筑形态。最具代表性的是，“以船为家、水上生活”的疍家民居。疍民早年长期生活于珠三角的河道上，在船上完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演绎出独特的水上婚俗、饮食与龙舟文化，曾构成“水上广州”的繁华图景。

疍民迁居陆上后，创造了适应潮汐水位变化、抵御水患的干栏式建筑—“疍家棚”“茅寮”。这些在沙田地区临水搭建的杉皮房，类似吊脚楼，至今在中山、顺德等地的堤围、鱼塘边仍可见其遗韵，有些已被改造为特色餐厅或民宿，延续着水边生活的记忆。

岭南水乡的当代启示

水乡，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外在呈现，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生存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水乡形态多样，其差异正是不同地域人群长期适应自然、改造环境的结果。岭南水乡，正是岭南先民基于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所创造出的一种人居形态，它承载着与水共生的深厚智慧。岭南水乡的发展历史，既是兴水利、除水害的历史，也是与水斗争、与水共生的历史。不同于江南水乡经文人墨客提炼出的诗情画意，岭南水乡展现出一种在动态环境中搏斗、适应、共生的实践智慧，因而显得更为野性、蓬勃、动感与鲜活。

▲ 夜幕下的岭南水乡 图｜中山市提供

岭南水乡的智慧，既体现在城市趋水利而避水害，发展远洋贸易；也体现在乡村地区化水害为水利，进行水上谋生，发展出娱乐、美食。这种灵活、务实、敢搏的“水文化”基因，从历史上疍家人“以水为家”“ 弃陆归水”，到改革开放后广东人“下海经商”，一脉相承，至今仍深刻影响着这片土地。

在当今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岭南水乡所蕴含的适应性智慧、协同治理机制和动态发展观，为现代城乡规划、水利工程、文化传承与地域特色塑造，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参照与灵感来源。它启示我们：水乡不止一种范式，人水关系的和谐，也可以在动态博弈与积极适应中实现。

本文来源：《人类居住》杂志2025年 第 4 期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不以任何形式进行牟利。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于第一时间协商版权问题或删除内容。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理论研究 | 基于空间基因传承的城市设计方法探索——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乡客厅为例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张尚武：共同富裕——从江南水乡地区思考城乡融合的发展道路 | 水网地区城乡发展与规划国际会议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

闫凤英：江南水乡典型县域的低碳发展研究 | 水网地区城乡发展与规划国际会议

点击图片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