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读书，“图”与“书”孰轻孰重？

“图书”一词在现代语境中往往更多强调作为“书”的文字性内容，而淡化了作为“图”的图像属性。然而，如果追溯“图书”的历史渊源，在先秦秦汉时期，“图”与“书”的地位并重，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献传统。典籍中提及这组概念时，通常将“图”置于前，称“图书”或“图籍”，“图”的重要性甚至更为突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著录了大量与“图”相关的早期文献，从中可以窥见“图书”（以下专指兼有图像和文字的文献）的面貌。《汉志》承袭刘歆《七略》的分类方式，将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种类别，六类文献中都包含与“图书”有关的内容。

六艺经解之“图书”

《易》《书》《诗》《礼》《乐》《春秋》六部典籍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学术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被称为“六艺”。尤其在汉代“表章六经”的背景下，六艺经传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典籍，文献中出现了不少以图像形式解析六艺经典的内容。《汉志》六艺略易类著录有“《神输》五篇，图一”，便是一种以图解《易》的“图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筮法》，与易类文献密切相关，简册左上部绘有一幅卦位图，为考察此类“图书”的样式提供了实物资料。

书类文献中也有图解的内容，《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汉明帝赐给王景的治河参考资料中有一份《禹贡图》，应是关于《尚书·禹贡》所载山川地理情形的地图，这表明至迟到东汉早期就已经存在以图解《书》的“图书”。

以图解经的现象在礼类文献中最为典型，图像的形式能够最为直观地呈现出《礼》所强调的秩序结构。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一幅帛图，整理者将其命名为《丧服图》，该图主体部分在淡墨勾廓内部填红的伞盖形下，绘有六行六列呈阶梯状排列的方块，方块内注记相关说明文字，将《仪礼·丧服》所载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丧服制度进行了图示，是以图解《礼》的代表案例。此外，《礼经》中记载的明堂制度在汉代也有相关图解存世。《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封泰山时想要按照古制修建明堂，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刘向《别录》（《汉志》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中也著录有《明堂图》《明堂大图》等文献（见《隋书·牛弘传》）。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局部）

传记人物之“图书”

中国早期文献中有一类以人物为主题的“图书”，《汉志》六艺略论语类著录有“《孔子徒人图法》二卷”，今已亡佚。2015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方形衣镜，镜框背板上分三栏绘有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子贡、子路、子夏、堂骀子羽的形象，图像之侧用墨书写有人物生平事迹，相关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近似。《汉志》所载《孔子徒人图法》的内容形式推测与此衣镜同源，司马迁看到的《弟子籍》、汉魏时期流行的《七十子图》应当也是此类“图书”。

类似的传记人物“图书”还有刘向编撰的《列女传》，《汉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有刘向所序《列女传颂图》。汉代的《列女传图》今已不传，值得注意的是，《初学记》引刘向《七略别录》提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烈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据此可知刘向曾将《列女传图》绘于屏风之上。1965年，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了一件木板漆画屏风，其上绘有娥皇、女英、启母、周太姜、周太妊、周太姒、卫灵公夫人、孙叔敖母等十余位人物画像，画像之侧有标注人物身份的榜题，部分人物旁侧还有记录人物生平事迹的题记，内容多与《列女传》近似，是了解《列女传图》早期面貌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类以人物为主题的“图书”样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有记录。《汉书·金日磾传》记载，金日磾母亲死后，汉武帝为表彰其教子有法度，“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孝女叔先雄死后，“郡县表言，为雄立碑，图象其形焉”。从这些案例来看，此类“图书”的核心是人物画像，文字部分则作为“图”的补充，或附录生平事迹，或仅标记身份姓名。

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木板漆画（局部）

诗赋器物之“图书”

诗赋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目前出土发现的诗赋类文献（如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哀诵》等）均未见附有图像内容。不过，在《汉志》和出土资料中仍有诗赋类文献相关的图像线索。

《汉志》诗赋略杂赋类著录有“《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从名称来看，应当是以各类器物为主题的赋，此类赋的文字内容与所赋器物关系密切，可直接书写于相关器物之上。前文提及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衣镜，盖板上就写有一篇赋体文字，其中提及“右白虎兮左苍龙，下有玄鹤兮上凤凰，西王母兮东王公，福憙所归兮淳恩臧，左右尚之兮日益昌”，就是对衣镜镜框内框所绘白虎、青龙、凤凰、东王公、西王母等形象的描述；而后面残存内容中的“□□圣人兮孔子，□□之徒颜回卜商”，对应的正是衣镜背板上所绘的孔子及其弟子形象。这种以器物为载体，实现赋文内容图文对照的形式，广义上也可以视作一种“图书”。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背板复原图

兵书舆图之“图书”

《汉志》兵书略集中著录了大量“图书”文献，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楚兵法》七篇，图四卷”“《孙轸》五篇，图二卷”“《王孙》十六篇，图五卷”“《魏公子》二十一篇，图十卷”“《黄帝》十六篇，图三卷”“《风后》十三篇，图二卷”“《鵊冶子》一篇，图一卷”“《鬼容区》三篇，图一卷”“《别成子望军气》六篇，图三卷”“《鲍子兵法》十篇，图一卷”“《五子胥》十篇，图一卷”“《苗子》五篇，图一卷”。以上兵书都配有单独成卷的“图”，这些“图”虽然已经亡佚，但从兵书的性质来看，推测当涉及军阵排布、山川地形、道路险隘等军事要素。《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江都王建阴谋反叛时“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其中提及的“舆地图”和“军陈图”应当与兵书类文献所附之图的性质相同。

《管子·地图》对地图所涉内容及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进行了概括：“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这些内容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份帛书地图中得到实物印证。研究者将两份地图分别命名为《地形图》和《驻军图》。两幅地图指向均为上南下北，以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地区（今湖南、广西、广东交界地区）为主要范围，详细标绘了该区域内的河流水系、山形地貌、城邑聚落、道路分布等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驻军图》中用黑红双线勾框标绘了九支军队的驻地位置，各处基层聚落旁还注记有相关民户数目，图幅中央绘有一座三角形城堡，并详细标绘了其中的城门、望楼、复道等信息，这些内容都具有明确的军事属性。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

方术图像之“图书”

数术、方技两类文献涉及先秦秦汉时期流行的各种实用技术，前者包括天文、历谱、占卜、巫术等内容，后者则与医药养生有关。此类文献中多包含图像信息，是名副其实的“图书”，图文配合，以文释图，是其基本特征。以数术略天文类文献为例，此类文献内容以占星候气为主，即根据星象、云气的形态进行占算，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便是此类“图书”的实物。该帛书分栏书写，每条内容先绘出云、气、月、星等对象的具体形态，而后再写出对应的名称、解释及占验文字。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还出土有一份被称作《导引图》的帛书，绘有四十四幅人物导引图式，以人像的形式展示了导引的不同动作，图旁则用文字题记标注相应的动作名称。1983年，湖北荆州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了一份题为《引书》的竹简，以文字的形式详细阐述了导引养生的术式方法及理论，可与帛书《导引图》对读互证。《汉志》方技略神仙类著录有“《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内容当与此类导引“图书”有关。

简帛形制与“图书”排版

从图像与文字的排布位置关系来看，先秦秦汉时期“图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图文相杂的“图书”，即图像与文字在同一版面内：或文字注记于图像旁侧（如《列女传颂图》），或图像嵌入文字之中（如清华简《筮法》）。二是图文分别的“图书”，即图像与文字分别成卷：大多数情况是文多图少，图像附于文字篇卷之后（如《汉志》兵书类著录的“图书”）；也有部分图多文少的情况，比如《汉志》数术略历谱类著录有“《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按，“帛”字疑为“度”之讹）、“《耿昌月行度》二卷”两种文献，前者是图像，后者是文字，从卷数来看，图像内容就远多于文字。

上述两类“图书”排版方式差异与早期文献的书写载体有关。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多写于简帛之上，简帛收束成卷，每卷所能容纳的内容有限，这就导致占用图幅较大的图像（比如地图）不便随文插入，只能单独成卷，作为“附图”。而像人物画像、占验图形等尺寸较小的图像则可以和文字内容放在一起，作为“插图”，图文对照使用。

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讲义中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一百年后的今天，得益于出土材料的大量涌现，我们有幸看到了更多先秦秦汉时期的实物资料，可以更好地理解图文相辅的“图书”传统，这些“图书”不仅是古代先民的知识载体，更是现代人了解两千多年前社会、文化、思想、技术的直观镜像。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原标题：《古人读书，“图”与“书”孰轻孰重？》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刘迪

来源：作者：杨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