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斌入狱称自己很快出去，获释当天典狱长祝贺高升！

一九四六年春天，南京城的天色阴沉得很，宁海路看守所里却有点热闹。新押进来一位“大人物”，穿得还算体面，手里死死拎着个公文包。有人认出他，小声嘀咕：“那不是当年在南京风光得很的缪副院长吗？”有人试探着问：“缪先生，也到这儿来了？”这位“大人物”嘴角一翘，淡淡回了一句：“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很快就会出去的。”

有意思的是，从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往前倒二十多年，就能看清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铁窗之内，又如何被推上枪口之下。

一、从黄埔教官到汉奸骨干：路是自己选的

缪斌，一九〇二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读书人家庭。少年时读的是传统私塾，后来赶上新学兴起，改上新式学堂，算是沾上了时代的光。二十年代初，中国局势乱成一锅粥，军阀混战，政局飘摇，他却在乱局中找到了自己认定的“出路”。

一九二四年，他加入国民党，很快又进入黄埔军校任教官。那会儿的黄埔，在青年心里有点“神圣地标”的意味，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等人都曾在那儿活动，能在黄埔教书，脸上是很有光的。缪斌不算前台风云人物，但也算“革命元老”一层的资格。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出师，他被何应钦看中，调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属于何应钦的嫡系。在国民党内部，站到哪一排队伍，很大程度决定一辈子的命运。缪斌眼光挺准，抱住了何应钦的大腿，北伐节节顺利，他顺势水涨船高。

北伐成功后，他被派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实实在在的一方显官。这时候，人性的弱点就冒头了。有权就有钱的诱惑，他没扛住。贪污受贿的事越搞越明目张胆，风声传得很快，江苏老百姓怨气很大，连上头都看不下去。一九三〇年，他被撤职查办。

按理说，这种情况要是普通官僚，多半是牢狱之灾少不了。可他后台硬。处理结果很“温柔”——既没有真正追究刑责，反而让他拿着早年捞的钱，摇身一变出国“留学”。这一手，把不少人都看愣了：有人被查是进去蹲，他倒好，是出国镀金。

一年多后，他从美国回国，自称学了“新思想”，打算经商办实业，搞一番“经济建设”。说出口话挺好听，骨子里想的还是“发大财”三个字。

就在这时候，老上司何应钦又伸来一只手，邀请他回到政治圈里来。原因也不复杂：一方面，缪斌懂日语；另一方面，他在南京政府中没有公开职务，身份方便隐蔽活动。何应钦要他干的，是在南京和东京之间搭些“看不见的桥”，寻求对日妥协的道路。

从这一刻起，缪斌的人生，已经悄悄偏向另一条轨道。

他开始频繁接触日本特务人员，表面上是周旋、斡旋，实际上是一次次试探自己的底线。一个人若是心里没根，很容易在一次次妥协中把自己赔进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本军队大举南侵，不久攻占南京。这一年，对缪斌来说，是个分水岭。他在日本特务头子吉野弘实、吉村虎雄的游说、收买之下，彻底投降了自己的底线。同年十二月，公开出任“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正式站到侵略者那一边。

这所谓的“新民会”，打着“民间团体”“中日亲善”的旗号，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关操纵的汉奸组织，和伪满的“协和会”性质差不多。表面唱的是和平合作，干的却是配合侵略、麻醉民众的勾当。

从黄埔教官、北伐政工干部，到汉奸组织骨干，中间只有一步路，可这一脚跨出去，就再难回头。

二、脚踏几条船：聪明反被聪明误

投日以后，缪斌的“官瘾”迅速膨胀。日本为了包装所谓“共荣”，在亚洲搞“东亚联盟”，又在中国设“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一九三九年，他挤进该组织，成了里头的活跃人物。同年六月，他从北平赴东京，参加日方牵头的“南北汉奸组织改组会议”。

那次会议，本质很简单：日本想整合在华的各路汉奸势力，以汪精卫集团为核心，建立统一的傀儡政权，把原先各自为政的伪组织收编起来。缪斌去东京，不外乎就是跟汪精卫那边讨价还价——能当什么官、权力有多大，这些才是他关心的。

谈来谈去，结果自然是“达成共识”。一九四〇年六月，缪斌正式投靠汪伪政权。第二年，他坐上了伪“立法院副院长”的位置。这个位子，在东京早已经给他写进账本里了。

不过，这个人从来不是老老实实的“忠心汉奸”。若说他有什么“原则”，那就是哪一边对他有利，他就往哪一边靠。日本势力强时，他贴在日本人身边；风向一变，他立刻开始琢磨退路。

抗战形势发展到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日本在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接连吃败仗，气数已见衰。缪斌嗅觉很灵，心里盘算得清楚：汪伪是日本扶起来的，若日本战败，汪伪就是一纸空壳，弄不好还要被清算。他不愿做陪葬品，于是开始暗中同重庆方面接触。

他有老关系在那边——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戴笠掌控军统，有这两个人做窗口，联络并不困难。一段时间里，他在表面继续为汪伪卖命，私下却通过各种渠道往重庆传递消息，希望给自己留下“功劳簿”。

日方也不是吃素的。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写给何应钦的一封信，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截获。这封信里掺杂着对战局的判断，对重庆的态度表达，一旦曝光，对汪伪来说就是赤裸裸的“吃里扒外”。

汪精卫震怒，下令逮捕缪斌，将其软禁。事情闹得不小，一时间，上海、南京各路汉奸圈里都在看这出戏。可是，日本方面衡量后认为：这个人懂日语，又有和重庆方面的线索，还有利用价值。日特机关出面斡旋，汪伪一再权衡，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放是放了，但不敢再让他坐太高位子，只给了个伪“考试院副院长”的位置。名义上还是“院级大员”，实权已经缩水。但在另一条线上，日本人却对他另眼相看了。

日特机关觉得，这个人既能和重庆联系，又愿意为日方效劳，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利用他打通对蒋介石方面的情报渠道。为此，日本人默许他使用日方无线电台。驻沪日本记者田村，又把他介绍给日本内阁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绪方再往上牵线，他还被介绍给日本首相小矶国昭。

到了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缪斌既是汪伪的高官，又跟日本高层有往来，还暗通重庆，在他自己看来，这叫“一人三吃”。他也确实自以为聪明，觉得不管哪一方最后赢，他都能说得过去。

但有时候，所谓左右逢源，离“里外不是人”只差半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全面溃败，他在日本那边奔走的一场“和平行动”，把他彻底送上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三、秘密和谈与“替罪羊”的命运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会，讨论战后世界格局，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这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日本。会议规格很高，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都在场，单单没有蒋介石的位子。

这件事，在重庆高层内部引起不小的焦虑。很多信息蒋介石拿不到，尤其对两个问题十分担心：一是日本是不是还有可能利用汪伪政权搞什么“和稀泥”，保留一部分傀儡结构；二是东北、华北等地的投降区，由谁去接收，如果被共产党一口气拿下大片区域，对国民党将非常不利。

战争接近尾声，对局势缺乏掌控感，这种时候，很容易生出各种打算。有资料显示，重庆方面在考虑是否绕过盟国，单独跟日本打“私下和谈”的算盘。表面上，美国、英国、苏联等盟国与日本的对日政策是统一的，但各方各有心思，蒋介石担心自己被牵着鼻子走，于是萌生出一条“另开一条线”的想法。

谈判需要有人去跑腿，需要有人如今常说的“出面沟通”。戴笠在军统系统里物色人选时，盯上了缪斌。这个人身在汪伪高层，又同日本高层有联系，最关键的是，和重庆那边一直有暗线，很适合在几方之间周旋。

缪斌当然明白，这是一件极危险、又极可能带来“奇功”的事。他提出，要有明确授权，不能日后背不上号。于是，戴笠给他提供了一个身份：重庆方面秘密“和谈代表”，并给出了手令性质的文本。

就这样，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缪斌以“秘密代表”的身份赴日，见到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谈话的核心内容，大致可以概括成几个要点：日本军队全部撤出中国领土；南京的汪伪政权和东北的伪满洲国一律解散；在此基础上，中日双方缔结和平条约。

站在当时日本的角度，这个条件很诱人。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本土遭到空袭，国内民心涣散，战争能否坚持下去，已经是问题。能在保住天皇体制的情况下，与中国单独和解，对他们而言不失为一条出路。

不过，各路势力对这份“和平草案”的看法不一致。

日本首相及其周围的一部分人，对这一方案颇有兴趣，认为如果能迅速与中国达成和平，有利于腾出手来应对美国。外务省内部一些人却反对解散汪伪政权，觉得这块招牌还能利用。还有一股声音，干脆认为缪斌是在“吹牛”，怀疑他根本无法真正代表重庆方面。另有以外相重光葵为代表的一派，则忙于尝试与苏联接触，希望通过莫斯科在对日问题上打开局面，对蒋介石绕过盟国的做法并不买账。

几股力量纠缠不清，结果是：日本高层在内部会议上决定，将缪斌“遣送回国”。他在日本短暂躲藏了一阵，随后回到上海。没过多久，重庆方面也让他停止所谓“全面和平方案”的活动。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日本在原子弹轰炸和苏军出兵的冲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波茨坦公告》生效，汪伪政权土崩瓦解。各路汉奸惶惶不安，有的准备逃亡海外，有的暗中投奔各地国民党军队，希望“戴罪立功”。

在这片慌乱里，缪斌显得格外“镇定”。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居然得到重庆政府的一纸嘉奖令，还拿到八万元奖金，上面署名是蒋介石。理由是：他曾经以“和谈代表”身份，奔走于日本高层之间，为“争取有利条件”作出贡献。

这份嘉奖，让他更加飘飘然。他以为，这就是一张护身符。有这东西在手，他相信自己不可能被简单归入“汉奸”一类。

偏偏命运转折也来得很快。当年三月，军统头子戴笠乘机从南京飞重庆途中，飞机在山中失事，机毁人亡。缪斌在日本活动时所有关键交接，几乎都通过戴笠。戴笠一死，很多事情就成了“死无对证”，而那份嘉奖令也变成一张极其尴尬的纸。

更要命的是，美国驻日盟军在接收日本战时内阁档案时，发现了《缪斌与东久迩宫和平会谈记录》之类的文件，其内容显示，在盟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庆方面有人同日本战时高层秘密接触。苏联方面公开谴责重庆，美国方面也通过麦克阿瑟电询蒋介石，要求解释。

身处这种局面，对蒋来说，承认这种“私下和谈”，无异于承认自己违背盟约。他干脆一口咬死：绝对没有这种命令，也绝对没有授权任何人代表重庆同日本秘密谈判。既然否认，那就需要有人出来扛这个责任。

这个人，很快就锁定为“缪斌”。

四、监牢里的最后一程：一句“高升”，一条人命

蒋介石的密令下去不久，缪斌被捕，押入南京宁海路看守所。进入监狱的那天，他还认为这只是“演一出戏”，做给外人看的。他提着那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对狱友说自己“很快会出去”，靠的就是包里的东西——嘉奖令和相关证明。

看守所里的人原本不信，可第二天发生的事让人有点发愣。他被安排住进所长办公室改成的房间，床铺干净，饭菜丰盛，据说是何应钦司令部指定的南京某酒菜馆送来。外人看不见的地方，他照样享受着特殊待遇。

没过几天，何应钦亲自来探视。两人谈了许久，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个动作极关键——何应钦临走时，把缪斌视作“保命符”的公文包带走了。“现在局势复杂，东西放你这里不安全，我替你保管。”理由冠冕堂皇。

缪斌听了，不但没警觉，还觉得更加放心。对他来说，何应钦是老上司，资历深、位置高，又是蒋的心腹之一，有这样的“靠山”保管证据，岂不更稳？

谁料，公文包一出去，他的命也就等于交代出去了。

第二天，他被押往苏州候审。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判他。庭长石美瑜、推事卢家瑞等人，书记官朱鸣球，检察官李曙东一齐到场。缪斌的夫人项秀锦忙着请来三名律师：解树强、张竺、季福生，一字排开，阵势看上去不小。

开庭之初，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审判过程就像入狱时的“走程序”，走一圈，再由上头打个招呼，事情就过去了。但很快，他发现这次完全不一样。庭长按照《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以及第十三款，对他提出公诉。条文说得很清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情节重大者，可处死刑。

公诉方开始一条条宣读他的罪状：投日任伪职、参加伪组织、鼓吹“中日合作”、配合日本侵略宣传……这些都在预料之中。真正让他心里一沉的，是“赴日和谈”被拿到台面上来。他连忙辩解，说那是奉重庆命令行事，有手令、有嘉奖令，不应认定为“通敌”，而是“为国奔走”。

庭审现场，检察官问他：“有何证据证明是奉命行动？”缪斌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公文包，却只能苦笑。他这才反应过来，所谓“证据”，已经被何应钦拿走，再也回不到自己手里。没有文字，没有手令，没有嘉奖令，一切说辞就成了“空口白话”。

政治斗争的残酷，一下子显出本色。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准备随时丢出去的棋子。战时需要他，他就是“和谈代表”；战后需要甩锅，他就成了“通敌汉奸”。

庭审持续数日，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下午，法院宣判：“缪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宣判书念完，法警高声：“退庭。”木槌一落，这位曾在南京呼风唤雨的“伪副院长”，人生只剩下最后几十天。

他不甘心，要求妻子和律师提起上诉。说穿了，他仍旧抱着一线希望，觉得“上头”会在关键时刻出手。项秀锦确实跑前跑后，又送钱又找关系，尤其拼命往何应钦那边“送礼”，据说连汽车都送了几辆，希望能换回一条命。

但这一次，不管送多少东西，都像扔进深井，没有声音。因为要他死的，是蒋介石本人。在国民党掌控的地盘上，没有人敢真的顶着蒋的意志来“救人”。

五月二十一日清晨，苏州监狱的铁门轻轻响了一下。典狱长推门而入，看着他，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恭喜老缪，今天高升了。”这一句“高升”，在监狱这种地方，是一种常见的冷幽默，指的是从牢房“升”到刑场。

缪斌愣了半晌，看着对方的脸色，终于彻底明白过来。什么走过场，什么上诉，什么“老上司保重”，通通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从被捕那天起，命运就已经写好了结局。

沉默了很久，他只说了一句：“请照应一点儿。”意思很简单——行刑的时候，动作干净利落，少受些皮肉之苦。

临刑前，检察官李曙东按程序问他，有没有遗书要写。他提笔写下四句话：“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这四句，字面上极其自我拔高，把自己包装成“为和平奔走、以死明志”的人物。

对了解他一生所作所为的人来说，这几句不啻为一种讽刺。曾经做过什么，档案摆在那里；曾经站在哪一边，民众心里有数。写几句自抬身价的临终诗，改变不了任何事实。

枪声响起这一天，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至此，他成了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第一批汉奸之一，名字被牢牢钉在那份“名单”上。

回过头看，他的一生并不复杂。年轻时站过革命队伍，也算有过“正面履历”；中年贪腐，被撤职免刑，靠关系起死回生；后来在民族生死关头，投靠侵略者，又在战争后期脚踩几条船，自以为聪明，结果成了各方都嫌弃的弃子。最后，既没能洗掉汉奸的罪名，也没换来真正的“功劳簿”，只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颇为尴尬的注脚。

不得不说，像他这样的人，在民国政坛并不是孤例。政治立场随风摇摆，把国家民族的安危当成个人仕途的筹码。短时间看，似乎左右逢源，时间一长，反而是最危险的一类。战场上的对手有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类人心中的那杆秤：永远只称自己的得失，从不称是非。

从他在牢里那句“我很快会出去”，到刑场前典狱长一句“今天高升”，前后不过几个月，却像把他一生的心态浓缩成了两个瞬间。前一句，是对“后台”的迷信；后一句，则是这场政治游戏给出的冷峻结果。