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旗设计大赛，曾联松作品为何脱颖而出

这背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而是和当时的政治格局、审美取向、国家定位紧紧绑在一起的一次集体抉择。

一、从三号稿到三十二号稿：一票一议选出来的国旗

1949年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发布公告，向全国甚至海外华侨公开征集国旗图案，截止日期定在8月中旬。那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不过只有三个多月时间，很多筹备工作都在争分夺秒地推进，可就在这种紧张节奏下，国旗图案却不是关起门来“内定”，而是特意抛向全社会。

有意思的是，这次征集并不“限定”出身。投稿者里，有教授，有工程师，有部队干部，也有普通工人、学生。到征集期满，共收到应征稿件近三千件，地方整理后报到北平的，大约有一千多份，形形色色。

评审组先做了一轮“粗筛”。一些图案太复杂，识别性不强；一些构图过于“花哨”，不适合作为国家象征，被一一剔除。忙了一个多月，最后留下三十八份入围作品编号归档，其中有一幅，被标为“三十二号稿”，当时并不起眼。

在专家们最初的票选中，真正拔得头筹的是“三号稿”。这张图案的底色同样是红色，象征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血与火，中间横贯一条金黄色宽带，设计者的本意，是以这条黄带象征黄河，也象征中华民族的命脉。

从美术构图上看，三号稿确实很“顺眼”：简洁、稳重。评审组里不少人都认为，它的形式感很强，易于识别，票数自然直线上升。短时间内，三号稿几乎被视作“准国旗”。

当样稿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时，画面在他眼里却呈现出另一层含义。

据当时在场者回忆，毛泽东拿起三号稿看了几眼，眉头一下皱了起来：“这一横杠，把国旗分成两截，不太好。”他顺手在纸上比划，指着那条黄带说：“我们是费了那么多牺牲，才把中国从分裂局面统一起来的，现在国旗图案上再来一道明显的分割线，总觉得不吉利。”

这句话，说得并不玄妙，却击中了在场不少人的心思。毕竟，回看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长期陷在军阀割据、国共对立、日寇入侵的局面里，所谓“统一”，一直是压在一代人心头的重担。旗面被一刀分开，哪怕设计者本意并非如此，却难免让人联想到“分裂”。

评审人员再端详三号稿，心里渐渐有了些疙瘩。艺术上说得过去，可象征意义上，总觉得少了点“团圆”的味道。三号稿就这样被放到了一边，选票不得不重新调整。

就是在重新审视其他图案的过程中，那张编号“三十二号”的稿件，被重新推到了桌面中央。大红旗面上，一颗大黄星，四颗小黄星环拱于侧，既醒目，又有内涵。现场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这张，意味倒是挺全的。”

这个“意味”，说的是政治寓意。

当时的解释比较明确：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四星向心排列，突出一个“拥护”和“团结”。

不过话说回来，三十二号稿也并非毫无争议。最初投稿的原稿，大五角星中还嵌着镰刀锤子。这一细节，很容易让人想到苏联国旗。是保留，还是删去？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声音。

有人认为，镰刀锤子标志着我党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理应出现在国家旗帜上，既鲜明又“革命”。也有人提出顾虑：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团结最广泛的力量，如果在国旗上把“工农符号”放得太突出，反而容易在视觉上把其他阶层“压”下去，象征面偏窄。

最后，这个问题再次被拿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完意见，给出的态度很干脆：“锤子镰刀就不要了。国旗应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

这一刀删去，五星红旗的基本面貌才真正定型。大星仍是党领导的象征，却不再需要具体的工农图案来“点名”；四颗小星清楚表明革命阶级的构成，同时也暗含一个向心的格局。

从三号到三十二号，看似只是美术方案的转换，背后却是一个刚刚走出战火的新政权，在“如何象征国家和人民”这个问题上，做出的慎重取舍。

二、一个会画画的经济学学生，如何走到国旗方案这一步

聊完图案，再往回推，问题自然落到了设计者身上：凭什么是曾联松，而不是朱德、郭沫若，或某位专业画家？

1917年12月，曾联松出生在浙江瑞安。当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年代，地方局势时常动荡。童年记忆里，他见得多的，是兵荒马乱，是大人们一遍遍低声感叹“这世道啊”。

读私塾时，他写得一手端正的楷书，小小年纪就对“国弱民穷”这些词有了模糊印象。听到大人们议论列强侵略、中国人受欺侮，他会偷偷在沙地上写几句“振兴中华”之类的话，写完又赶紧抹掉，心里多少有点惶恐——那时的气氛，谈“国家大事”总让人有点发怵。

进入中学后，课程里多了一门“图画”。也就是在这时，他第一次接触到西式绘画的训练，用铅笔素描，用水彩调色。原本就有书法功底，上手画画并不吃力，很快就能把课堂上的静物、建筑描得有模有样。

老师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好好练，说不定能当画家。”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当画家”听上去太奢侈。对一个有志于改变命运的青年而言，能真正抓住的，反倒是那些更“实用”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东北，局势急转直下。十四五岁的曾联松，已经能看懂报纸，知道国家正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危机。等到他准备报考大学时，华北沦陷、全面抗战的阴云已经压到头顶。

在这种环境下，他选择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的经济系。按他的想法，国穷民弱，根子还是在经济落后，学经济，也算是替国家找一条出路。

大学时期，他依然喜欢画画，在课堂之外也时常练笔。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时局的关注。重庆、武汉的战况，抗战的形势，在他和同学们的讨论里经常出现。通过同学介绍，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成为一名秘密党员。

入党那天，仪式极其简单，只是在一块遮蔽良好的地方，对着一面悄悄藏好的党旗宣誓，声音压得不高，却字字清楚。宣誓完，介绍人轻声说：“以后很多事，不一定能写在简历上。”这话说得略带玩笑，却也点明了现实。

1945年抗战胜利，接着是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在上海一家合作社里担任会计和财务人员。和许多普通知识分子一样，他并没有站到台前，而是安安静静投入秩序重建的工作。

1949年7月，报纸上刊登出政协征集国旗图案公告。那天他下班回家，翻看报纸时，眼光在那条消息上停了一会儿。家人问：“你也去画一张？”他笑了一下：“试试看，总得有人把这事儿当回事。”

对一个曾经梦想过当画家、又接受过严格政治训练的经济学毕业生来说，设计国旗，正好把他过去的几条经历串成一条线：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美术构图的掌握，对党和阶级结构的理解。

曾联松动手设计时，是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反复推敲。据后来家人的回忆，他那几天明显话少了许多，常常对着草稿一坐就是半夜。窗外是上海的闷热夏夜，屋里只有台灯下那片红黄配色的世界。

他先确定红色旗面。这一点，对那个时代的中国革命者来说，是不用犹豫的象征性选择。然后，他画了一颗大星，代表领导核心。围绕这颗大星，他加上了四颗小星，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四星的排列，他反复调整，最后定成现在这种半弧形的分布，不是随便一排，而是略带向心收拢的感觉。

镰刀锤子则被他画在大星内部，用意是表明这个领导核心的阶级属性。这一笔，既有他对马克思主义标志的熟悉，也多少带着对苏联国旗的借鉴。

又过了几个月，他再看到国旗的事，已经是新中国成立的新闻。1949年10月1日，当天晚上他看报纸和播音，得知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是五星红旗，心里只觉得：这个图案挺好，很合适。至于和自己的设计有多接近，他反倒没立即往那上面去想。

直到后来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的正式通知和一笔奖励，他才意识到，那张国旗样稿已经定格在天安门城楼之上。那笔奖金，是五百万元旧币，折合新币五百元，在当时，不算惊天动地的巨款，却足以让一个普通职员心里一震。

通知送到时，办事人员笑着说：“你的图被选上了。”曾联松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连声说“应该的，应该的”。也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普通的财务员，和新中国的最高象征联系到了一起。

三、朱德、郭沫若都拿起画笔，为什么轮到他“中选”

在那一千多份国旗稿件中，有几份，天然就带着光环。

朱德，时年六十三岁，已经是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战争年代，他一向被部队战士亲切称作“朱总司令”或者“朱老总”。按常理推测，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如果想在国旗评选中“占个位置”，其实并不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朱德的确参与了国旗图案设计。他在繁忙的军务工作之余，抽空动手画了自己的构思。具体样式，现在只能从当年的档案里看到大致痕迹，不像五星红旗那样妇孺皆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设计时倾注了不少心力。

有工作人员曾经提醒他：“总司令，您是领导，完全可以不必参加评选，只提出意见就行。”朱德摆摆手：“设计国旗是全国人民的事，我也是中国人之一，有想法就画一张。至于选不选，那就看大家。”

这一态度，贯穿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朱德从未在程序上提出任何“特殊要求”，他的稿件只以普通编号的形式参与评审。评审专家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某某稿出自谁手，只看图，不看名字。

换句话说，这次国旗评选的制度安排，有意淡化了个人名头的影响。

其一，稿件编号评审，去掉姓名。审看人员在初选阶段基本只对图案本身作评价，不知道背后是谁，也就减少了“顾忌”。

其二，方案多轮讨论，意见层层上报。从专家组，到政协委员，再到中央领导审阅，每一层都有自己的偏好，但都绕不开一个前提：国旗图案最终要经得起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考验，而不是满足某一个人的喜好。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五星红旗方案之所以“胜出”，主要还是因为它在几个关键维度上更占优势：

图案结构上，简洁凝练。大红底配五颗黄色五角星，远看近看都十分醒目，便于制作，又容易识别。旗帜这种东西，挂得高、飘得远，细节再漂亮，看不清也白搭。

象征意义上，指向明确却不狭隘。大星、小星，既可以做阶级角度的解释，也留有一定空间向“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寓意延伸。尤其镰刀锤子删去之后，这个图案多了一层“国家整体”的意味，而不仅仅是一面“党旗”的延伸。

时代风格上，既有革命红旗传统，又不完全复制苏联模式。红底黄星，多少带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痕迹，却在构图、排布上保留了相当的独特性。不少老战士后来回忆，当天安门广场首次升起这面旗时，第一眼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旗”。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操作性。

1949年的中国，工业基础有限，印染条件也谈不上多先进。国旗要做得多、挂得广，就要求图案不能太细碎，颜色不能太复杂，元素不要过多。三十二号稿恰好符合这些实际要求，这一点，在评审讨论中也被提到。

五星红旗方案，就是在这种一来一回的讨论中，一票一议地立住了脚。

至于曾联松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做任何“争取”。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意识到自己的图样已经进入了最高层面的讨论。站在程序角度说，他只是众多投稿者中的一员，而最终“胜出”的，是那个图案本身，而非某个人的身份或资历。

也正因为如此，哪怕有朱德、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参与设计，结果仍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上海会计。新政权在树立象征时，传递出的“规则观念”和“公正感”，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相当清晰。

后来有人打趣问曾联松：“这么多名人都参与了设计，最后偏偏选中你，有什么感想？”他只说了一句：“国家看重的是这面旗，不是画这面旗的人。”话不多，却颇见性格。

四、五星红旗升起后，那些不被张扬的日常与余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毛泽东按下电钮，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旗杆上缓缓升起。那一刻，在场的人不需要多解释什么，只是本能地仰头，眼睛紧紧盯住那抹红色。

有人说，毛泽东当时望着国旗，神色凝重。也有人记得，朱德看着那面旗，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对几十年浴血奋战作一个简短的回应。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面旗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从井冈山、从长征路、从抗日前线走出来的象征。

直到接到通知，领到奖励，他才真正意识到：“那面旗，跟自己有关系。”不过，即便如此，他的生活轨迹并没有发生太大偏移。

工作上，他仍旧做着财务，核账、记账、出报表。改革初期的一些材料回忆里提到，每当单位要填写“个人简历”之类的表格，他在“主要成就”一栏里，写得很朴素，甚至不主动提国旗设计的事。倒是后来组织上多次希望他在某些场合介绍这段经历，他才按要求说一说。

有一次，有年轻同事忍不住问：“你设计了国旗，为什么平时都不说？”曾联松笑着答：“国旗挂在那儿，大家天天都能看见，和我叫不叫这个名，有什么关系？”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多少也说明了他的处世态度。

这一点，与当时不少老一代革命者的性格，有某种共通之处：功劳可以记在心里，却不急于张扬。对于经历过战火、见过生死的人来说，起一面旗、立一个国家，本身就已经是最大回报，其余荣誉反倒显得次要。

值得一提的是，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军政领导人，对自己的“落选”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遗憾。他们更在意的，是那个最终被选中的图案，是否足够庄严、足够得体，是否能代表新政权的形象。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1949年那一代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普遍有一种天然的轻重之分。国旗征集，只是众多“国家建设细节”中的一件，却恰好把这种价值排序折射得很清楚。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五星红旗伴随着这个国家的风雨起伏，在无数重要场合升起、降落。设计者曾联松，却继续默默在自己的岗位上老去。对他而言，最大的“特权”，大概就是每逢国庆或重要会议，总会被邀请出席一次相关活动，坐在台下，看着那面旗再次缓缓升起。

有人注意到，他每次看国旗升起时，神情都很平静，只在嘴角露出一点略带自豪的笑意，不多说话。这种克制，与他当年画图时的专注，多少是一脉相承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的那场国旗征集，是一次相当独特的公共事件。它既体现了新政权希望“集思广益”的姿态，也验证了在重大象征符号的选择上，政治判断、美术审美和群众参与之间的平衡。

朱德、郭沫若这些重量级人物参与其中，却甘愿把最终结果交给集体程序和图案本身的说服力。而曾联松，这个当年在上海弄堂里画画的经济系毕业生，则靠一张构思严谨、寓意到位的稿件，把自己的名字悄悄刻在了一个国家记忆的角落。

国旗升起后，世事更迭，人的命运也各自分流。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面红旗，每次在旗杆顶部展开，五颗金星在阳光下闪着光时，总会让人想到那个选择发生的年代，以及那些参与其中，却并未刻意留下姿态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