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西方称为“红色巨谍”，而他的情报功勋至今讳莫如深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预警胡宗南，说他最器重的结拜兄弟很可能是共产党。

胡宗南和戴笠的关系不错，历来都很相信他的判断。

奇怪的是，这一次胡宗南竟无动于衷，非但没有安排人秘密调查，跟踪监听，反任由其继续接触国民党的绝密情报。

胡宗南的行为如此反常，是不相信戴笠？还是有意为之？

一、胡宗南一眼就看中的英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离开北平，经天津南下，在长沙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

在日寇的全面侵略下，这种躲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12月，小鬼子飞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被夷为平地。

日寇的肆虐和残暴让学子们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接下来到底该何去何从。

人心惶惶之际，22岁的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陈忠经站了出来。

他慷慨激昂的表示，国难当头，读书已非首要任务，年轻人应该弃笔从戎，杀敌报国。

这话正好被刚刚从淞沪会战撤下，因损失惨重，到长沙补充兵源的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听到。

在胡宗南的安排下，陈忠经等几十人组成“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加入了国民党第一军。

得益于初次见面留下的好印象，胡宗南十分看重陈忠经，回驻陕西关中后对其悉心培养。

还特意把陈忠经送进由蒋介石亲任团长的“战时干部训练4团”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胡宗南安排人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仪式，和陈忠经等人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面对胡宗南的刻意施恩，陈忠经表面上感激戴德，内心深处却毫无波澜。

这不是他天性凉薄，而是从一开始两人就道不同，难以为谋。

陈忠经心向光明，少年时期就立下了报国之志。

17岁那年，曾因日本人入侵东三省愤而弃笔从戎，跑到东北区投军。

虽然因为年纪尚轻没能成功参军，但这一次的经历却让陈忠经看清楚了一个事实——靠国民党是救不了中国的。

正是因为心中有明确的方向，考进北大后陈忠经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并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社联”。

当初之所以在长沙毫不犹豫的加入胡宗南部，就是收到了党组织的指示。

陈忠经的潜伏很成功，丝毫没有引起胡宗南的怀疑。

但由于没受过专业的培训，干地下工作的时候束手束脚，无法使出全力。

1939年秋天，陈忠经借赴重庆探亲之名，秘密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见到了董必武同志。

陈忠经详细向董老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并讲述了所遇到的困难。

董老听后微微一笑，盯着陈忠经的眼睛说了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正是这醍醐灌顶的八个字，让陈忠经成长为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后三杰”之一。

龙潭后三杰

二、胡宗南身边的三大护法

胡宗南一直将自己视为文武双全的儒将，所以他非常欣赏风度翩翩、能说会道的陈忠经。

将其提拔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视为心腹。

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陈忠经开办了《研究月刊》《新秦日报》等报刊，天天出入西安国党高层交际圈，结识了不少人脉。

陈忠经能在敌人内部如鱼得水，少不了两个人的配合。

他们就是“后三杰”的另外两人——熊向晖、申健。

熊向晖

熊向晖是清华的高材生，和陈忠经一样，也是1937年通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潜伏到胡宗南身边，当上机要秘书的。

申健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抗战全面爆发后学校被迫迁到西安，他趁机打入胡宗南集团。

担任三青团西京分团书记，兼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

1941年，我党西北情报战线的核心联络人王石坚被国党特务盯上，准备抓捕。

危急关头，申健和陈忠经配合，凭借两人的人脉和地位，在军统特务手中将人硬抢出来，并成功洗白。

让王石坚的身份从地下转到地上，更高效、隐蔽的向延安传递消息。

1943年6月，蒋介石密电胡宗南，让他趁共产国际解散的良机，调集50万军队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这种同室操戈的破事无法摆上台面，所以蒋介石再三叮嘱胡宗南，行动要绝对保密。

生怕走漏消息的胡宗南非常小心，但奈何身边有六只眼睛盯着。

熊向晖第一时间就得到情报，然后在申健跟陈忠经的配合下，快速将将情报上传组织。

毛主席收到情报后立即联系了重庆的董必武老先生，让他通过英、美在国际上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内战”的阴谋。

同时，朱老总明码致电胡宗南，将他的行动计划公布于众。

事情提前暴露让胡宗南意识到自己身边有共党分子，但却从来都没有怀疑过陈忠经三人。

日常除了配合其他两人传递绝密情报，精通外语的陈忠经还负责招待外宾的工作。

1944年5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西安，了解西北的真实抗日现状。

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国民党顽固分子捏造谎言，肆意抹黑八路军，企图在国际社会上丑化中国共产党。

敌人的卑劣行径让陈忠经很是不耻。

于是，他在晚上的聚餐会上巧妙地同外国记者一一解释，轻易就化解了敌人的阴谋。

1945年小鬼子投降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赴西安与胡宗南会面，讨论战区接收及后续部署等事宜。

因为陈忠经的父亲陈延晖是徐永昌倚重的幕僚，所以陈忠经经常以看望父亲和“徐伯伯”为名，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与父亲同住，以便收集机密情报。

一次，陈忠经借着徐永昌与胡宗南开会之际，进入父亲房间查看机密文件。

就在陈忠经快速翻阅资料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响动。

徐永昌带着人提前回来了。

眼看就要暴露，陈忠经灵机一动，快速打散床上的被褥，装作刚刚睡醒的样子，哈欠连天的打开了门，这才有惊无险的躲过一劫。

徐永昌

三、走到台前

虽然陈忠经一直都很谨慎，没有露出过任何的马脚。

但在敌人内部干情报工作，危险是无处不在的，这种危险有的时候甚至来的莫名其妙。

因为陈忠经在国民党内部升官太快，许多人开始眼红，想要除之而后快。

一次，陈忠经乘火车到外县视察时，就被“自己人”给盯上了。

当时陈忠经毫无防备，被真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在一个小车站堵了个正着。

危急关头，陈忠经抢先发难，连甩对方两记耳光，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斥责对方这是想造胡宗南的反，是通共分子。

这不按套路出牌的做法把对方给整懵了，等他们反应过来，陈忠经早已躲进火车，飘然离开了。

这件事情后来被戴笠给知道了，他专门提醒胡宗南，说陈忠经可能有通共嫌疑，让他多留留心。

一直都很信任戴笠的胡宗南嘴上答应的很好，但却没有任何实际举动，依旧将陈忠经视为心腹。

1947年，胡宗南为加强自身势力，先后派陈忠经、熊向晖、申振民赴美深造。

就在陈忠经三人离开后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北平地下党组织早当地人破坏，王石坚被捕，陈忠经三人的身份暴露。

胡宗南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自己一直以来的行动都会被延安方面提前掌握。

气急败坏的他想要将三人除掉泄愤，可却已经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党中央并未就此放松警惕，周总理第一时间联系莫斯科方面。

通过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秘密帮助，陈忠经等人离开美国，经香港中转，于1949年7月1日到达北京。

次年11月，陈忠经化名“陈翘”，以新中国外交代表团法律顾问的身份，跟随伍修权同志参加了第一次联合国会议。

国民党方面对陈忠经恨之入骨，在中国代表团出发的第二天，就通过《中央日报》头版刊登了“陈翘者，即陈忠经也”的新闻。

国民党方面的小把戏完全没有被陈忠经放在心上，到纽约后，他直接不装了，堂堂正正以陈忠经的身份驰骋外交赛场。

1960年4月，陈忠经以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身份，率领101人组成的艺术团出访欧洲、南美、加拿大等地。

此次出访历时7个月，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打破西方国家的偏见，向全世界展现了新中国的魅力，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

回国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艺术团，并予以陈忠经高度评价和肯定。

2014年7月13日，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共情报元老”“红色巨谍”的陈忠经同志因病在北京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陈忠经同志逝世后，中央为其举办了高规格的追悼会。

这场追悼会的规模不大，但级别却高的吓人。

这让不少人猜测，陈忠经对我党的贡献远不止解密的这些，有许多惊人的功勋很可能还未被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