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福建军区成立时各个分区负责人分别是哪些人呢？

1933年夏天，闽西山区的雨来得格外密。宁化、长汀一带的山路上，挑夫、通信员和伤员担架队混在一起，时不时就会有人抬头望一眼阴沉的天空。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福建军区现在这么多部队，这仗还打得下去吗？”身边的老红军把烟头一摁，说：“部队散不了心，就能打下去。”这句半带粗话的回答，其实点出了当时一个关键变化——福建军区已经不再是零零散散的地方武装，而是一个有明确建制、有成体系指挥机构的军区了。

红军福建军区从哪里来？它的根子在闽西，在中央苏区的整体布局里，这个军区和江西军区、闽赣军区、闽粤赣军区一起，撑起了苏区的东南侧翼。这里走出来的人，将来军中名将、开国功臣比比皆是，叶剑英、伍修权、谭震林、方方等人，都和这片红土地有着直接联系。要弄清楚福建军区成立时各分区由谁主抓，离不开当时的大背景和这批负责人的来龙去脉。

1933年前后，中央苏区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围剿”。闽西这块地方，一面要挡住国民党军从福建、广东方向的压力，一面要向外扩展根据地。原来只靠零散的闽西军区已经不够用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中革军委下令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将闽西军区改组为福建军区。军区正式成立时间定在1933年2月，闽西武装力量自此纳入更大的整体指挥体系。

新军区一成立，就不只是换个牌子的问题，而是要搭班子、定架构、划分区块。谁来负总责？军区首任司令员，是时年三十出头的刘畴西烈士；政治委员由从湖南走出来、在闽西颇有威望的谭震林担任；政治部主任是长期在苏区从事情报和政治工作、经验颇丰的李明光；参谋长则是战斗经验老到的杨海如。为了统一军区范围内的军事行动，又设了军区总指挥，由古柏、周子昆共同担任。

这几个人，背景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连年战火中被一步步推到前台的人物。刘畴西出身湘赣边界地方武装，指挥作战干练果决；谭震林1927年前后就投身革命，后来在地方党组织、红军部队中都干过要职；李明光曾任情报、组织等职，熟悉苏区党政军情况；杨海如则是典型的“老作战军官”，对部队调动和战场组织很有一套。军区总指挥古柏，更是其中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人物。

古柏本名古田景，江西寻乌人。年轻时就走上革命道路，参加过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也经历了1927年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担任过中共寻乌县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还做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是那种兼有党务、政务和军事经历的干部。

有意思的是，古柏在许多苏区老红军心目中，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毛泽东的重要助手。红一方面军时期，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总前委委员兼秘书，参与军政决策和文件起草。著名的《寻邬调查》，就是毛泽东在寻乌进行实地调查、由古柏协助整理的成果之一。在土地革命的关键阶段，古柏坚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这在当时并不算“轻巧”的选择。

因为这份坚决，古柏后来就成了“左倾”冒险主义者重点打压的对象，职务被撤，权力被削。即便如此，他仍被留在重要岗位，继续担任红军福建军区高级指挥员。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准备长征时，古柏被留在赣粤边坚持斗争，负责开辟和巩固游击根据地。1935年3月6日，他在广东龙川上坪突围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生命停在了一个极为年轻的节点。

一、从闽西武装到福建军区：独立师的骨架

福建军区刚成立那会儿，手里的力量并不少，但分布很散。为了便于机动和指挥，军区下辖四个独立师：独立第7师、第8师、第9师和第10师。同时还设有两个指挥分部：杭永武泉、汀连宁清。这样一来，闽西、闽北、闽南之间的战斗力量，可以根据敌情迅速调度。

独立第7师师长叫张瑞标，是个典型的“闽西土兵”出身。早年在福建宁化县当警卫连连长，1929年参加红军后，从地方游击队做起，先是宁西游击队队长，后来做到红34师副师长，再后来到了福建军区，任独立第7师补充团团长。再往后，部队扩编，他直接被推上独立第7师师长的位置。

张瑞标虽然出身农家，没有什么系统军事教育背景，但打起仗来大胆泼辣，敢打硬仗。有一段时间，红一方面军东征闽西，面对的就是武平、宁化一线的国民党守军。张瑞标带着敢死队，一次次冲锋在前，协助主力部队拿下武平、宁化等县城，对闽西根据地的稳固起了不小的作用。

1934年7月，福建军区准备围歼武平境内钟绍奎部。战斗打到白热化阶段，张瑞标指挥部队猛冲，自己也冲在最前面，在一阵密集的火力下中弹牺牲，只有27岁。对于当时的红军干部来说，这样的年龄并不算“少年”，但放在今天，很难不让人感慨。

再看独立第8师。这个师的师长韩伟，政委是郭滴人。韩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仍活跃在解放军序列，是红军时期就已经打出名声的指挥员；郭滴人则是政治工作老手，擅长做群众工作和部队思想动员。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颇为默契。正因为这样的搭档，独立第8师在闽西、闽北一线的活动相对稳健，能打也能守。

独立第9师的班底也不简单，师长陈树湘、政委张梁。陈树湘是湖南人，早期参加农民运动，后来加入红军，很快就成长为能独立指挥一方的将领，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曾担任重要职务，以忠诚和顽强著称。福建军区时期，他率领第9师在闽北、闽浙交界一带活动，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力量。

独立第10师的师长张荣发、政委张平凯，两人都是老红军，但在后来的发展路径上，出现了明显分野。张荣发主要活动在地方部队中，战斗中屡立战功；而张平凯，则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到了更高的台阶。

张平凯，湖南平江人，1910年生。1927年他就参加革命，走上了那条险象环生的路。红军时期，他先后担任红5军第3纵队第9大队大队长、红19军56师政委等职务，在湘鄂赣苏区和闽西苏区均有足迹。他参与指挥的战役里，有上杭、广昌，也有血战湘江。每一仗都不轻松，能活下来、还能升任师级政治委员，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张平凯的能力并不局限于“会打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先后担任生产民运部部长、政治宣传部部长，既管生产，又抓宣传。等到解放战争打响，他又被派往东北，担任冀察热辽军区武装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辽沈战役中，锦州、沈阳、长春一线的作战和攻坚，需要强大的后勤和群众工作做支撑，这里面就有他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张平凯出任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一直到1990年11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和许多在福建军区出身的战友相比，他算是少见的“善终者”之一。

在军区的架构内，两大指挥分部同样关键。杭永武泉指挥分部，总指挥是郭清义；汀连宁清指挥分部，总指挥则是杨遇易。前者负责杭（上杭）、永（永定）、武（武平）、泉（清流）的武装活动，后者则统筹汀（长汀）、连（连城）、宁（宁化）、清（清流）等地的军事掩护和游击作战。指挥分部不像师那样集中兵力打大仗，但在根据地的日常防守和机力出击上，作用一点不小。

二、军分区的搭建：地方与军队的纽带

1933年6月，福建军区在独立师、指挥分部之外，又进一步建立起军分区制度。这样一来，地方政权、地方党组织和军队之间，就有了更直接、更高效的纽带。那一年，福建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各有自己的负责人。

第1军分区司令员是吴梦云。他的名气或许不如后来那些开国将帅响亮，但在当时，吴梦云对闽西地方武装的整合、扩充，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既要打仗，又要组织民兵、发动群众，还要协助地方政府落实土地政策，任务繁重。

第2军分区的司令员是李韶九，政委张淡。一个负责军事，一个抓政治，两人共同承担着闽西、闽北交界处较大范围的防御与机动作战。张淡出身早期党员，做群众工作有一手，对士兵思想疏导、地方组织建设都很上心。第2军分区在1933年至1934年的斗争中，屡次配合军区主力出击，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第3军分区由霍步青担任主要负责人，这个名字，在研究党史、军史的人当中，并不陌生。霍步青1902年出生于重庆綦江县，早年就投身学生运动，后来参加北伐军，在第26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那会儿的26军，是北伐中一支重要力量，政治部工作并不轻松。

很快，他又奉命转入秘密工作。霍步青是黄埔军校出身，素有“黄埔高材生”之称。毕业后，他被吸收入中共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地下交通工作。这份工作极其危险，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中接送领导人、传递机密文件。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刘安恭等人，曾多次在他的掩护和安排下，从上海、武汉等地安全转移至苏区。

1931年，顾顺章在上海被捕后叛变，中央许多秘密机关暴露，特科系统遭遇严重破坏。由于曾经参与大量机密工作，霍步青的身份也随之暴露。为了安全起见，组织决定调他离开城市战线，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来到苏区后，他并没有因为“老资格”而要求特殊安排，而是主动投入到最基层的生产运动和群众发动中。

在闽西，他不仅参与建立第3军分区，还大力推动开荒生产。那时前线供给十分紧张，粮食、布匹、弹药都短缺。为了支持前方作战，他带头发动群众垦荒、种粮，用生产自救减轻苏区压力。在当时的苏区干部中，能一边抓生产一边兼顾军事的人，并不多见。

遗憾的是，霍步青身体一直不好。日夜操劳，再加上旧病未愈，1933年9月13日，他因病在福建宁化去世，年仅31岁。对于一个还在上升期的干部，这个年龄确实太早。

第4军分区的配置更为熟悉：司令员兼政委由伍修权担任。伍修权1913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比张平凯还要小三岁，却极早投身革命。参加红军以后，他在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国际联络等方面都有重要表现。福建军区时期，他一肩挑起第4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两职，既要指挥作战，又要抓政治路线的落实。闽西、闽东一带的许多重要战斗，他都亲自带兵上阵。

值得注意的是，军分区在福建军区整体布局中的地位，常被后人忽略。独立师主打战役，指挥分部管的是几个县一片区域，而军分区则起到上下贯通的作用。它既接受军区统一指挥，又和县、区、乡的苏维埃政权打交道。举个简单的例子，一次较大规模的清剿作战，需要抽调民兵、担架队、运输队，组织粮食征集，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军分区牵头，很难高效完成。

也就是说，福建军区的“骨架”主要在四个独立师，而“血脉和神经”，很大程度上就在这几个军分区和指挥分部身上。

三、从鼎盛到撤销：福建军区的短暂历程

从1933年2月正式成立，到1935年4月被正式撤销，红军福建军区走过的时间并不算长。不过，在中央苏区整个抗“围剿”的过程中，它起到的作用，却绝不只是“陪衬”。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福建军区所属各师、各军分区，在闽西、闽北一线承担了大量防御和牵制任务。往往是敌军从赣南方向发起主攻，闽西这边的部队就从侧翼、后方进行游击袭扰，迫使敌人分兵。这个阶段，福建军区的独立第7师、第8师、第9师、第10师，频繁出击，打了不少漂亮仗，为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歼敌创造条件。

不过，随着“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扩大，军事指导上开始频频出现问题。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被迫采用“硬碰硬”的堡垒战和阵地战策略，在兵力、火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正面死扛。福建军区所属部队也不得不按照这一思路行动，损失显著增大。

1934年秋冬，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福建军区及其所属的许多部队，并没有随主力一起远征，而是被安排为“留守武装”。这些部队一方面要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当地斗争，牵制敌人，力求保存火种。

在这段极为艰难的时期，福建军区机关和所辖军分区、独立师的损失非常严重。敌军大规模“清剿”，不断推行“碉堡政策”和“围乡灭绝”手段。游击队被迫四处转移，许多指挥员牺牲在山林、村落之间。1935年3月前后，原有的福建军区机关已遭到严重破坏，有的被迫转入更隐蔽的状态，有的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1935年4月，苏区留守中央局下令，正式撤销福建军区建制。这一调整，并不意味着闽西、闽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就此结束，而是以更为分散、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存在。游击队改编、缩编，地方党组织转入地下，许多原来在军区担任要职的干部，被分散到各个游击区坚持斗争。

从人员命运上看，福建军区这批骨干的结局颇为唏嘘。能够查到明确记载的几位关键人物中，古柏在1935年3月战斗中牺牲，年仅29岁；张瑞标1934年7月阵亡，只有27岁；霍步青1933年9月因病逝世，31岁。

而在这些早逝的身影之外，也出现了少数能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甚至参与建国后国家建设的老红军。张平凯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位，从红军独立师政委一路做到解放后省军区副政委，完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重要时期。伍修权后来则在外交领域、军队高级岗位上承担重任，成为新中国的重要将领之一。谭震林也在建国后担任党和国家多项重要职务。

站在福建军区这段历史的角度来回看，可以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在这里磨砺出来的干部，不只会打仗，更熟悉地方情况、懂政治、懂组织群众。这和福建、闽西地区斗争环境的特殊性有关。山地多，交通不便，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如果只会正面硬拼，很难站得住脚。必须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权建设和生产运动，否则根据地根本维系不下去。

从更长的历史链条看，福建军区虽然只存在两年多时间，但它连接起了多个时期、多个层面：一头连着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那一代早期革命者的经历，比如古柏；一头连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将领和干部，比如张平凯、伍修权；同时还把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区，与东南沿海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紧紧拴在一起。

福建军区被撤销后，革命力量在福建并未中断。闽西、闽东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活动，到抗日战争时期，又逐步恢复并发展起新的抗日武装和党组织。只是那一代在福建军区打拼、牺牲的指战员当中，能活着等到后面阶段的人，已经不多了。

附录中的解放前福建省委历任书记名单，从1926年到1947年，把这一地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变动，交代得相当清楚。方尔灏、徐琛、陈昭礼、陈明、罗明、刘谦初、刘晓、陈寿昌、陈潭秋、方方、刘少奇等一长串名字，既是这一地区革命运动脉络的缩影，也与福建军区的建立和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人曾在闽西、闽北的山村、城镇间奔走，筹划武装斗争，组织苏维埃政权，其中一部分后来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福建军区的筹建与领导。

红军福建军区的历史，被定格在1935年春天的那道命令里。但在闽西、闽北的山岭间，人们提起当年红军的故事时，仍会说到那些独立师、军分区，说到古柏、张瑞标、霍步青，也会提到那几年频繁出现的四个字——福建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