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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23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向覆盖生活服务、电商、文旅领域的12家头部平台,现场送达了《行政告诫书》,集中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中暴露的强制商家低价、虚假宣传、不合理规则、变相“二选一”等四大类突出问题,要求限期整改并提交书面报告。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市场监管总局刚刚约谈了7家头部互联网平台,警示恶性竞争危害,要求严守合规底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也先后约谈了11家头部网约车平台,直指压低运价、层层抽成、司机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要求立即整改。
短短两个月内,从国家到地方,多轮密集约谈接连落地,监管利剑直指平台经济的沉疴顽疾。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监管动作,而是对千万从业者、消费者积压已久的不满的集中回应,更是对那句早已在民间喊了无数遍的话的有力印证:天下苦“平台经济”久矣。
不可否认,平台经济曾是中国数字经济最耀眼的创新样本。二十年前,头部电商平台让偏远山区的农户把山货卖到了全国,网约车平台让人们在雨夜不用再站在路边苦等空车,外卖平台让加班的年轻人能吃上一口热饭。它打破了信息壁垒,降低了交易成本,重构了商业逻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但谁也没有想到,曾经的“屠龙少年”,最终长成了最凶猛的“恶龙”。当资本的无序扩张遇上垄断的绝对权力,平台经济便从“赋能者”异化为“收割者”,从“创新引擎”堕落成“食利机器”。如今,从骑手司机到中小商家,从普通消费者到整个市场生态,几乎所有与平台打交道的人,都在这场垄断游戏里,成了被压榨的对象。而监管部门约谈中通报的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无数个体的真实困境。
一、困在算法里的劳动者,成了平台最廉价的“耗材”
最先感受到“苦”的,是撑起平台万亿市值的底层劳动者。此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网约车平台的约谈,核心要求之一便是 “落实降抽成公开承诺,保障司机合理收入,不得把经营风险转嫁给驾驶员”,这恰恰戳中了平台用工模式最核心的病灶:平台赚走了绝大多数利润,却把所有风险和成本,全部甩给了劳动者。
外卖骑手的困境早已不是新鲜事,却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为了极致压缩配送时间,平台的算法不断迭代,把骑手的平均配送时长从最初的45分钟,压缩到30分钟以内,部分订单甚至要求20分钟送达。为了不超时、不被扣钱,骑手们只能闯红灯、逆行、在车流里疯狂穿梭。
更令人心寒的,是平台对劳动者权益的系统性甩锅。2020年北京外卖骑手韩某伟在送餐途中突发心梗猝死,平台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仅仅是2000元的“人道主义赔偿”。舆论哗然之后,平台才不得不提高赔偿标准。而这背后,是平台通过层层外包,把数百万骑手的劳动关系全部转嫁出去的现实——骑手们每天为平台跑单,却和平台没有任何劳动关系,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工伤保障,甚至连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都没有。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占比超过三成,而这部分群体的社保参保率不足三成。
这样的困境,同样发生在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身上。2026年2月,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约谈头部聚合打车平台时,明确指出其“对合作平台管理不到位、压低运价、订单层层转卖抽成”等问题。
大量网约车司机反映,某平台的“一口价”订单存在严重的计价不公:平台显示里程10公里,司机实际行驶12公里,却仍按一口价结算;平均抽成比例长期维持在25%以上,部分订单抽成甚至超过35%。有司机算了一笔账:一天跑14个小时,流水450元,平台抽成120元,去掉油费、车损、保险,到手不到150元。“每天睁开眼就欠着平台的钱,跑断腿也赚不到几个钱,我们就是平台的赚钱工具。”
二、被抽干血液的中小商家,沦为平台的“打工仔”
此次北京三部门约谈通报的头号问题,便是“侵害商家自主经营权”:部分平台未经商家同意,擅自修改后台设置、为商家报名促销活动,通过技术手段监控价格,强制商家按照“全网最低价”销售,剥夺商家定价自主权。这恰恰印证了无数中小商家的生存现状:平台经济最初的承诺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如今,它却让无数中小商家的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
餐饮行业是重灾区。两大头部外卖平台在外卖市场形成双寡头垄断之后,抽成比例一路水涨船高,从最初的10%左右,涨到了如今的 20%-25%,部分城市的核心商圈,抽成甚至高达28%
广州一位开了8年川菜馆的老板算了一笔账:一份售价28元的外卖,食材成本12元,平台抽成6元,包装费2元,再加上推广费、活动补贴,最后到手的利润不到3元。“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忙前忙后,赚的钱一大半都进了平台的口袋,说白了,我们就是给平台打工的。”
比高抽成更让商家窒息的,是约谈中重点整治的变相“二选一”垄断。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曾对两家头部平台的“二选一”垄断行为分别开出182.28 亿元、34.42亿元的天价罚单。
但重罚之下,平台的“二选一”只是从明面转到了暗处。此次约谈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某头部在线旅游平台将消费者线下续住、个人原因退订后换渠道入住的行为,全部认定为酒店“切客”,要求酒店支付全额佣金,并处以限流处罚。不少商家反映,如果他们同时入驻多个平台,就会被平台限流、下调排名、取消流量扶持,甚至直接关停店铺。杭州一位烘焙店老板,因为同时入驻了两家外卖平台,被其中一家直接隐藏了店铺入口,一天的订单从200多单跌到了不足20单,最后只能被迫关停另一家平台的店铺。
电商平台的中小商家,同样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此次被约谈的头部电商即时零售业务,被曝通过《代运营授权协议》,无需商家二次确认,即可直接修改商品价格、强制参与促销活动,所有损失全部由商家承担。
曾经,开网店的优势是不用交房租,如今,平台的流量成本早已远超线下房租。杭州一位做了12年女装的电商商家说,10年前,只要货品好,就有自然流量,现在,不投付费推广、不做流量运营,根本没人能看到你的店铺。“推广的点击费,从最初的几毛钱涨到了现在的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100个点击能有1个成交就不错了,流量成本占到了销售额的30%以上,再加上平台扣点、退货成本,根本赚不到钱。去年一年亏了60万,只能把开了12年的店关了。”
更离谱的是平台的“罚款经济”。某电商平台的“假一赔十”规则,早已沦为平台收割商家的工具。不少商家反映,仅仅因为商品标题里写错了一个极限词,或者详情页里有一个不符合广告法的表述,就被平台直接冻结货款,罚款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有商家因为一单9.9元的商品被投诉“假货”,被平台直接罚款99元,而所谓的 “假货”,仅仅是用户觉得商品和图片不符。平台一边喊着“扶持中小商家”,一边却用五花八门的规则,把商家的血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三、被套路收割的消费者,从“上帝”变成了“韭菜”
很多人以为,消费者是平台经济的受益者。但当平台形成垄断之后,曾经的“上帝”,早已沦为被反复收割的“韭菜”。此次多轮约谈中,“虚假宣传误导消费”“大数据杀熟”“隐形消费陷阱”,都是监管部门重点整治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每个普通消费者都曾踩过的坑。
最典型的就是大数据杀熟。同样的打车路线,同样的时间,高端机型比普通机型贵,老用户比新用户贵,高频用户比低频用户贵;同样的酒店房间,老用户看到的价格,比新用户高出几十元;同样的会员充值,不同系统终端的价格相差近30%。这些都是平台大数据杀熟的常规操作。
央视315晚会,就曝光了多家在线旅游、网约车、外卖平台的大数据杀熟行为。北京一位用户实测发现,同样的打车路线,他的老账号显示价 36元,而新注册的小号只需要24元,差价高达50%。平台用大数据摸清了用户的消费习惯,然后精准“杀熟”,越是忠实的用户,被收割得越狠。此次北京三部门约谈,也明确要求平台“杜绝大数据杀熟,同品同价、信息透明”。
比大数据杀熟更让人反感的,是平台无处不在的套路和陷阱。此次约谈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多家火车票销售平台将官方免费提供的候补购票服务,包装成“抢票加速包”“双通道”等付费增值服务,宣称“显著提高抢票成功率”,误导消费者付费。
一些视频平台的会员体系,早已成了“套娃式收费”的重灾区。用户花几十元买了会员,以为能免广告看剧,结果却发现,还有“会员专属广告”,不能跳过;想看热门剧集,买了会员还要超前点播,一集3元,一部剧要多花几十元;想投屏看剧,买了会员只能投低清画质,要投高清画质,还要买更贵的“超级会员”。除此之外,各大平台的自动续费套路更是防不胜防,用户一不小心点了“免费试用7天”,到期就会自动扣费,而且退订流程极其繁琐,不少人被连续扣费几个月才发现。
电商平台的价格欺诈,更是每年大促的“保留节目”。每年双十一、618,平台都喊着“全年最低价”,但实际上很多商家都是先涨价再降价,所谓的“折扣价”,比平时的售价还要高。
2024年双十一,中消协就收到了大量用户投诉,有用户发现,自己看中的一款家电,平时售价2999元,双十一先涨到3999元,再打“7 折”,折后价2799元,只比平时便宜了200元,还不支持保价。还有外卖平台的“配送费套路”,同样的商家、同样的距离,高峰期消费者付的配送费涨到了8元,骑手拿到手的却只有3元,中间的差价,全部进了平台的口袋。就连曾经主打“低价便民”的共享单车,如今也成了“涨价刺客”,起步价从最初的1元半小时,涨到了现在的3元半小时,比坐公交还贵,稍有不慎停错区域,还要被扣几十元的调度费。
四、被扭曲的市场,被扼杀的创新
当平台把劳动者、商家、消费者全部收割一遍之后,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市场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
平台经济的垄断,早已从单一领域蔓延到了全产业链。两大头部互联网巨头,通过投资、收购,掌控了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从电商、外卖、出行,到社交、文娱、金融,几乎所有的互联网赛道,都有两大巨头的身影。对于有潜力的初创公司,平台要么花钱收购,要么直接复制模式,用资本和流量优势把对方打死。曾经的“千团大战”“打车大战”“共享单车大战”,最后都是资本烧钱,形成寡头垄断,然后开始收割。这种模式,彻底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创新空间。当创新的结果,要么被巨头收购,要么被巨头打死,谁还愿意去创新?
更严重的是,平台经济的无序扩张,正在不断冲击实体经济的根基。平台凭借垄断地位,用低价补贴打垮线下实体店,然后再涨价收割消费者和商家,形成了“补贴-垄断-收割”的恶性循环。大量线下实体店倒闭,商业街变得冷清,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而平台赚走的巨额利润,并没有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创新中,反而继续在资本市场里空转,继续扩张自己的垄断版图。
我们从来都不反对平台经济,反对的是不受约束的垄断权力,反对的是资本贪婪的无底线收割,反对的是规则黑箱里的不公。平台经济的本质,是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服务实体经济,赋能普通人,而不是凭借垄断地位,把所有人都变成自己的收割对象。
密集的监管约谈,是一次明确的警示,也是一次迟到的纠偏。它告诉我们,平台经济不能再走“无序扩张、垄断收割”的老路,资本的缰绳必须被牢牢握紧,平台的权力必须被关进规则的笼子里。
天下苦“平台经济”久矣。这份“苦”,不是数字技术的错,不是线上商业的错,是垄断的错,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没有平台的世界,而是一个平台真正服务于人、赋能于人的世界。当平台的算法不再只盯着利润,当平台的规则不再只偏向自己,当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商家、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在平台面前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美好,才会真正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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